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8-21 19:59:43 紫瞳科技

說到中國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史，相信有一個人始終繞不開大家的視野，他在1976年就憑賣瓜子賺取上百萬元，也是因為衝在了改革開放的最前列，他曾經三次獲罪入獄，更重要的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經多次對他點名保護。

他就是“傻子瓜子”的創始人年廣久，年廣久曾三次被鄧小平點名(《鄧小平文選》收錄了其中兩次)，分別為1980年、1984年、1992年，這剛好是改革開放的三個重要轉折點。

儘管如此，他的人生並非一帆風順，多次離婚、老年喪子，還與親人對簿公堂。可以說，年廣久命運的起承轉合被認為暗合著我國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進程。原蕪湖市市委書記金庭柏對年廣久評價道：精明的個體戶，蹩腳的企業家。

01 實踐中摸索出“傻子”經濟學

1937年出生的年廣久自幼喪父，和母親擺小攤養家餬口，早早學會了街頭叫賣。新中國成立後，政治運動接二連三，賣魚維生的年廣久於1963年被定為“投機倒把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

出獄後，為了謀生，年廣久開始賣板栗。不久，他又因此被當作“牛鬼蛇神”關進監獄。出來之後，隔壁一家賣瓜子的老師傅找到了他，讓他幫忙炒瓜子。這是年廣久踏足“瓜子行業”的開始。

年廣久賣瓜子得了一個“傻子”頭銜：人家買一包，他會另抓一把給人家，人家不要，他會硬往人家身上塞。但這是他生意興隆的源頭之一。於此，年廣久在他的“傻子”瓜子事業上一做就是十多年。

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大地回春。年廣久的“傻子”瓜子市場需求越來越旺，他想擴張自己的生意。但他的擴張計劃遭到了妻子耿秀雲的激烈反對：“你坐牢還沒有坐夠麼？！”妻子甚至提出離婚。最終，爭吵之中，年廣久將所有的財產都留給了妻子。自己帶著笸籮等幾件用來炒瓜子的工具離開了家。

離家後，年廣久一路輾轉來到揚州。一年後，在老母親的勸說下他又回到蕪湖。這時，他的大兒子年金寶找到他說：“我有兩個錢但不會做生意，你給我指路吧。”年廣久說：“指路不行，前面有黃金，你看不到，我看得到，要跟我後頭，學！”

當時，蕪湖有不少其他商家看到年廣久瓜子賣得好，也開始賣瓜子。“傻子”瓜子的銷量因此受到影響。年廣久決定降價，價格一下子每斤降了六七毛。年金寶急了：“你這不折本嗎？”年廣久回應道：“我說，你不懂經濟學呢？你跟我試試看，炒出來，就曉得了。”

年廣久的經濟學是這樣的：降價之後生意好了，可以讓爐子炒個不停，這樣煤和材料成本就可以節約下來。相比之下，“如果十天八天不炒，這個煤就浪費了，我其實就是賺的這個錢……還帶動了工人的積極性。

他在我這裡天天有活幹，一個月工資18塊、20塊……這是真理，但這是我用實踐悟出來的。我天天炒賺多少，不炒賺多少，我不知道嗎？這是你在書上看不到，想不到的”。

02 鄧小平點名保護“傻子”

“傻子”瓜子的知名度越來越高，來買瓜子的人大大增加，有時買瓜子的人隊伍排出五十多米。

年廣久還不斷推出新的促銷策略：獨生子女買兩斤瓜子可以不排隊、外地人到蕪湖用車票來買兩斤瓜子不排隊、結婚的買10斤瓜子不用排隊、軍人不排隊……這些促銷策略找準了購買瓜子的特定群體。

年廣久生意越做越大，他僱傭的工人從10個人到100個人，從100個人到140個人，他每天炒出的瓜子從一萬斤到10萬斤，從10萬斤到20萬斤。儘管利潤每斤只有一角多錢，但是每天20萬斤的銷量總利潤也高達每天兩萬多元。

他說：“那時候最大的錢就是5塊、10塊，我已經有100多萬(元)，都用大麻袋裝著。天下大雨，我的錢都發黴了，我就拿出來曬，我就是曬給別人看。天經常下雨，錢也發黴，我就把那些錢拿出來曬在院子裡。”

1981年9月4日，年廣久正在炒瓜子時，家裡來了4個人，蕪湖市副市長，還有蕪湖日報社總編輯、工商局副局長和公安局副局長。年廣久當時很緊張，他以為麻煩又來了。

副市長吃了瓜子之後說：“口味很好。要放開幹，把瓜子牌子創出來，打到各地去，為蕪湖增光！”第二天，《蕪湖日報》就發表了題為《貨真價實的“傻子瓜子”》的報道。

1982年12月，《光明日報》刊登了兩條消息。一條消息的標題是《個體經營的“傻子瓜子”價廉物美信譽高，國營企業的“迎春瓜子”面臨挑戰趕上去》，另一條消息是《“傻子”年廣久向阜陽災區捐款五千元》。1983年1月4日，又刊登了《“傻子”和他的瓜子》，“傻子瓜子”由此傳遍全國。

