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唐朝的“安史之亂”，人們可謂是耳熟能詳。叛亂的主謀安祿山，從小隨母在突厥人部族生活，長大後投身軍旅，以厚禮賄賂往來官員在朝廷為其美言，逐步取得了唐玄宗的信任。《太平廣記》中記載：“玄宗幸愛安祿山，呼祿山為子。”安祿山擔任兵權在握的節度使，每次回京朝見，不拜玄宗而拜楊貴妃。唐玄宗曾問安祿山：“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安祿山回答：“臣胡家，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唐玄宗聽後，“笑而舍之”。安祿山身體肥胖，大腹便便。唐玄宗有一次問道：“此胡腹中何物，其大乃爾？”安祿山應聲回答：“臣腹中更無他物，唯赤心耳。”唐玄宗聽了十分高興，對其更加寵幸。然而，這位表面忠心耿耿的高級將領，不久之後就起兵叛亂，使唐王朝一蹶不振，由盛而衰。
“天下至德，莫大乎忠。”忠誠，在中華民族歷史長河中始終倍受推崇。講忠誠，必須善於識別和堅決防範大奸似忠、大偽似真，安祿山大腹便便所謂“唯有赤心”即是典型的“偽忠誠”。《論語》有言：“行之以忠者，是事實要著實。”朱熹集註：“以忠，則表裡如一。”這些都鮮明框定了忠誠表裡如一、心口如一、始終如一的本質要求。孤忠大節的關羽，“身在曹營心在漢”“過五關斬六將”；精忠報國的岳飛，“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留得清白在人間的于謙，“一片丹心圖報國，兩行清淚為忠家”……這些忠烈之士的感人事蹟流芳萬世，樹立了軍人忠貞品格的豐碑。人民軍隊自創立之始，就承繼並昇華了中華傳統武德的忠貞因子，把忠誠鐫刻在鐵律要求、行為操守中。忠誠，造就了人民軍隊對黨的赤膽忠心，造就了人民軍隊和人民的魚水情誼，造就了人民軍隊為黨和人民衝鋒陷陣的堅定意志，是人民軍隊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堅強保證。
革命軍人講對黨忠誠，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具體內容的，就是要始終忠於黨的信仰，忠於黨的組織，忠於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長征路上，紅軍指戰員以革命理想高於天的精神戰天鬥地，共產黨員劉志海凍死在雪山上，臨死前還從雪堆裡高舉起一隻手，緊握著黨證和向黨交納的最後一筆黨費——一塊銀元。這種時時把黨裝在心裡，認真履行黨員義務的無聲壯舉，表現的就是對黨的無限忠誠。對黨絕對忠誠，就是要始終做到在黨言黨、在黨憂黨、在黨為黨，把愛黨、憂黨、興黨、護黨的要求落實到工作生活各個環節。
革命軍人講對黨忠誠，不能有絲毫彈性，只能是剛性標準，必須是唯一的、徹底的、無條件的、不摻任何雜質的、沒有任何水分的絕對忠誠。1949年底，成都戰役後，18軍奉命駐防川南，當時軍長張國華已經被任命為川南行署主任。1950年1月，正當18軍將士滿懷憧憬準備奔赴美麗富庶的川南駐地時，突然接到急電：部隊立即停止前進，準備受領新任務。在接見張國華等18軍領導時，鄧小平開門見山地說：“今天談話憑黨性！”張國華張口便答：“一切聽從黨安排！”鄧小平第二句話是：“你指揮部隊去西藏！”張國華毫不遲疑答道：“堅決完成任務！”這乾脆利落的“四句問答”，生動詮釋了對黨忠誠“絕對”二字的檢驗標準，就是在任務、困難、危險面前，沒有絲毫遲疑，不講任何條件。每名共產黨員入黨時，都曾面對鮮紅的黨旗，舉起右拳莊嚴宣誓：“對黨忠誠，積極工作，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但是，有的黨員幹部把對黨忠誠當成了口頭禪，說得振振有詞，實際上忘得一乾二淨。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當面一套背後一套、陽奉陰違搞兩面派的惡劣行徑，與安祿山聲稱“赤心”實為“壞水”的“假忠誠”毫無二致，必須時常用政治“X光機”加以檢視，及早發現，及早療治，以免養癰為患。
（作者單位：國防大學政治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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