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美國西雅圖經歷了一場大罷工。
這場罷工告訴世人，如果美國是由工人兄弟們治理，那會是怎樣一番光景。
一百年前，世界還非常地不穩定。一戰餘火還未結束，西班牙流感又冒出來橫掃歐洲，全球人口驟降，而世界各地也不斷爆發了革命，戰後許多士兵回到家鄉，卻發現自己在戰爭中學到的技能毫無用處，他們的社會價值也瞬間下降。對生活在那時的人們來說，似乎世界已經被戰爭毀滅，急需彌補創傷。
在這一片混亂之中，美國的西雅圖發生了一次大規模的罷工，整個城市的基本功能癱瘓，日常管理實際上由工人委員會控制。儘管罷工的影響有限，但它確實讓人們看見，一座由工人長官運行的美國城市是怎樣的。這次罷工既啟發了美國人，也把他們嚇得夠嗆。
1919年2月，西雅圖大多數工會投票決定，進行一次總罷工。總罷工表面上為了支援港口工人罷工，實際上總罷工也希望藉此展示城市中的勞動階級的力量，除此之外，總罷工還受到當地由來已久的激進公會主義影響。儘管對上層階級懷有不滿，罷工的動機中並沒有摻雜著革命的意味。
總罷工，指的就是各行各業的人們在同一時間放下自己的工作。罷工的歷史要追溯到工業革命前期，但最早在古羅馬時期，工人階層就已經學會通過罷工來脅迫統治階層、最終實現自己的利益了。現如今，罷工仍然時不常的發生，但規模已經小得多了。
1919年2月6日，週四，上午10點鐘，6萬名工人從工作崗位上離開。其餘4萬名工人由於已預先知道無法工作，因此選擇直接待在家裡。接下來的5天裡，受罷工影響，整個城市被癱瘓了。
那麼，罷工期間的生活是怎樣的呢？
由於擔心罷工演變成革命，當地國民警衛隊派駐其中。但實際上，罷工期間，整個城市運轉良好。當地警察局報告稱，罷工期間，每日的平均報案量由100件下降到30件。有關暴力事件的傳言幾乎沒有，而罷工期間有關城市遭遇饑荒的擔憂也被證實為是臆想。整個罷工期間，沒有一個人因為罷工而被逮捕。
罷工事項由勞工領袖組成的執行委員會管理。執行委員會決定了罷工期間什麼人不得參與工作，什麼人可以繼續工作。考慮到它的親勞工屬性，有人也會戲稱當時的西雅圖由蘇維埃管理——指的是“工人委員會”。
儘管這個說法有點言過其實，但也並非沒有依據。
罷工期間，經執行委員會同意後，一些必要的服務仍在運作，在罷工期間照常工作的卡車需要在車身上放置標識，以表明他們受委員會批准破例工作。洗衣店仍舊接收由正在運營的醫院送去的衣服，但除此之外洗衣店的工人們什麼都不會做。為了彌補罷工期間餐廳停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工會組織了若干大眾食堂，向公眾售賣食物，每餐僅售35美分。此外，工會還成立了三十多個奶站，以便在罷工期間向人們提供牛奶。
如果這聽起來像是工人們經營著社會主義社會——正如工人們自己說的那樣，也還算是有道理。但有的人則傾向於把它稱為“無政府主義”。當時的一些宣傳顯示，罷工的目的在於“教會工人兄弟們如何管理自己的事情”。考慮到在罷工最後一天，工會食堂提供了3萬人次的食物，可以說罷工的目的也部分達到了。
工會的執行委員會在罷工中做了很多振奮人心的計劃，但他們犯了幾個傻。首先，他們沒有明確提出具體的條件，也沒有說明在何種情況之下工人們才會重返工作崗位。其次，他們非常愚蠢地關閉了工會報紙。這樣一來，工人們在罷工期間能夠接收到的信息來源，則全部都是那些仍在運營著的反對罷工的報紙了。
除此之外，他們也沒有很好地管住工會中的激進份子，導致在罷工前夕、罷工中間，一些言辭激烈的小冊子、小傳單被印刷出來，散播廣泛，搞得這次的罷工就像是社會主義革命一般。因此，民意對總罷工的態度轉向了反感，而工會也失去了談判返工利好條件的籌碼。
