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確的說，北宋“興文教”的國策是在宋太宗統治期間才徹底確定。

宋太宗時期，科舉取士的規模遠遠大於宋太祖統治時期，只此一項他便大得天下人心。

宋太宗

大量取士，厚賞不斷

《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

上初即位，以疆宇至遠，吏員益眾，思廣振淹滯，以資其闕，顧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

事實上，他可不是十得一二，經常是十個錄取八九個。

太平興國二年正月，他“皇恩浩蕩”，對應屆、往屆及落第多次考生給予格外優待。

“得河南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庚午，覆試諸科，得二百七人，並賜及第。又詔禮部閱貢籍，得十五舉以上進士及諸科一百八十四人，並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格，上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人，皆先賜綠袍肆笏，錫宴開寶寺，上自為詩二章賜之。

這樣的錄取比例實在是破天荒的，“寵章殊異，歷代所未有也”，使得大臣們深感擔憂。

“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上意方欲興文教，抑武事，弗聽。”

等到對呂蒙正這批考生賞任完畢，他們將走馬上任各地，宋太宗“特召令升殿”，諄諄教導他們要好好做事，且再賞賜每人“二十萬”。

及蒙正等辭，特召令升殿，諭之曰：“到治所，事有不便於民者，疾置以聞。”仍賜裝錢，人二十萬。

呂蒙正

所謂的“裝錢”，是指置辦行裝的費用，一人二十萬，仍是歷代未有的。

以上僅僅是太平興國二年的一次科舉，可見宋太宗對文教的重視力度之大。

覆試親自出題

殿試的時候，宋太宗更是經常親自出題，“內出詩賦題覆試進士”，以示重視。

宋太祖代周後，在統一大業上取得很大功績，“下西川、平嶺表、收江南，而吳越納籍歸覲”，到宋太宗時期，他也沒有閒著，福建陳洪進歸附，太平興國四年又平定北漢，“海內自此一統”。

宋太宗非常高興，那年御試進士，他親自出題，命考生“六合為家”為賦題。

無疑，這是一個應景的考題。

進士王世則很快交卷，賦曰：“構盡乾坤，作我之龍樓鳳閣；開窮日月，為君之玉戶金關。”

史書記載，宋太宗“覽之大悅，遂擢為第一人”。

其他的大加稱頌的也都登第。

由“先進卷子者賜第一”到打擊先交卷者

起初，宋太宗對進士的“覆試”，考察的重要標準是誰率先作文完成，“先是，胡旦、蘇易簡、王世則、梁顥、陳堯叟皆以所試先成擢上第”，這些人都是因為第一個完成文章而被取中為狀元的。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

宋代科舉

由此，北宋科考形成了一個不好的風氣，那就是追求才思敏捷，追逐“敏速”，第一個交卷子的人便是第一名，時間一長使得士風浮躁。

“舉子輕薄，為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

“由是士爭習浮華，尚敏速，或一刻數詩，或一日十賦。”

對於這種士風，宋太宗也漸漸覺察不妥，除了“令糊名考校，第其優劣，以分等級”，實行糊名法外，宋太宗也親自行動要殺一殺士子這股歪風。

淳化三年三月科考御試，宋太祖自出試題《卮言日出賦》。

這是一個冷僻的考題，出自《莊子》：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宋太宗劇照

這是一個太偏門的考題，《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道：

“是科，內出《騠言日出賦》題，試者駭異，不能措詞，相率扣殿檻上請。而會稽錢易，年十七，日未中，所試三題皆就，言者指其輕俊，黜之。”

宋太宗出了這個冷僻的題目後，考生“不能措詞”，“相率扣殿檻上請”。其中有個倒黴的錢易，還不到日中，就答完了全部題目，但是被指責為“輕俊”，被罷黜不取。

根據宋人魏泰《東軒筆錄》記載，這件事就有趣多了。魏泰記載宋太宗出了這個冷僻的題目後很是得意。

太宗皇帝自出試題《卮言日出賦》，顧謂侍臣曰：“比來舉子浮薄，不求義理，務以敏捷相尚，今此題淵奧，故使研窮意義，庶澆薄之風可漸革也。”

宋太祖認為，這個題目“淵奧”，考生要研究其“義理”，不可能很快做出來的。

然而事實卻是很打臉。

“語未已，錢易進卷子，太宗大怒叱出之，自是科場不開者十年。”

倒黴的錢易被“大怒”的宋太宗當場趕了出去。

錢易，字希白

有了錢易的這個教訓，以後科考答題不再追逐“敏速”，而是求穩求慢。

關於這個故事，還另一個說法，那就是被宋太宗趕出考場的不是錢易，而是陳庶幾。

因為有人曾對宋太宗說：“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為勝。”

陳庶幾等考生為顯示“敏速”，竟然以“一餅熟成一韻”作為標準相互競賽。

陳庶幾在當時已經是個小有名氣的士子，也有希望高中的，但是宋太宗聽聞這個消息很不高興。

“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捲了，遽叱出之。由是（孫）何為第一。”

淳化三年三月的這次科考，最終“苦思遲”的孫何得了第一，考試風氣開始逐漸轉變。

對於孫何這一屆考生，宋太宗仍是大開錄取之門和優待。

宋代科舉

“得汝陽孫何以下凡三百二人，並賜及第，五十一人同出身。就宴，賜御製詩三首，箴一首，及新刻《禮記·儒行篇》。”

有了宋太宗的親自倡導，很快“重文教、抑武事”的風氣就在社會蔓延開來，併成為大宋的國策和“祖宗之法”。

宋朝文武殊途，重文輕武，除了宋太祖時基調外，宋太宗的倡導也無疑是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