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这是上半年刚刚写微信号时的一篇文章。林毅夫老师的生日在10月，这个10月转眼就过去了。重发此文以表敬意，同时也希望林老师来大陆这40年的九个故事能启发更多人。如下为原文。
最近看到一篇很难得的采访文章，《解放日报》的高渊对林毅夫老师的专访。称之为难得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时间。林毅夫老师身兼多个要职，日程极紧，能接受采访的时间很少，另一方面是内容。林毅夫老师几乎从来只谈经济学和国家发展，对个人经历很少触及，这个采访里有林毅夫老师在大陆40年丰富的人生经历。
也是借此采访，我得以理解林毅夫老师这40年有过哪些关键路口，在每个路口他又是如何思考与选择的。其实比林毅夫老师的回答更有力的，是他已经走过的路，因为行胜于言，一步顶一万句。
当然，这并不是说林毅夫老师的路就是人生的标准答案。他自己也常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与生俱来的禀赋，禀赋结构决定比较优势，大家最好都能按自己的比较优势和价值偏好去发展。
林毅夫老师是怎么一步步找准自己的比较优势，并发挥到极致水平，真正成为一代宗师的？仅仅梳理他来大陆40年的几个重要路口，就能给人带来不少触动和启发。
一、1979年——从台湾到大陆
这是林毅夫老师最传奇的人生经历之一，是他大陆40年的开端，更是他人生的大转变。
几年前坐客央视《面对面》时，林老师已经说过，来大陆就是因为想报国，作为中华儿女的一员，来大陆才能为民族复兴更好地尽力。一晃40年过去，林毅夫其实早已用行动做出最好的诠释，对此再没有人怀疑。
这个大转变最引人思考的不仅是林毅夫巨大的勇气和追梦的坚决，还有人生的可知性与不可知性。回看1979，不难推想，即便智勇如林毅夫，当时也并不知道后面有美国留学、创办北大国发院、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担任“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主席等一系列成就，这不是27岁的林毅夫可知的，很多职务当时甚至还不存在。
但林毅夫当时心中已经可知的也有了三条：第一、只要生命不息，报国之梦就不止也不减；第二，报国要有真学问，否则报国不成，可能反而误国；第三，人生贵在知行合一，求知和致用都比登山还难，没有持续满格的行动力和韧劲儿，也许能成材，但难成大器。
二、1980年——求学北大经济系
到了大陆，林毅夫没有急着报国，先申请去看名胜古迹，其中最触动他的是都江堰，李冰父子造福巴蜀两千多年的伟大工程令他久久不能平静，再一次激荡了林毅夫书写历史、造福天下的豪情。
接着，他申请到大学读书。其实林毅夫此前已在台湾读过工商管理硕士（MBA），这在经历十年浩劫，1979年刚刚恢复高考的大陆，已经是一等一的高学历人才。但他坚持至少还要补习一下社会主义经济学，从此与北大结缘。这背后其实就是他磨刀不误砍柴工的大智慧。
这段故事还有一个小插曲，他最先申请的不是北大，但北大以最开放的姿态接纳了他。如今的林毅夫既是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还是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为北大向全世界树起一块又一块地标。这不能不让人感叹：一所大学对人才的开放是多么重要。
三、1982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
林毅夫从北大到芝加哥大学的这一步颇有故事性。
1980年，林毅夫还在北大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硕士论文做准备。刚巧诺贝尔经济学奖新晋得主（1979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舒尔茨教授访问上海复旦，然后要从北京回美国。北大就利用他来北京转机的间隙办了一次讲座。林毅夫因为英文功底好，被选去当翻译，与舒尔茨从此结下师生缘。
我们常说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一个机会究竟能不能成，真的离不开大小环境的因缘际会。我特别喜欢周其仁老师常用的一个字：【凑】。这个字藏满了学问，每每回味无穷。
前不久国发院办论坛研讨国有企业改革，周老师又用了这个字。他在点评张春霖和张维迎发言的时候就表示，国有企业能不能再有一步重大改革？什么时候有？需要很多因素【凑】。这其中像张春霖、张维迎等学者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思路很重要，现实的社保、就业压力也很重要，还有主政者的偏好、舆论的导向、国际压力的传导等等，都很重要。一步好的改革要想促成，不是有了一个好的想法就能成，只有好的想法，没有困境，改革的动力可能不足。但如果只有困境，没有好的想法，也不行，因为不知道往哪改。中国历史上的困境多得是，但思想市场不发达，跟不上，结果改来改去还是老一套，很多时候都只是把一个困境改成了另一个困境而已。总之，好的改革要各种条件往一起【凑】，什么时候【凑】巧了、【凑】够了，事情才能成，改革才能改好，而不是空转甚至倒退。
林毅夫从北大到芝加哥的这关键一步，细细品味，也适用这个【凑】字。
大环境上，中国政府改革开放，打开大门，才有了复旦邀请舒尔茨教授的访问。
中环境上，北大求知若渴，利用舒尔茨教授从北京转机的机会也要拼缝给同学们安排讲座，这才把舒尔茨与林毅夫有机会组合。
