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40、50年代的存在主義和20世紀60、70年代的結構主義同為西方現代哲學的重鎮。存在主義扛起了反對主客二分及本質主義思維模式的大旗，存在主義之後，西方哲學認識論模式受到重創，從此一蹶不振。
結構主義緊接著存在主義之後崛起，被西方思想家稱為存在主義的掘墓人。結構主義哲學的意義在於，它利用語言學理論，顛覆了存在主義的”主體性”哲學，開啟了西方哲學轉向後現代主義的大門。
和存在主義的影響相似，結構主義及其語言學是西方思想界的又一次重大變革。20世紀60年代後，結構主義哲學影響到西方文化諸多領域，如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倫理學、教育學、美學、管理學、體育運動學等等。
從哲學理念和思維方式上講，結構主義和存在主義存在重大差異。存在主義強調人的主體地位——人是獨立存在的自由個體，結構主義否定人的主體地位，認為“結構”是本體，“主體”是一種虛構。
從西方哲學史層面看，“主體性”哲學是西方哲學的核心線索。自古希臘時代起，西方哲學即把理性視為追求真理的唯一途徑。到了近代，笛卡爾、康德、黑格爾、胡塞爾等思想家致力於探討人的認識問題（現代哲學認識論），人作為認知主體始終佔據核心位置。
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認為，只有理性才能認識“理念”，感性僅僅侷限於現象界。18世紀的康德綜合歐陸理性主義（笛卡爾、萊布尼茲）和英國經驗主義（休謨），創立了“主體性”哲學認識論。
康德認為，自然科學知識源自“時空直觀”和“知性範疇”的共同作用，不是世界產生了“人”，而是“人”產生了世界。康德所說的“人”是指人的先天知性範疇（因果、質、量），“世界”是指認識客體——由“知性”創造的經驗世界。康德同時強調，人的道德經驗同樣來自先驗範疇——普遍道德律令（人是目的）。康德把知識、道德、審美的來源全部歸結為人的理性創造，這即是康德“主體性”哲學的基本精神。
黑格爾將認識論和存在論統一起來，主張理性即存在，存在即思維，把人的理性認識視為絕對精神的顯現。這種看法同樣把人的理性能力視為認識主體。
胡塞爾把理性認識等同於笛卡爾的“純思”，將“純思”和觀念世界統一起來，創立了一個自主、獨立的認識世界。胡塞爾的現象學還原仍然迴歸人的認識主體性。
柏拉圖、康德、黑格爾、胡塞爾等思想家把“主體性”歸結為人的理性能力——純思，把外部世界視為與認識主體面面相對的客體，這是西方主體性哲學的內在邏輯，也是西方哲學的侷限性。
海德格爾、薩特提出存在主義，目的是用“存在論”取代“認識論”，用主客體統一取代主客體分裂，消解以理性認識為核心的主體性哲學，為西方哲學開闢一個新方向。
海德格爾認為，現象學還原的終點不是人的理性認識，而是人的現實存在——此在（Dasein）；人和世界的源始關係不是科學，而是“生存”；科學認識和理性有關，“生存”和科學無關，而是和人的情感、需求、意志、願望有關。這是海德格爾早期存在主義的基本立場。
薩特認為，人的"存在"是第一位的，存在先於本質，人的本質需要通過"存在"填補；在個人沒有投身於"存在"之前，世界的意義是“虛無”，是人的現實存在創造了生活與世界的意義。這是薩特存在主義的基本觀點。
存在主義哲學的意義在於，突破了傳統認識論哲學的侷限，把人的存在以及人與世界的關係和人的非理性聯繫起來，使得西方哲學從理性認識論轉向現實存在論。這是存在主義哲學的重要貢獻。
但存在主義哲學也有弊端，其雖然反對主客二分，卻沒有擺脫主體性哲學的拘囿，仍把人的存在視為主導環節和決定性因素，把世界的意義歸結為人的創造（闡釋學）。存在主義和認識論哲學的區別在於，康德、胡塞爾把“主體性”歸結為人的理性；海德格爾、薩特把“主體性”歸結為人的情感和理解。雖然著眼點不同，但立場一致——都把人的因素視為第一性，世界為第二性。
結構主義哲學另闢蹊徑，運用語言學思維探求人的存在以及世界存在的意義，由此開闢出西方哲學的新方向——語言學轉向。
簡言之，自19世紀後，西方哲學開闢出兩大方向，一是以叔本華、尼采、克羅齊、弗洛伊德、海德格爾為代表的非理性主義轉向，目的是反對傳統認識論哲學，提倡人的非理性存在，如尼采的生命意志論、克羅齊的直覺主義、弗洛伊德的慾望本能論、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二是以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分析哲學、後現代思想為代表的語言學轉向，目的是否定人的主體性，提倡語言存在的本體意義。兩條線索綜合起來，共同左右著西方現代哲學的走向。
