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品經濟高速發展的北宋，很多朝廷的官員也是長期租房的，朱熹曾經在《朱子語錄》中這樣記載：

“祖宗朝，百官都無居住，雖宰執亦是賃屋。自神宗置東西府，宰相方有第。”

百官都沒有固定的居所，何況是普通的流動市民。

在商品經濟極其發達的宋朝，為什麼京城會出現很多人住不起“房子”的現象呢？

供需不平衡

北宋開封，人口密集，城市建設跟不上，也只能夠租房，比如眉山的“土豪”蘇洵，就租住不起京城的房子，只能夠退而求其次，住到了京城郊外的興國寺。

范仲淹，歐陽修呢，在京城也住的是公租房。

宋朝的房租到底有多貴，這個目前尚無確鑿的證據考察。

然而，對於宋朝來說，連宰相都要租房住的一個重要的原因，不是因為窮，而是因宋朝商品經濟發達，城市化方興未艾，再加上科舉制度的興盛以及商旅人口流動性較大，以致於供求極不平衡造成的。

01，科舉考試的人流量

科舉制度在宋朝得到進一步的完善，很多士子試圖通過科考來改變家族的命運。

宋朝君主注重人才，從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都給予士人關照。除了增加了科舉錄取的名額之外，還增加了科舉考試的次數。

每一年的科舉考試時期，都會造成了考生們在京城的長時間滯留，間接的促進了宋朝房租租賃業的興盛。

在《時人筆記》中也有記載: “宣和元年, 諸道進士赴省試者幾萬人。

在南宋臨安科考期間，《夷堅甲志·李舒長僕》中有記載:

“共僱一僕曰陳四。僕願而樸,多遲鈍不及事。四人者日日苛責，惟李不然。”

每一個考生來到京城，必然不是一個人來趕考的，至少需要帶隨從一人，負責起居和生活所需。

如果京城有親友，當然可以投靠，一旦沒有熟人，也就只能租住旅館或者是民房，而這樣大的人流量，勢必會給京城的房屋租賃帶來商機。

供需極不平衡，房租也跟著暴漲，尤以京城考場貢院的房屋為甚。周密曾說：“其(杭州)諸處貢院前賃待試房舍，雖一榻之屋賃金不下數十楮。”

而如此大的商機，不僅是商家獲利，很多的官員也參與到了旅館的投資經營中，在《續資治通鑑長篇》中記載，趙普曾經被人彈劾，罪名為“廣第宅，營邸店”。

“第宅”就是指的是上層人物的宅院，而“邸店”的意思是像現在的快捷酒店那樣，有一定的規模和連鎖性質。

當自己一座座宅院建起來之後，趙普便命人將這些房子陸續出租，來贏取利潤，類似於現在的“炒房”來賺差價。

同時，由於趕考學生的租住需要，更多京城中的旅館都出現了專門為考生“服務”的場所，比如祝考生金榜題名等祝福，圖個好的寓意，獲得更多利潤。

在《宋史卷三一百》中，記載，胡宿指出：

“禮部間歲一貢，士不便，應當三年之制。”

也就是說，以前的每年進行一次的可靠，不太方便，應該每三年舉辦一次。

所以，在1066年之後，很多的舉人沒有中榜，心有不安，再加上往返於兩地之間的車馬費，食物費以及時間成本過高，就乾脆長期的寄宿到了京師，直到自己中榜為止。

02，流動人口，商人

在北宋時期，傳統的坊市制度已逐漸崩潰，商品經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和發展，也就促使了京城人潮湧動，商人流動性極大。

不管是在京城的繁華街道，還是鄉村路段，大量的旅館和可供租住的房屋都建設起來，供來往的客商歇腳和住宿。

“戶口蕃盛,商賈買賣者十倍於昔，往來輻輳”（《夢梁錄》）。

這樣大的人流量，商人，各國旅客，都為京城的租住產業發展提供了基礎。

03，宋代的官員

在宋代的租房群體中，還包括官員。

宋朝的法令規定，地方性的官員三年一任，且不需攜帶家眷，在京城的官員也是一樣的。

所以，這也就使得越來越多的官員在朝為官，並不會去置辦房產，而是會以租房的形式生活著。

同時，再加上宋朝的冗官現象較為嚴重，龐大的官員群體，宋朝的朝廷也沒有更多的精力來安排住所，所以，很多的官員就只能夠居住公租房。

除了一些立了大功被朝廷賜予宅院的人之外，其他的也只能夠想辦法自己克服了。

即使到了宋神宗即位之後，也只有在宰相品級的官員才有住房，其他官員也只能自己去解決住房。

那個時候，設有一個叫做“樓店務”改名為“店宅務”的機構，負責向各個官員們提供國有房產，類似現在的廉租房。

當然，這個也是有條件的，需要官員們自己去申請，這個機構還需要向租房的官員收取一定的金額。

在北宋時期，都城中有兩個店宅務：左廂店宅務和右廂店宅務，分別負責東城和西城的房產。

京城的房價極高，寸土寸金，只有在朝廷有實力的人才能夠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來置辦房產，而他們的房產，一部分用於自住，一部分用於出租，來獲取一定的利潤。

參考文獻：《宋史卷三一百》《續資治通鑑長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