小环境上，林毅夫老师本人的上进心特别强。他一直是林家最爱学习，最能学习，也最有抱负的，在台湾已经考上过台湾大学。后又去读台湾政治大学的工商管理。给舒尔茨当翻译被相中攻读博士，恐怕不光是林毅夫英语和经济学基础不错，他身上洋溢的才气与豪情，难得一见的士大夫气场，恐怕多少也会感染舒尔茨。毕竟舒尔茨并非见一个翻译就招去跟他读博士。
小环境还有舒尔茨教授也是一个好老师，好老师看到真正的好学生会如获至宝，回国后马上写信给林毅夫，邀请他去读博士。
中环境也离不开芝加哥大学的变通。芝加哥大学对新生入学有严格要求，美国人要参加本土考试，国外的必须考托福。问题是1982年的中国还没有托福考试。为了招林毅夫，芝大就做了一个变通：让林毅夫参加美国的考试，但也不用他飞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自己找一个派往北大的留学生1981年9月带来美国考试卷子，由这名留学生在北大给林毅夫一对一考。林毅夫考得很好，芝大还因此给予了全额奖学金。
林毅夫老师这一次人生转机确实是大中小环境【凑】出来的，【凑】的关键不仅是要够巧，还要够好：林毅夫本人要足够的【向上】，同时大中小的环境也要足够的【向善】，这是更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和努力的地方。换句话说，每个人不仅自己要足够努力，当你有机会影响环境的时候，也最好能保持一颗足够【向善】的心，能够见贤思齐开绿灯，而不是见贤生恨使绊子，这很重要。
四、1987年——去耶鲁大学读博士后
林毅夫有很强烈的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读书非常勤奋，1986年就从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在芝大这四年左右，他不光与导师舒尔茨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与约翰逊、罗森、贝克尔、福格尔等很多经济学大师也都亦师亦友，毕业找工作机会很好。其实还没毕业就接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多个学校的教职邀请，也包括世界银行的工作，但他都没有去，而是选择到耶鲁大学读一年博士后。
最触动人的是这一次学习的理由。林毅夫说：之所以多待一年，是因为我夫人当时正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读特殊教育的博士，我就等了她一年。短短40个字的背后藏着说不完的故事。
林毅夫1979年来大陆，为了不牵连任何人，选择了以最静默的方式离开，妻子陈云英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她在丈夫毫无消息，承受内外巨大压力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坚持考托福到美国读博士，并申请成功。因此，如果说林毅夫是一个无比强大的人，陈云英就是一个强大无比的人，两人是绝对的高能组合。
陈云英比谁都明白林毅夫分秒必争的报国之心，虽然也读着博士后，但等一年该是何等的奢侈。因此1987年一毕业，陈云英连博士学位证的领取仪式都没参加，马上和林毅夫回国。之后，她以满满的情怀投入中国特殊教育事业，开创了中国特殊教育的很多第一，被誉为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在接受央视《面对面》专访时，陈云英和林毅夫都曾表示，两人很多沟通都只需要一个眼神。一个人不管选择做什么，只要下定了决心，另一个人都会给予坚定的支持。他们真的让人不得不感叹：纵使门当户对，不如气质般配。
五、1987年——回国加入“九号院”
林毅夫是第一批回国的经济学博士，他与陈云英更是第一对回国的博士夫妇。林毅夫重返大陆，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那个台湾人竟然又回来了？！林毅夫说，他联系好几个单位，都没有回音，估计不是不敢信，就是不敢要。
为什么又回来？林毅夫的回答很有意思：1979年我都回来了，更何况1987年！因为回国才能更好地做贡献！林毅夫很少谈当时中美物质水平的差距，也包括做学问的条件，因为在他看来那都是可以克服的。这并不是想表达林毅夫能吃苦或够爱国而已，真正带给我的触动是：林毅夫老师真的有独立思考，这一点非常可贵。在林毅夫看来，大陆虽然当时能讨论问题的人少，不利于做研究、发论文，但大陆有更丰富的社会现象可以观察。只要掌握好了严谨的学术方法，大陆反而是研究问题的好地方，也是检验和创新理论的好土壤。
林毅夫回来以后的机会也不是一个两个，北大和社科院都欢迎，但在这个路口上，林毅夫选择了“九号院”和杜润生。九号院是大家后来的简称，当时是一个单位两个牌子：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杜老在改革中大胆启用了王岐山、陈锡文、杜鹰、周其仁等一大批年轻人。这一批人当时积极调研，自由讨论，严密思考，产生了一大批直接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决策建言。
