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秋，我做梦一样来到泗洪中学。
在这里，我的第一个语文老师叫王承佑，老夫子一个，夫妻两地分居，天南海北，孤苦伶仃，好似一直没有青年时代的感觉。他学识渊博，讲话挥洒自如，抑扬顿挫，很有风度，我当时朦胧在想大学教授可能就这样子了。后来他调到南京郊区一所中学，我在南京读书时去看望他，看了他的境况，依然落后形势老远，我当即写了一篇纪实散文在《新华日报》发表。他居然看到这篇文章，他拿着报纸找教育局领导，说，这是我学生写的。领导也以为是曝光，就答应尽快解决住房。这算是我对老师的一点意外回报吧。
在高中时，物理老师李克贤也对我后来产生了一定影响。其实，我一直是他老人家“严打”对象，我被他老人家批评的次数一直稳居全班第一。他老人家把物理讲的像语文，那电子，核子讲的让你能看见似的，一个物体的运动过程就是一段妙趣横生的游记。我书写潦草的坏毛病也是看他的工整的板书改过来的。他叫我写剧本在全校汇演，我们在工厂学修拖拉机就叫我写农机学员之歌，这些东西在当时虽稚嫩可笑，但对于创作来说，毕竟是萌芽了。他敢想，我敢做，他指引，我前进，一个人早期的路或许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另一个语文老师叫胡明纲，在高二时因为我写了一篇不伦不类的作文，孙宝林还在上面插了好几幅图，他是大户人家，出手大方，一幅图几乎占了满满一页，加之文字，一本作文簿也就所剩无几了------这倒不是太大问题，问题是我描写同学们在小农场抢饭吃的场面，类似威虎山土匪，无疑是丑化了革命接班人，她很为我担心，担心之余她又给我讲了一般记叙文和小说的区别、写法。四十年后，她的儿子、著名教授周晓陆来泗洪和我见面，我谈起了胡老师，他说你如此感慨，就为她写一篇文章吧，不久我就写了一篇，发给了他。他回复：阳光正面，批判调侃不足--------其实，批判、调侃都是我的强项，可关于老师的文章真不好太随意。现在我来说说胡老师。
1975年秋天，我不知道我视野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我们泗洪中学高二（1）班来了一位南方女老师，她大约五十岁左右，她的中等身材，她的红润的面色，和留着当时流行齐耳的短发，这都和我母亲有近似的地方，但看上去比我母亲和气好多，文化就更不要说了。我母亲是家庭妇女，念过几天扫盲班。她教育我这种“屡教不改”（历年老师不约而同的评价）的调皮鬼，没有一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历代劝学上进的励志典故，只有从不放弃武力的警告和行动，看到这位老师对我们笑容可掬，她那江南式普通话，与我们交谈就像轻歌慢唱，就像对待幼儿园小朋友，别的同学似乎不以为然，而我却感到受宠若惊，前所未有，更觉得这种待遇对于我实在是严重超标了。
从小学一年级起，课堂上，我经常和老师站在一起，他（她）们的教鞭常常错把我的脑袋当黑板敲打，余兴不尽还把我请到办公室貌似促膝谈心，实为训斥和恐吓；有时似乎为了我的安全，把我滞留办公室保护起来，让我在各年级老师面前丢人现眼，还恶狠狠地说，等你家长来带吧！现在有人调侃我是名人，其实我早在那时就很有名了。
老师她说我姓胡，叫胡明纲，古月胡，光明的明，纲举目张的纲（当时这个词很流行）。说完，那表情就像和我们久别重逢一样，或一见如故。我听胡老师讲课，我史无前例的发现，这位老师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把单调的课文向课文外扩展，他讲到了高尔基（个别同学说，你们小高庄姓高的也不少吧），讲浩然，讲鲁迅，讲他们作品，讲他们成长历程和一些轶事，讲他们如何以文艺为武器，是如何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特别是提到浩然仅有小学文化，讲他如何经过刻苦努力，写出了《金光大道》、《艳阳天》等等著名的小说，这对我刺激很大，因为我的学历和他好有一比，还因为当时我已经为浩然所倾倒。胡老师讲到最后就希望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不要辜负我们伟大的时代，学好语文，让青春闪耀革命的光芒。她讲的很生动，而不是像有的老师，就事论事，宣完论完，就说你们自己看吧。其实我们自己看，有时确实比他讲的效果还好。
胡老师讲课不仅生动，而且很卖力，是不遗余力，而且一直是笑着讲，她眼望前方，横扫全班。激情处，有时像五四青年街头演讲那样鼓舞人心；舒缓时，又娓娓道来，如春雨润物，讲语法它则翻来覆去，他看同学们表情有点木然，就像问小学生：我说的你们都听懂了吗？那时我们都基本无法无天，哪还在乎什么语法，可胡老师在这些课程上没少下功夫。我们有时见老师讲得满脸发红，与她那件红毛线外套交相辉映，有时还掏出手绢擦汗，胡老师讲课，同学们都感觉耳目一新，我则更觉得这课是单独为我讲的，于是我也老老实实、史无前例地坚持听完她的每一堂课，停止了以往多年如一日的交头接耳，做小动作，递纸条等屡教不改的恶习。
我当时是普通群众，又是一副农村嘴脸和行头，是一篇作文引起了胡老师的重视。重视来自惊吓，惊吓来自我的一篇作文，作文内容来自我们在小农场会餐的情形。而且是用同学中罕见的小说写法。内容大致如下：
