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鳳在《月山叢談》

中記載：“天下十三省,俗皆有號,莫知所始。如陝西曰豹,山西曰瓜,山東曰藤,河南曰鱸,蘇浙曰豆,江西曰臘雞,福建曰獺,四川曰鼠,湖廣曰乾魚,兩廣曰蛇,雲貴曰象”。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與現在不同，清朝把天下分為十三省，這是十三個省都有“雅號”，且多以動物為名，那麼這一現象是如何而來的呢？

一、江西“臘雞”的由來

其實“臘雞”一次，在現代網絡用語中多表示罵人的話，因網絡和諧，罵他人“垃圾”的話，這一詞無法在網絡中出現，所以就出現了取諧音“臘雞”用作“垃圾”一次。但其實臘雞一次，最初的意思並非罵人的話語，而是臘味食品中的一種，與臘肉意義相同。在元朝時，因為元朝統治者為蒙古族，元朝政府民族排斥，官場幾乎沒有漢人的地位。

而元朝的官員，大部分是來自北方地區的蒙古族，據史料記載，元朝初期漢人為官有，但僅僅是少數，而且都是最底層的那種小官。隨著民族矛盾越演越烈，元朝統治者不得不做出讓步，同意漢人通過“納粟”獲取官職。於是大量漢人富商希望通過這個途徑入仕，而這些漢人大部分來自富饒的南方地區。

雖然元朝統治者不得不開放漢人為官的通道，但是本質上蒙古族的官員對於漢人完全是蔑視、看不起的態度，所以即便漢人通過“納粟”的方式獲得了官職，卻依舊不被蒙古族所認可。而當時漢人拜訪蒙古族人的時候，喜歡帶上南方特產“臘雞”，所以瞧不起漢人的蒙古族人羞辱南方人為“臘雞”，漸漸的“臘雞”就成了南方地區的外號。

隨著歷史發展，到了清朝乾隆六下江南

，南方的概念變得更加細微，所以“臘雞”漸漸轉變成了江西的稱號。也正是這個原因，清朝士子拿各省外號開玩笑時，只有南方人不會拿江西的“臘雞”開玩笑。

二、蘇浙曰豆

蘇浙一帶，在古代與江西共稱江南，但是在清朝“臘雞”稱號獨獨給了江西之後，蘇浙的稱號就沒了。清朝士子文人多風雅，文官之間也常常互相調侃，沒有了稱號的蘇浙文人自然不能厚此薄彼，所以蘇浙一帶的官員被賦予了新的外號——豆，所以蘇浙也被稱為豆。

關於豆這個稱號的由來，比較被世人認可的一種是徐州鹽豆。徐州鹽豆起源於楚漢爭霸時期，楚軍潰敗，一路逃跑，陰差陽錯發明了鹽豆。隨著楚漢爭霸以項羽失敗而結束後，原來發明鹽豆的人躲避到徐州，然後將鹽豆製作技術傳給了當地百姓，也就有了後來的徐州鹽豆。

徐州鹽豆起於漢朝，到了清朝之後，鹽豆技術進一步完善，徐州人靠著鹽豆造就了很多富商，

所以很多人稱徐州人為“鹽豆商人”。清朝官場中，起外號最興的便是以當地較為出名的東西，所以蘇浙官員在朝廷中有了“鹽豆”一稱。與“臘雞”相同，時間一久，豆便成了蘇浙的外號。

三、雲貴曰象

在清朝，雲南和貴州地處西南地區，交通不便是人們對這兩地的第一印象。現在經常有人拿雲南開玩笑，“你們雲南滿大街都是大象嗎”？“聽說你們雲南成年考試項目是騎大象”。“你們雲南人都是騎大象出行的嗎”？諸如此類的話聽的太多，雖然有調侃的意義在這但是不可否認，雲南大象在整個中國是最多的，正如四川熊貓一樣。

在清朝時期雲南大象就是主要交通工具，因為地形原因，交通不便導致經濟落後，雲南地區不適合養馬，所以出行需要運輸物品時，人力不足只能依靠大象。也正是這樣，在清朝大象就成了人們給雲南的第一印象，在雅趣十足的清朝文人看來，雲南的外號似乎一下就確定了，那就是“象”。貴州因為地界與雲南靠近，又是偏遠地區，清朝的那些士子索性直接把雲南貴州共同稱為“象”。

四、湖廣曰乾魚

湖廣在清朝指今天的湖北和湖南，而湖南湖北又以洞庭湖為界。洞庭湖是我國最大的淡水湖，古稱“雲夢”，其物產豐富，尤其水產。唐宋時期史料記載：“每歲夏秋之交，湖水氾濫，方圓八九百里，龍陽、沅江則西南之一隅”，可以看出洞庭湖湖水氾濫成災。清朝時期，政府為了防止湖水氾濫導致天災，出資修建堤壩，使得洞庭湖的水處於

可控狀態。

從此之後洞庭湖不再是“危湖”，更多的是為湖廣人民創造生計，因為湖水的可控性，漁業養殖也就成了可能。於是百姓大肆養殖，洞庭湖的魚普通多年以前的湖水一般氾濫成災，百姓食用完全有餘。為了保存食物，湖廣百姓將多餘的新鮮魚製成魚乾，即便如此魚乾也數不勝數。這就讓閒來無趣的清朝士子找到了樂子，既然湖廣百姓魚乾多到吃不完，正好湖廣外號還沒確定，那乾脆就給湖廣百姓“乾魚”的綽號吧，所以清朝湖廣又稱為乾魚。

五、其他省的稱號

無論是史料記載還是當代學者的研究，對於山東曰藤，河南曰鱸還是頗具爭議的，沒有足夠的證據能表明這兩個稱號的由來。兩廣被稱為蛇，與上述幾個省相似，因為兩廣叢林較多，所以蛇也是隨處可見，正好符合當時清朝取外號的風氣，所以有了“蛇”的稱號。

至於陝西和山西，一個豹一個瓜，陝西很容易理解，因為陝西豹子偏多，但是瓜，按理說瓜是每個地方都有產出的。這是因為當時山西的土壤適合種植瓜，所以山西的瓜與其他地區不同，所以有了山西的“瓜”一稱。

參考文獻：

《月山叢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