这段经历引人思考的是，职场人大多懂得一句话：加入公司，跟随主管。好公司重要，好主管更重要。林毅夫在众多机会中选择九号院和杜润生，一是因为在这里学术能直接报国，二是因为这里的灵魂人物杜润生极有眼光和胸怀，既是一位出色的革命家，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改革家，带兵打仗和组队做研究都是一等一的水平，跟随他能学到很多东西。王岐山是当时的所长，陈锡文是副所长。虽然并非所有人都信任林毅夫，但果敢坚定的杜润生坚持任命林毅夫为副所长，这份信任让林毅夫感念至今。
六、1994年——联合创立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
林毅夫在九号院产生了很多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和政策建议，尤其是他沿承博士论文所开展的中国农业与农村改革研究，在学术上为他赢得了世界级的认可。林毅夫说，他2005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11年当选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都与此有关，还一度被贴上农业经济学家的标签。
在人生选择上，这期间有一个插曲：1988年，为落实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作为难得的留美社科博士，教育部领导特别邀请林毅夫出任国际合作司司长、副秘书长。从政当然是报国之道，林毅夫确实有一点心动。但他最后还是觉得自己做学问比从政更擅长，也更能发挥价值。同时，他特别向时任所长王岐山咨询，王岐山也觉得那个位置不太适合林毅夫的专长。综合王岐山的建议后，林毅夫很快婉拒了对方。这里引人思考的是，在人生路口上，我们的自我认知和坚持很重要，但向王岐山一样的智友征询建议也很重要。
在九号院，林毅夫从1987年一直做到1993年。后来的路更为大家所熟知一些，即1993年筹办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1994年正式创立，这也是今天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
CCER的创办并不是林毅夫老师一人的努力，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往一起【凑】出来的。在天时上。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很多组织和行业都遇到调整，九号院自身也不例外，很多骨干人员也有了新的任命。
天时还促成了人和。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讲话鼓舞了更多的海外学子归国，国内的改革与创业氛围再次高涨。是年夏天，海闻从美国回来教暑期课，林毅夫把创办研究中心的想法与海闻商量，两人心有灵犀。1993年他们又碰到易纲和张维迎，大家一拍即合。
林毅夫、海闻、易纲、张维迎等人并非全新组合，有一定的交集。林毅夫与海闻、易纲都是北大经济学院的毕业生，同时他们还一起在美国参与创办了留美经济学会。张维迎在1980年代就因价格双轨制的改革建言而出名，后面去牛津大学读博，导师也是一位诺奖得主，这一点与林毅夫颇为相似。
人和是最重要的，虽然神人汇聚，成事十有八九，但人和不全是等来的，初心也不是谁都能坚持到底。在CCER的创建上，林毅夫作为关键人物的初心和坚持非常值得思考。
林毅夫1988年婉拒教育部的任职邀请后，一方面致力于研究和咨政，另一方面就开始考虑办学。因为他深知一个人的努力不如一群人的共振，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一个人，甚至一代人就能完成的，需要薪火相传，教育相比于研究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为此，他1988年就在北大和平新乔、孙来祥等好几位老师酝酿成立研究中心，只是事情直到遇上海闻、易纲、张维迎、张帆等人才办成。从1988到1994，这中间是六年时间。6年，林毅夫一直为此事努力，足见其韧性的非同寻常。世间事有时候就是你不停地努力、努力，才会有后来的转机。如果林毅夫一次两次没谈好，或者努力一年两年没成果就放弃，后来CCER还有没有真的难说。
CCER的创办除了天时与人和，地利问题也很耐人寻味。
CCER落到哪个大学？当时和北大以及隔壁的大学都有接触。即便落在北大也不是一顺百顺。北大也有人对林毅夫老师心存疑虑，再加上这么一群海归博士聚在一起在当时比较扎眼。据说1993年的海归经济学博士全国只有十位，CCER一下子聚齐六位，让人捏把汗也可以理解。好在时任北大校长吴树青敢于承压，最终成就了CCER的创设。
下一个问题是在北大挂靠经济学院，还是独立建制？起步的设想是前者，但最终变成了后者。我们操办北大国发院20周年庆时，不少老师回首往事，认为这既有当时经济学院的局限性，也有历史的必然性。
从CCER的创设和后续发展中，还有一点特别触动我思考：这个世界神人扎堆、大师云集与其说是偶然的，不如说是必然的。从中国的春秋战国到西方的古希腊、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一个时代要么没有什么神人，要么一起扎堆出现。究其原因也许真正的神人不仅要天赋禀异，还需要好伙伴的帮助，或者好对手的刺激。林毅夫、海闻、易纲、张维迎，包括随后回来的周其仁、宋国青、卢锋、赵耀辉、姚洋、胡大源等，CCER的神人越聚越多，就是因为神人和神人一起讨论问题才有意思，吵架也吵的是道理，做事也容易对频道。