結構主義哲學源於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索緒爾認為，語言學研究有兩種方法，一是歷時性方法——從歷史層面研究語言發生、演變的過程，此為傳統語言學方法；二是共時性方法——把語言視為一個獨立系統，研究語言系統的內在結構，這是結構主義方法。
根據索緒爾的觀點，語言符號的“意義”並非獨立之物，而是源自符號之間的“差異性”關係。比如“貓”（cat）之所以是“貓”，不是因為貓的特性，而是因為“貓”不是“狗”，不是“馬”，不是“樹”，不是“桌子”，等等。總之，在一個語言系統中，語言所指（概念）或能指（聲音）的意義並非源於自身，而是源自和其他語言符號的“差異性”；這些“差異性”關係構成了語言的整體結構——語法規則。這是結構主義語言學方法的核心思想。
比如現代漢語有漢語的語法系統（語法規則），英語有英語的語言系統，法語有法語的語法系統；語法系統作為整體性的語言規則不是經驗存在，不同於人們所說的“言語”。
索緒爾把“語言”和“言語”做了區分，所謂“語言”是指語法系統，“言語”是指人們平時所說的話。語法系統是整體結構，無法說出（不出場）；“言語”是經驗現象，是日常言語（出場之物）。換言之，語法系統是語言的本體，“言語”是語言的現象。索緒爾語言學即研究語言背後的語法規則——深層結構。
舉個例子：人們平時所說的每一句話必須符合特定的語法規則，否則別人難以理解。比如一個人想要表達“我去吃飯”的意思，他必須遵循漢語語法規範說：我去吃飯；其中，“我”是主詞，放在前面；“吃飯”是謂詞，放在後面，主詞、謂詞的順序不能錯亂，否則將無法交流。例如他不能這樣說：吃飯去我，這種表達違反語法規則，沒有意義。
受到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啟發，結構主義哲學運用索緒爾語言學方法思考事物的本質。結構主義認為，人文現象的存在沒有獨立本質，沒有類似於原子式的獨立特性，事物的本質來自和其他事物的“差異性”關係——整體結構（猶如語言單位的存在）。換言之，事物的意義由“結構”決定，不是由主觀意識決定（如存在主義的“理解”）；並非主觀意識產生了“意義”，而是“結構規則”產生了“意義”。用結構主義哲學的話說，不是人在說“話”，而是“話”在說人。
比如社會關係、道德人倫、文學藝術、體育競技等等都存在深層結構，社會關係的深層結構是社會規範，文學藝術的深層結構是“原型”，體育競技的深層結構是比賽規則（如足球運動有足球運動的”規則“，排球比賽有排球比賽的“規則”，各種球類運動的區別在於“規則”不同）。
結構主義陣營龐大，成員眾多，不是一個統一的哲學流派。結構主義思想家主要以法國哲學家為主，如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人類學，拉康的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格雷馬斯的結構主義符號學，羅蘭.巴特的結構主義美學。
從哲學史層面看，結構主義顛覆了存在主義的主體性觀念，把獨立自主的“人”及其抽象“意識”拉下神壇；用“結構”（規則）取代“主體性”，“人”的存在成為“結構”的附屬物。這是結構主義哲學的理論貢獻。
需要注意的是，結構主義的“結構”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結構，如房屋的結構，桌子的結構，文章的結構，結構主義所說的“結構”是一種源自人性的“結構”——“二元對立”概念。
結構主義認為，“二元對立”範疇是人類理解世界的基本模式，和人的先天理性有關。比如人們平時解釋或表達事物，總是採用一些彼此對立的概念，像大小、上下、是非、黑白、善惡、美醜、男女等等。這些二元對立的概念是人類理解事物的基本方式，類似於康德的先驗範疇。
關於“二元對立”思維模式，中國道家哲學早已有所認識。比如老子在《道德經》中提出了認識自然之道的辯證法，老子說：“道”既是大，又是小；既是雄，又是雌；既是黑，又是白；既有名，又無名。