泗洪中学在其东边五里开外有一个小农场，是广大师生劳动锻炼，改造思想的地方，尽管我们同学当中一部分来自农村，但小农场还是要去的。学校规定每一个班都必须经过三个月的劳动锻炼和考验。然后老师就会在毕业鉴定上写道：该同学能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抵制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热爱劳动，不怕脏，不怕累，埋头苦干……老师说，将来这对你们是有用的。似乎一字千金。
劳动之余，班长带领我们学马列，学了两三个星期，几个混蛋居然不知马克思是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的人，还说和泗州剧团演座山雕的马克华是弟兄吧。一向严肃的班长也被气笑了。
劳动结束要会餐，厨师老潘说，买一头羊来杀，又实惠又便宜。问谁会杀羊，我说我会。我就被委以重任，与另外一个同学在他家牵来一只小羊。小羊和我们一路走来，嗲声叫唤，孩子一样兴高采烈地跟在我们后边，以为游玩。到了小农场，我心软了，当时我自告奋勇，只因为我看过杀羊的过程，没有考虑到怜悯和勇气，只是头脑一热，个人英雄主义使然，以为总有了一次出人头地的机会。眼看晚上就要吃羊，可这时我迟迟下不了手，众望所归，僵持不下，最后是一个寡言少语的同学一鸣惊人，一刀结束了小羊的生命。
会餐因一只小羊而丰盛，也因丰盛激发大家食欲，一当地最高领导女儿因酒而兴奋，好几个人都制止不了她继续喝酒并载歌载舞，老师命令将其拖进寝室，拖拉中露出了几处罕见的部位，眩目耀眼。她含糊其词，执意要与一门当户对的男生夜归，把那男生吓的脸黄，掉头逃到树林里。此事若让她父王得知肯定不好，于是师生全力帮她醒酒。班长还在做思想工作教育她，她不听；老师沮丧地说，还是拿醋来给她喝吧。
我把这些零碎的情景写成“小说”，还请同桌孙宝林同学插了图（他后来是淮阴美院副院长），文中精彩之处是男同学争先恐后，赴汤蹈火抢饭吃，争酒喝，打碎碗，烫伤手的描写，我形容如威虎山的百鸡宴（我看过《林海雪原》），且有模仿之嫌。一个作文本按常规每篇八百字（一般同学六百字似已经竭尽全力），可写十篇，够一学期使用，结果我头脑一热，仅这一篇就占去三分之二，孙宝林是大户人家孩子，插图也大家手笔，三幅插图占了约两张半纸，我兴奋之余，心痛隐隐袭来，少顷，只有以“创作”（这是也胡老师教的词语）来安慰自己，缓解心疼。
这天下午，上课之前，一帮同学正在听我绘声绘色讲农村奇闻，只见胡老师匆匆来到教室，只见她一改先前可掬的笑容，朝人群张望一眼，指着我，说，许卫国，你到办公室来一下。我随即走出，同学们面面相觑，顿时安静，看胡老师表情，似乎知道凶多吉少，也有幸灾乐祸的同学说，看你还吹了。一般能到老师办公室的同学有两种人，一是又红又专的班干，二是犯错误的落后群众，此时，我明智的认为我属于后者。
到了办公室，胡老师让我坐下，语气低沉而严肃，似乎还有点悲伤，她从抽屉里拿出我的作文本，说，这是你写的？
我眼皮跳动，眼珠似充血，看不清我写的字，但依稀看清孙宝林的插图，三个弟兄们向三个方向夺碗的场景。我说，是我写的。此时，我不知道老师想表扬我，还是批评我，我感觉时间不动了。
胡老师说，你想写小说，我不反对，青年人有理想这很好，你要是能成为浩然那样的作家那更好了，那是我们全校的荣耀。可是你知道你都写了什么？
我顿时无语。哭笑不得的表情，现在想来十分难看。
胡老师继续说，你把同学都写成了土匪，你的笔下看不到一个好人，没有一个正面形象，结尾一点亮色也没有，你看看，有的地方已经不是玩笑了，而是政治问题了。
老师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恐慌，我知道，政治问题就是现行反革命，我们上几届的一个学兄就是因为一句话，目前还关在洪泽湖农场，差点给毙了。我感觉到势态严重，可怜相跃然脸上，似乞求她能慈悲为怀，宽大处理。胡老师看出来我在“政治”方面的不成熟，也胆小如鼠，就说，今天就到这里。你的这篇作文保存在我这，到此为止。说着，胡老师拿出一个新作文本给我，说，你作文写得不错，要坚持写下去，今后要多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投入“三大革命”实践中去，写出能反映出时代风貌的作品。关键是路不能走偏了。特别是你这个年龄。这本《写作常识》你拿去看看，看完还给我。
我如释重负又大有收获离开办公室，胡老师脸上又有了笑容，我多么希望这笑容能一直鼓舞我们，温暖我们，谁知道没几天，领导另有安排，胡老师不教我们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胡老师音容笑貌从没在我记忆中抹去，胡老师对我的启蒙，对我的鼓励，以及那本《写作常识》，使我萌发了文学的幼芽，最终也算破土而出了，我从一个农村青年，进入舞文弄墨的行业，我也一直担心配不上胡老师的教导，虽未努力，也没有放弃。
一个学生一生遇到一个好老师足矣！而我们的母校总是有那么多好老师。
许卫国 江苏泗洪人，编辑记者 文艺编导、 旅游创意、活动策划。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特约作家、中国凤凰智库专家组成员等；曾获得中国散文学会、中国大众音乐协会、省政府、省作协等颁发的多家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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