汪丁丁老师说过，他到国发院的契机就是因为林毅夫邀请他写一篇评论，如何看待他与张维迎老师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结果汪丁丁写的评论是偏向于张维迎的观点，反而因此得到林毅夫的欣赏，被邀请加入CCER。
姚洋老师也分享过，张维迎老师2014年愿意从光华回归国发院，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觉得就算吵架也是得跟林毅夫吵才有意思。
林毅夫和CCER同仁们的胸怀也由此可见一斑。有人称林毅夫为当代的蔡元培，称国发院为小北大，并非凭空而论。也许是因为在经济学上的成就过于突出，林毅夫作为教育家的角色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即便是后来他又成功创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以及担任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的院长，但在绝大多数人眼里，他教育家的成就和身份依然不如经济学家夺目。
七、2008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更名国家发展研究院
2008年也是林毅夫人生非常重要的年份，有两件大事：一是在组织上，他联合创办的北大CCER升格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二是他本人应邀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北大CCER的快速发展并非得益于林毅夫一人，而是整个神人群体。这个群体最引人思考的还不是各自的学术能力怎么超群，而是在文人相轻的中国，他们怎么能聚在一起工作，怎么做到和而不同，甚至观点对立的人还能一起合作？这就需要卓越的文化定调与制度设计，这是非常值得创业者和企业家思考的地方。
20周年庆的时候，根据不少老师的总结，CCER的内核是两条：一是文化与价值观。这里不追求为理论而理论，强调理论与现实结合，大家虽然观点不同，甚至相反，但并非价值观冲突，在价值观上，大家反而很相近，都讲究实事求是，都以学术推动中国进步为本。二是制度的设计与坚持。这里在制度上采取了教授治院和年轻教授的Tenure制度，一方面保证了教授们做研究和决策的民主，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对后来者学术能力的严格考核和人生品格的严格筛选，使整个机构不会轻易变味或走形。
这两个根本设计使CCER成为独具特色的磁场，后续无论科研、教学，还是智库的发展都很快，教授与研究中心越来越多，教学项目也从硕博研究生、本科经济学双学位扩展到MBA、EMBA、EDP等。
2006年起林毅夫倡议在CCER的基础上成立国家发展研究院，得到有关领导、教育部和北大的认可，在2008年正式升格。林毅夫老师说，这一转变最主要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之初，要改变中国的面貌，主要是从经济问题着手。但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中国问题就成为整个国家发展的问题，它是政治、社会、国际等综合课题。如果只研究经济问题，是不全面的，所以需要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机构。
八、2008年——赴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在谋划和推动CCER升格为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同时，林毅夫本人也迎来一个重要邀请：2007年11月，时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布吉尼翁给林毅夫通电话。两人经常通话，因为林毅夫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但11月的这次电话快结束时，布吉尼翁说他马上要卸任了，想推荐林毅夫去接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问林毅夫是不是感兴趣。思考几天后，林毅夫做出了肯定的答复，不久，时任世行行长佐立克正式发来了邀请函。
林毅夫就此成为世界银行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这也是经济学家公认的人生巅峰职位之一。
对于本次的任职，林毅夫老师自己的解释是：世行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减贫成就举世瞩目的。以前世行的首席经济学一般来自于发达国家，既然中国是减贫效果最好的国家，就应该找一位中国的经济学家，把中国减贫的经验介绍给全世界。
但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很多，为什么是林毅夫？对此，林毅夫猜测说，可能因为他在2005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是国内社会科学界的第一位。也可能是因为2007年，他被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邀请为主讲人，这是全球最顶级的讲座，1946年开始举办，林毅夫是第61位主讲人，前面60位当中有15位拿到诺贝尔奖。其实，诺贝尔经济学奖1969年才设立，并且只授予在世经济学家，否则马歇尔讲座主讲人获得诺奖的人数肯定会超过15位。他也是这个讲座第二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主讲人。当然，还有可能是因为林毅夫在中国经济学家当中的国际论文发表量很多，引用率也很高。虽然教学与社会事务繁多，林毅夫的国际论文发表量和索引率一直居高不下，不仅在大陆，在全球华人圈都一直名列前茅，仅仅几十年如一日的写论文功夫，就足以笑对不知多少经济学家们。
