2003年，在日本留學的崔衛平先生通過支付寶上將自己閒置的數碼相機轉讓出去，這是支付寶成交的第一筆交易，今天這個交易訂單還掛在支付寶大樓一樓的牆壁上。從某個角度來說，這是中國互聯網商業的起點。
誰也沒料到，互聯網發展得如此之快。短短15年，互聯網商業在國內已經成了大氣候，人們逐漸習慣了無現金生活，如今大部分的日常消費都可以在手機上完成。很多人不但在網上購物，吃飯也用手機點外賣來解決。
2018年，根據支付機構發佈的公告，可以推測出支付寶年度交易筆數為1975億筆，而支付寶的老對手財付通更高達4600億筆。
支撐這個如此龐大的商業系統的重要一環就是海量的從事快遞與外賣的年輕人。就像上世紀80、90年代，國內製造業享受了巨大的“人口紅利”，這十幾年，互聯網商業也獲取了一波“人口紅利”。
製造工廠的流水線工作枯燥而乏味，相比之下，送外賣、快遞的工作雖然也很辛苦，但自由度更高，收入也可能更高。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在找工作的時候不願意再進廠，而是選擇了送快遞、外賣的工作，大量的勞動力供給給互聯網行業帶來了“人口紅利”。
與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相比，國內消費者在網上購物、訂外賣的成本更低、服務更好。為了爭奪更多的市場份額，快遞公司、外賣公司也大打價格戰，變相補貼用戶，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消費者網上消費習慣的養成。
但就像製造業這些年“招工難”一樣，隨著國內勞動者的工資上漲、勞動保障要求提高，快遞外賣行業也可能很快要面臨類似的問題，“招工難”、“成本高”，這些經營壓力轉化到終端就表現為“漲價”。當消費者們已經習慣了網絡購物後，當快遞、外賣公司補貼大戰結束後，快遞、外賣費用“漲價”可能無法避免。
快遞這個生意，本質上是一個運輸拼單的遊戲，單個車輛承運的票數越多，可以擠出的利潤空間就越大；分析快遞公司的成本結構可以發現，當日均操作單量達到1000萬的時候，自動化水平就非常高了，其成本幾乎到達了壓縮的極限值，下降空間非常小。
另一方面，快遞有著極高的投資進入門檻，這意味著快遞價格大戰可能快要結束，行業格局趨於集中化，中小玩家將被陸續清場。
根據國家郵政局發佈的數據顯示：2018年前三季度，快遞與包裹服務品牌市場集中度指數CR8為81.5，同比提高3.7。市場份額及要素加速向重點企業集中，八大快遞企業（順豐、京東、德邦、中通、申通、圓通、韻達、百世）與中小快遞企業差距迅速拉開，並越來越大。
而在外賣市場中，行業加速集中更加明顯。Analysys易觀發佈的《互聯網餐飲外賣行業數字化進程分析》中顯示，2019年第三季度，美團外賣的外賣交易額佔比為65.1%，餓了嗎交易額佔比為27.4%，兩個平臺相加壟斷了外賣交易額90%以上的份額。
事實上，美團在坐穩外賣老大的位置後，就已經開始大幅減少了用戶補貼、並提高了商戶提點。美團2019年第二季度財報顯示，公司第二季度營收227億元，同比增長50.6%，實現盈利8.76億元，這是美團成立九年來的首次整體盈利。
美團創始人王興表示，伴隨著業務總量的逐漸增長，美團外賣不斷減少外賣用戶紅包，增加商戶抽成比例。這是美團盈利的重要原因。
再更深一層的分析，商戶也是做生意的，美團提高抽成比例，意味著商戶利潤的損失，要彌補這個損失，商戶要麼就從美團下架自己賣，要麼就提高產品價格，這意味著最終還是由用戶來承擔更高的配送費用。
隨著經濟的發展，當我們國家的一線勞動者收入不斷提高，甚至向發達國家的藍領工人看齊的時候，我們可能再也沒辦法像今天一樣吃到這麼便宜的外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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