這期間由於處於改革開放初期，已經出現許多對“傻子瓜子”的不滿意見。1983年年底，在一次國家舉辦的工商會議上，有人提出年廣久僱工人數超過國家規定，對國營、集體商業形成不利影響，應該限制其發展。

當時國家關於僱傭員工的規定是，私營企業僱工超過7個人以上就構成“剝削”。

於是，“年廣久是資本家復辟”的說法傳到安徽省委。安徽省委派人到蕪湖調查年廣久，並寫了一個報告，上報到中央。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十分重視這件事，將此事向鄧小平作了彙報。

其實，這不是鄧小平第一次聽說“傻子瓜子”。早在1980年，鄧小平就曾經看過安徽省委送來的“傻子瓜子”問題調查報告，當時就對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給予肯定，並對一些人就姓“社”姓“資”的爭論，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

這一次，關於“傻子瓜子”僱工超過100人的問題，鄧小平再度表態支持。1984年10月22日，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明確指出：“前些時候那個僱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決了一個‘傻子瓜子’，會牽動人心不安，沒有益處。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傷害了社會主義嗎？”(《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有了鄧小平的點名保護，年廣久“逃過一劫”。他回憶道：“這些你問我怎麼知道的，是市委來我家報喜嘛！他們說：‘傻子你不得了了，看來以後沒人敢動你了！’”

03 遭遇事業逆境

1986年，“傻子瓜子”的有獎銷售活動慘遇挫敗，這成為“傻瓜瓜子”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廠裡的瓜子賣不掉，看到很多人搞有獎銷售，我就想弄成全國最大的有獎銷售，還可以壓倒競爭對手。”年廣久在與廠裡的幾位副經理商量過後，決定印刷獎券150萬張。一等獎為價值2.6萬元的菲亞特小轎車一輛，二等獎為價值2600元的幸福牌摩托車一輛，其他等級的獎項獎品包括彩電和冰箱等。

年廣久從1月5日開始籌備，並設法取得銀行的信用擔保。他同時在全國30多個城市設立有獎銷售點，投入10多萬元的廣告費在全國30多家媒體做廣告。消費者每買一斤瓜子，得獎券一張，提價一角。這場活動聲勢之大，範圍之廣，令全國一切有獎銷售活動黯然失色。

年廣久計劃在2月5日推出有獎銷售，5月1日結束，5月10日到上海當眾開獎。他盤算了一下，每斤加1角，三個月至少賣到1000萬斤，多賺的100萬元除去稅收用來發獎綽綽有餘。銷售1000萬斤，毛利有500萬元，除掉生產費用和產品，可得利潤170萬元，再扣除所得稅，公司依然可獲純利100萬元。

1986年2月5日，年廣久推出有獎銷售當天，僅蕪湖市場的銷售量就有6萬斤；有獎銷售前後17天，銷售額達700餘萬元。全國各地來電來函來人要貨的絡繹不絕。

然而年廣久沒想到的是，3月6日，幾位政府工作人員來到他的辦公室，將一份《禁止借有獎銷售為名推銷殘次商品》文件放到他面前，通知他：“國務院來文，全國有獎銷售活動，因有趁機提價，推銷殘次商品，欺騙顧客，擾亂市場，因此一律廢止。

你的有獎銷售也不能例外。”年廣久一聽就傻了，欲哭無淚。他對他們申辯說：“上面不是說公司有自主經營權嗎？誰來保護我的自主經營權呢？”

年廣久意識到有獎銷售一旦終止，大禍就會臨頭。果然如此，不出幾天洶湧而來的退貨大潮湧進公司，瓜子大量堆積、變質，資金不能回籠，法律糾紛也隨之而來，這最終導致公司虧損63萬元。

年廣久回憶說：“由於我不大懂法，接下來的一場官司火上澆油，讓我再次損失90多萬元。公司因此從‘波峰’到‘浪谷’，一蹶不振。”

隨後，年廣久被起訴犯有貪汙罪。他自己心裡明白：“廠子是我投資的，賬目上的錢都是我的，我哪裡是貪汙呢？當時聯營失敗，社會影響不好，他們需要有個人來扛這個責任！”

最終，因證據不足貪汙罪沒法成立，年廣久被以流氓罪判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年廣久雖然沒有服刑，卻一直被羈押了近三年之久。

1992年，鄧小平南巡再次談到了年廣久。他說：“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一百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像這一類的問題還有不少，如果處理不當，就很容易動搖我們的方針，影響改革的全局。”(《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鄧小平談話之後，蕪湖市中級人民法院主動對年廣久的案件進行了重審。1992年3月13日，年廣久被宣告無罪釋放。年廣久回憶道：“出獄之後，市委書記領著一幫人在市委大禮堂集體接見我，握著我的手說，老年，你吃苦了！我知道鄧小平為我講了話，我和兒子聯名給鄧小平同志去了封信，郵去幾包瓜子，不曉得他老人家收到沒有。”

年廣久入獄之後，“傻子瓜子”的銷售和經營情況受到了巨大影響。在他被羈押的那段時間，他所有的家當被查封。年廣久在獄中把“傻子瓜子”的商標授權給第二任妻子彭曉紅。但彭曉紅後來和他分道揚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