世行究竟出于什么原因相中了林毅夫，自有世行的解释。但真正触动我的是林毅夫本人的一路全速向前，使他拥有了一条又一条能打动世界银行的理由。其实一个人有才华固然重要，能发现和成就自己的才华更重要，能40年如一日、持续满格地行动，将自己的才华发挥到极致才最令人敬佩。
在林毅夫执教30周年的庆典上，周其仁老师就说，这个世界上聪明人多的是，知识也已经浩如烟海，要是没有一股子不寻常的当真劲儿，想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几乎是不可能的。林毅夫比一般的聪明人厉害，就厉害在他的这个当真劲儿，顺的时候当真，不顺的时候也当真。遇到当真的人当真，遇到不当真的人还能当真。
记得有一次开研讨会，卢锋老师谈到他去美国时遇到有些人对中国经济和中美关系完全不懂，还自以为是的厉害，很难沟通。林毅夫老师发言时就说越是对方不懂，我们就越得讲，把对方讲懂为止。卢锋老师后来就说，这确实是林毅夫老师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西方很多经济学家并不认同林毅夫老师的观点，但几乎都很认同林毅夫老师的学术水准和人格魅力。
在世界银行的四年，林毅夫老师做事做学问，都依然保持着空杯之心和满格之行，这也是特别触动人的地方。2012年重回国发院时，林毅夫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世行四年，我如同又读了四年大学。这是真的。四年里，他写了好几本英文专著，包括《繁荣的求索》、《本体与常无》、《从西潮到东风》等，同时继续发表论文，参加无数场一流经济学家的研讨和思辨会，行走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行任上最勤奋的首席经济学家之一。这不能不让人感叹：天才也许是生出来的，但大师一定是做出来的。
九、2015年——创立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
林毅夫老师最近的路口是2015年底发起成立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三年后的2018年又升级为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林毅夫老师创立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在我的理解中，这是林老师人生的又一次出发和远行，也是哲学上的少即是多，战略上的通过减法做加法。林毅夫把对国家发展的研究进一步聚焦于新结构经济学，看似减法，但从中提炼出来的理论却可以应用到更多的经济体，实为加法。这与企业竞争中的聚焦一个关键点，然后对接更多的产业链，本质上是一个道理。
新结构经济学是什么？林毅夫怎么一步步聚焦到这个学科上的？依我的理解，这并不存在革命性的转变或大转弯，和他早年相对朦胧的追求是一致的，是40年来一点点修正和具象化的结果。
林毅夫来大陆就是想经世济民，帮助民族复兴。经世济民细化就是经济学专业。到芝加哥读博士还是经济学，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经济也因此开展过一系列研究，但这都是他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前奏或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应用。林毅夫一直最想做的，也做得最多的就是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其实就是研究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一门学问。这挺难的，因为发达国家一直也在发展，一个国家并不是落后就会发展得快，落后反而可能因为有些问题积重难返，所谓重病难治。
发展经济学因应于发展中国家在二战后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开始独立自主追求工业化现代化的需要而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个子学科，在上世纪60、70年代盛行一时，但是，发展经济学在西方已经有点过气，至少不再受追捧。平新乔老师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一个眼看就要死的学科。他并没有夸张，西方国家大多已经是发达经济体，发展经济学是研究落后或后发国家经济增长之道的。同时作为学者，发论文是极其重要的，发展经济学要发论文就太难了。