莊子認為，事物的本質沒有絕對性，無所謂是非、對錯之分；事物的大小、是非、善惡皆相對而言，和人的主觀意識有關。道家認識論辯證法包含“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可謂和結構主義殊途同歸。
根據結構主義方法論，法國思想家福柯繼尼采之後，提出了“人之死”的口號。福柯認為，存在主義宣揚的人的“主體性”並不存在，“主體”是一種理想和虛構；真正的本體不是“人”，而是語言“結構”（福柯稱之為“話語”）。
福柯認為，普遍理性（抽象的大寫的“人”）並不存在，人的理性並非客觀、透明之物，而是蘊含權力或利益；人的理性觀念來自話語建構，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
舉個例子，中國封建社會要求女子具備一些傳統道德，像三從四德、夫唱婦隨之類，根據福柯的話語理論，封建社會的女性話語並非來自女性自身的特性，而是來自男權話語，是男權社會結構的產物。換言之，古代封建社會的女性角色和地位實指上和社會結構有關，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普遍理性。
結構主義產生之後，以海德格爾、薩特為代表的存在主義哲學遭到解構，人的自由“主體性”被“規則、結構”所取代，存在主義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後結構主義及後現代開始崛起。這是結構主義哲學和存在主義的內在聯繫。
結構主義和語言學轉向密切相關，是現代語言學革命的產物。語言學轉向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二是分析哲學，三是海德格爾後期存在主義。這三個方面共同構成了西方語言學轉向的主題。
後結構主義是結構主義哲學的發展和延伸，如法國思想家德里達是後結構主義哲學的代表。德里達認為，語言學思維屬於”關係性”思維，這種思維方式沒有固定界限，不尋求事物的獨立性；事物的存在關係處於不斷變化中，處於發散式的遊離狀態。德里達稱這種關係性思維為“延異”。在德里達看來，事物的意義沒有本質與現象之分，沒有“在場”與“不在場”之分，本質即現象，現象即本質，彼此不可分離。
西方分析哲學同樣和語言學轉向有關，根據分析哲學的觀點，傳統形而上學命題都可以還原為語言現象，可以從語言學層面進行解讀，如“這是什麼”、“存在是什麼”，等等。
分析哲學認為，一旦把形而上學問題轉換為語言學問題，許多似是而非的表述便呈現出來。比如“馬是什麼”這個命題，根據羅素的分析，生活中存在的只有個別的馬，並無“普遍”的馬。“馬是什麼”這個命題可以轉換為另一個語言命題：這裡有一種動物（個體存在），這種動物具有馬的屬性。如此一來，“馬是什麼”這個命題的邏輯意義便呈現出來：所謂“馬是什麼”實質上是指某一匹馬的屬性，並非指普遍之馬的存在。
語言學轉向第三個方面是海德格爾後期存在主義。海德格爾前期通過思考人的存在探尋“存在”之謎，但這條路沒有走通。海德格爾後期通過語言現象思考“存在”之謎。在《林中路》中，海德格爾提出了一個經典命題：語言是“存在”的家園。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事物的存在意義（“是”）來自語言，語言敞開世界的“存在”。
比如詩歌語言，海德格爾認為，詩歌語言是最接近“存在”的語言，因為詩歌語言包含人的感覺、知覺、情感、願望等非理性因素，和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海德格爾稱詩歌語言為“詩”和“思”相統一的語言。
與結構主義哲學相比，海德格爾的語言觀更看重語言的指稱和外部世界的關係，而非語言能指或所指的“差異性”，所以海德格爾的語言論屬於人本主義語言學，結構主義或後結構主義語言論具有後現代主義傾向。換言之，海德格爾哲學更看重人及其生活的存在，屬於現代性思維；結構主義或後結構主義更看重語言遊戲，屬於後現代思維。
綜上所述，存在主義和結構主義同屬於現代西方哲學的重要形態，各自在西方哲學中扮演了不同角色，發揮了不同作用。存在主義消解了傳統哲學的主客二分模式（原子論思維），結構主義消解了西方哲學的”主體性“，把獨立、自由的“人”拉下神壇。這兩種前後相繼的哲學潮流共同推動著西方哲學走向後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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