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冀平創作於1998年的話劇《德齡與慈禧》取材自清朝覆滅前夕被慈禧召進宮內的貴族宗室女子裕德齡的回憶錄，是香港話劇團的經典劇目之一，自從初次上演之後多次獲獎，還曾入選過香港的中學課本。今年這部戲由天津人藝和香港話劇團聯合制作，重新排演，九月分別在北京和上海上演，獲得了不錯的口碑和爆滿的票房。但在今天重看這個20年前寫就的劇本，撇開演員的表演部分不論，單論這個用中規中矩的舞臺呈現出來的故事，似乎能轉換一下視角，重新審視其中的人物塑造和歷史敘事。
由濮存晰、盧燕主演的話劇《德齡與慈禧》。
《德齡與慈禧》中的德齡，被很多觀眾評作“晚清宮廷裡的小燕子”，而如果換一個視角看來，其實也可以說，她是一個正統意義的瑪麗蘇人物。
先彆著急反駁，“瑪麗蘇”這個來自美國《星際迷航》粉絲圈同人寫作的詞彙並不天然是一個貶義詞。如果剝除在大眾語境下層層累加上去的誇張汙名化描寫，她可以只是一種極為常見、但可能並不夠討觀眾喜歡的人物類型和視角。
她年輕美麗，活潑聰明，出身高貴，她從小在西洋長大，深受歐風美雨的浸潤，回到中國死氣沉沉的深宮，好似與她的周圍環境格格不入；但她用幾句簡單的言語交鋒就讓咄咄逼人的俄國公使夫人敗下陣來，她讓深宮中的最高權力者慈禧和名義上的最高權力者光緒皇帝都對她另眼相待，最重要的是，她單純熱烈的心思，似乎從頭到尾都沒有改變過。
這個宮廷和宮廷人物的日常生活，全因這個外來者被打亂節奏，電燈電話和西式布丁的奇技淫巧之外，還有德齡對宮裡的小太監也念念不忘的信條：“人人都是平等的”。面對慈禧的宮闈秘事，她也敢真誠宣揚的世界上最美麗的坦坦蕩蕩的愛情。日常生活的表象之上，牽縛著另一層政治與理念的分歧。這分歧是纏繞著中國近現代史的現代化的迷思。
20世紀初在留日學生中興起的話劇社團春柳社最早排演的話劇，就是“斷盡支那蕩子腸”的《茶花女》；五四一代的幾個著名倡導者，幾乎無一例外寫過婚姻自由自主為題材的小說和戲劇。胡適的《終生大事》發表在《新青年》上，是第一個新文學的話劇劇本。
解放人性，勇敢去愛，婚姻自主，走出傳統家庭，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最常見，也最有影響力的敘事。那麼，如果應該出走的娜拉身在皇宮又該如何？
德齡面前的光緒和慈禧，就彷彿是無法走出家門的娜拉。但魯迅一針見血的質問在這裡仍舊是有效的：娜拉走後怎樣？
卡密爾·培根-史密斯在她的著作《進取的女人們》中指出：瑪麗蘇這樣的角色，事實上是女性寫作者和讀者應對身份期待變化的方式。女作者和讀者們從活潑銳利的女孩過渡到溫順沉靜的成年女性，而瑪麗蘇則同時帶著社會讚許的成年女性的美貌，和社會不讚許的女童的莽撞，便是其中令成人尷尬，卻又無比吸引人的過渡態。
換句話說，德齡這樣的人物，也許就是很多當代人自己願意成為的樣子。寫歷史故事，就和寫同人小說一樣，往往帶著一分滿足心中遺憾的願望。甲午海戰、戊戌變法、庚子事變之後，獨自立在宮牆之內，以天真而決然的態度，想要以一己之力打動當時國家的權力者，改變歷史進程，讓國家的苦難少幾年。不管怎樣，就少幾年也好。
但除了劇中得知維新黨仍在活動而欣喜若狂的光緒，和知曉預備立憲而充滿希望的德齡，我們都知道這歷史早已是寫定了的，德齡踏足宮廷的時刻，早已是不得不“死馬當活馬醫”的時間點。熟悉近代史的人都清楚，光緒和慈禧死後僅僅三年不到的時間，就發生了多麼大的社會變革。
不過，和很多瑪麗蘇故事中最終死在男主懷中的女孩不同，這部劇中的德齡眼睜睜地看著光緒和慈禧這兩個她在深宮中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死去。慈禧臨死時，還特別派她和她父親一起去西洋考察君主立憲的事宜。她走出深宮，在越來越響的音樂中走進一片空無一人的霞光中。她的心願達成了，但又完全沒有達成。
所以這也並不是一個經典的瑪麗蘇故事。
這個寄託了對近代史無限惆悵的符號性人物德齡，宛如一個掉進了亞瑟王朝的康涅狄格美國佬，畢竟不能僅僅依靠在帝王身上注入一點自由的人性，唱幾首頌揚甜蜜愛情的歌曲，就改變一個國家和一個時代的命運。
劇中人物的對白充滿著種種時代錯位的語言和表達。光緒帝當然不可能像一個後世言情小說的男主一樣，對他包辦婚姻的妻子說出“我不喜歡你”；慈禧也不可能會公開對家人宣稱她要“坦坦蕩蕩”地對待她青梅竹馬的榮祿；而劇中人物提及的歷史事件，無論是戊戌變法、日俄戰爭、還是海外革命黨的誕生，都更像是出自後世回顧式的歷史總結，而不是當時人的視角和口吻。但這些更適合放在現代語境中的臺詞，卻因此引出了幾分超越時代的意味。正如隨著殖民強權而來的西方影響，中國人的恥辱和隨之而來的焦慮，一直是現代化進程中無法擺脫的噩夢。而當時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世界想象和民族敘事話語，至今也仍舊纏繞著我們。現代是什麼？傳統是什麼？權威是什麼？體制是什麼？自我選擇又是什麼？
在這個意義上，《德齡與慈禧》確實是一部可以常看常新的戲，因為它的表意範圍並不止於其表面情節，通過一系列編織其中的思潮、話語、許多點到為止的歷史事件，這個故事可以輻射出去很遠很遠。
回想起來，90年代的電視熒屏上滿是清宮戲，從《戲說乾隆》到《雍正王朝》，從《還珠格格》到《康熙微服私訪記》，《德齡與慈禧》完全可以放置在這個序列中理解。清朝是離我們最近的封建王朝，也是資料留存最多，易於開展種種浪漫想象的時代，卻因為多次社會鉅變，反而顯得有些陌生。當帝王下降為普通人，有了人性，那麼我們眼中的歷史又會發生如何改變？當帝王也面對著全社會都必須面對的滾滾時代潮流，他們的生活和心態又會如何？
同時，另一個可資對照的文本序列，倒是一個遠離朝堂的江湖世界。若我們重新回頭看90年代香港武打片中處理的近代史人物，從黃飛鴻（徐克的《黃飛鴻》系列）到虛構的霍元甲徒弟陳真（陳嘉上的《精武英雄》），同樣講述了古老的中國面對外來侵略者時的困境，不斷地重複著該如何對待西方的科技和外國的影響，該如何與本土頑固勢力鬥爭的問題。而習武的中國人克服“東亞病夫”的歧視，精幹的肉體依然會倒在現代科技的槍炮之下，卻也又揭示出這悲哀的宿命來。
時隔二十多年重排的《德齡與慈禧》，吸引了許多年輕人走進了劇院，其實就重新啟動了許多議題和想象。劇中20世紀初的故事，到現在也已經過了整整一百多年。在這樣的背景下討論歷史，探討人物的塑造，便有自己獨到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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