还有一个尴尬是，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应用起来也不那么好，在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上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普遍失败，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普遍没有缩小。后来纷纷转型，在转型时则改为用西方盛行的主流理论来指导，但是西方经济学家根据主流的经济学理论给后发国家开的药方几乎也都不好使，一吃就休克。那些后来真正实现赶超和在转型中实现稳定和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比如亚洲四小龙和八十年代以后的我国，用的反而是自己琢磨的土方子。
究竟是发展经济学这个学科本身有问题，还是这个学科的核心理论一直没找对，需要更新？世行四年，林毅夫有机会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多的观察和思考。
第一、落后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理论支撑，发展经济学还是有价值的。只是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出了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也不值得盲目崇拜，他们不仅为落后国家开的药方不好使，本国也未能避免和解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因此指望西方经济学家为落后国家提供发展思想根本不现实，只能作为参考。
第二、放眼全球，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的人口还是少数，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依然十分饥苦和贫困，政府和人民都非常渴望发展，但找不到对症的发展理论。如果有可能找到一个适用更多落后经济体的新一代发展经济学，依然功德无量。
带着这两个深刻认知，林毅夫老师很快就决定把全部的精力用来研究新的发展经济学。在他看来，发展经济学依然是一个好学科，但要改变两个研究方式：
第一是改变富人给穷人开药方的模式，不能再立足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穷国与富国的禀赋优势与约束条件不同，用药（适用的理论）自然不同。为此，他出版了《从西潮到东风》一书。
第二是不能通过原有的理论来研究新的现实，不是让新现实去适应旧理论，而是要用新现实改变旧理论。为此他写了《本体与常无》一书。
世界银行任职期间，林毅夫老师就已经明确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他自称为发展经济学的3.0。但是让一个学科焕发新生哪有那么容易？与创办CCER一样，他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一群人的共振才行，同时也离不开通过教育实现薪火相传。为此，他才在63岁再出发，创立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所有人只围绕这一个学科发力。这一点与国发院不同，国发院是多学科并举。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成立以后，得到很多人的响应，发展非常快，仅仅3年就在2018年升级成为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同时，林毅夫老师很清楚，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不仅要做到逻辑自洽，更要能因地致用。理论联动现实离不开一个三角，即理论的生产、传播与应用。三者之间像相互咬合的齿轮，要互动向前才行。
看到过林毅夫日程的人，都会惊叹于他工作的密度与强度。但仔细看，他并不是什么都去忙，几乎所有工作都在这个三角区里，杜绝任何的虚假繁忙和无中心忙碌，仅此一点就足以引人深思。
同时，林毅夫老师的状态也总让我想起一句话：大家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其实这话反过来说更对，革命是身体的本钱。林毅夫老师深夜回邮件是常态，打完点滴的胶布还没有揭掉就讲课、写论文或采访，也不新奇。其实这世界没有绝对钢铁般的身体，只有真正钢铁般的意志。
在北大的一次全校开学典礼上，林毅夫作为教师代表发言，他说：只要天下还有贫穷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贫穷，只要天下还有苦难的人，就是我们自己的苦难。让天下更多的人不再贫穷，走出苦难，这恐怕就是他给自己选择的人生使命，新结构经济学就是他目前找到的最好的致用之学。
林毅夫老师接下来的人生路口还会一个接一个，不难想象，他会走得更加自信和坚定，而且依然保持满格的行动力。虽然他的理论肯定还会有很多人不理解或不同意，即便在国发院也得不到全部的认同，但没有人怀疑他的每一步都在为天下而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在任何时代都是相对稀缺又极为动人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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