最重要的是，罷工沒有提出明確的要求，或是決議堅定不移執行的計劃，以換取工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大多數工人在罷工的第三天自行返回了工作崗位，而第五天的時候罷工就被迫停止了。碼頭工人罷工——也就是一開始總罷工計劃支持的那個——則堅持了下去。
那麼，這次罷工，究竟展示了理想的工人主義運動應有的模樣，還是僅僅體現了軍隊戒嚴令的威力呢？
據《西雅圖總罷工》的作者Robert L. Friedheim稱，這個問題的答案直到1964年才得以解答。
“只有罷工的第一天——也就是軍隊進駐前——才是真正毫不擔心鎮壓的勞工罷工；實際上，罷工的第一天充滿了歡愉的情緒。後面的幾天，當工人們意識到，罷工、讓整個城市停擺，並不會使他們的利益得到保障，工人們的信條開始動搖了；接下來，軍隊到場了。儘管如此，工會並沒有採取暴力對抗，這一點非常值得讚揚。考慮到政府採取的挑釁舉動有可能會導致暴力事件的發生，工會的處置非常得當。”
同時他也指出，此後幾個月在加拿大溫尼伯發生的總罷工持續了六週之久，而這也從側面證明了一件事：西雅圖總罷工不會演變成為無政府混亂。但他也談到，加拿大人在規劃罷工這件事上，做得顯然比他們南邊的老鄉好得多。
不管怎麼說，罷工說明了兩點：完全由工會執掌運營的城市是什麼樣的，以及，如何撲滅一場布爾什維克革命。
罷工之後怎麼樣了呢？
對主導罷工的各個工會來說，罷工失敗的結果是災難性的。
主流工會由於主導了罷工，因此也就疏離了他們的中上階層支持者們。1920年，一位廣受尊敬的工人領袖在競選市長時，慘敗給了他的競爭對手。毫無疑問，投票的那些人們還記得罷工時發生的事情，而他們用選票說明了這一點。
城市的商會一直都希望能夠脫離閉場系統（closed-shop system，也就是說商戶只能僱傭工會的成員，並且，新僱員在被僱傭之後，不得脫離工會）。由於罷工失敗，商會有了足夠合理的藉口來執行這一策略。此外，由於罷工失敗，不同工會間潛藏已久的裂痕直接爆發，不少工會發生了內訌。
31名世界產業工人組織（IWW）的無政府主義者在罷工結束後被逮捕。考慮到IWW並沒有主導本次罷工活動，31名被捕成員只有1個被送上了法庭，而這一個人最後也被判無罪。但這些細節無法改變西雅圖人對罷工的印象，當地政府對IWW的壓制變得愈發嚴峻。1920年，由於一戰的戰爭工業引起的工業繁榮逐漸消退，最終演變成衰敗時，大多數IWW成員只好離開西雅圖，去別處謀生計了。
更誇張的是，西雅圖總罷工常常與“布爾什維克革命”、“第一次紅色恐怖”等概念相連接，許多左翼分子在罷工期間被逮捕。西雅圖當時的市長Ole Hanson甚至因為“成功地阻止了革命”而出了名，他辭職、開展巡迴演講，甚至還發了財。當時他的人氣如此之旺，以至於竟然使他產生了自己能夠提名成為總統的幻覺。
往好的一面看，工會也確實展現出自己的卓越能力：在全城癱瘓的情況下，工會有能力維持城市秩序、保護城市的正常運轉。
時至今日，西雅圖總罷工已經漸漸不為人知了，而它自身實際完成的成就相當少。但不少美國在野的左翼分子，以及一些視列寧思想為毒草的保守右翼分子仍然時時回想起它。有趣的是，引領西雅圖罷工的思潮，與前不久席捲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革命，有些許相似之處。
此外，西雅圖總罷工還說明了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你打算罷工、讓整個城市停運，最好先好好做個計劃、三思而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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