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學的“現代行為經濟學之父”、經濟學家阿莫斯·特沃斯基發現了人類行為中的 “損失厭惡”規律，在丹尼爾.卡尼曼的思想鉅著《思考快與慢》中曾對此有詳實的闡釋。其實早200年，亞當·斯密就說：
痛苦，幾乎所有時候都比相對應的快樂情感要尖銳得多。它給正常幸福狀態帶來的沮喪，幾乎總是要比相反情緒激起的愉悅大得多。
亞當·斯密同時還注意到“相比實際支出的成本，人們傾向於低估機會成本”現象，“因此，損壞財產，比如偷竊或搶劫，將我們擁有的東西搶走，相比破壞契約，只損害我們預期得到的價值，是更嚴重的犯罪”。
亞當·斯密認為“人們通常對自己的能力過分自信”，這種評判模式對風險選擇的偏好有影響。在亞當·斯密看來，“每個人或多或少都高估了獲利的幾率，而大多低估了損失的可能性，並且任何身體和精神都還好的人，也從不重視損失的可能性”。
在現代，具體體現為執行官們的“狂妄自大”，這直接導致層出不窮的兼併失敗案例及其他商業敗筆。另外，亞當·斯密告誡說，過度自負一般只出現在“身體和精神均還好”的人身上，這和現代研究發現身體、精神不大好的人，具體比如生病的人，一般不會過於樂觀狂想是一致的。
亞當·斯密論證說，自然的同情心往往不足。他注意到，一個歐洲居民對慘遭地震襲擊導致大量人員傷亡的中國，很可能明顯缺乏同情。雖然現代媒體可以將遠方受災的悲慘畫面傳送到人們家中（比如2004年的印尼海嘯），縮短了社會距離，但這些影像資料高度選擇性的呈現方式，只能是加劇亞當·斯密的憂慮感。
錄像帶博取了公眾的同情心，但很少能夠激起人們的同情行動。一個普通的歐洲人是否情願“犧牲數以百萬計同胞的生命”，也不願自己受到少許損失，亞當·斯密得出的答案是“不願意”，“人類天性對這種想法感到震驚不已，世界再怎麼墮落失德，也不會有拿這種事情開玩笑的惡棍。”公正的旁觀者意識到，“我們僅僅是萬千普通民眾中的一員，絕不比任何人優越多少”。
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不僅有許多預示現代行為經濟學發展的洞見，同時還有不少有希望的研究思路有待進一步挖掘。黛安娜王妃和約翰·肯尼迪意外身亡引發的潮水般的悲傷，像《美國人物》這樣的流行雜誌以及類似的高收視率電視秀，到處充斥著運動明星在哪兒購物，吃什麼穿什麼，情事起起伏伏之類的故事。對名人的迷戀，通過把他們用做市場營銷推廣的工具，從而對經濟產生直接影響。
亞當·斯密認為，這種對富人的同情都是道德風險。同時，這也給社會穩定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解釋。亞當·斯密是這樣描述道德風險的：
財富和權勢地位往往容易得到原本只有智慧和美德才能有的尊敬和欽佩，而那種只宜對罪惡和愚蠢表示的輕視，卻經常極不適當地落到貧困和軟弱頭上。這是歷代道德學家們一直抱怨的現象。傾向於羨慕或甚至崇拜富人和大人物，貶低或至少忽略狀況不佳的窮人，是最重要又最普遍的道德情操敗壞的根源。
然而，亞當·斯密也認為這種同情心“對建立和維護社會分層秩序都極為必要”。對富人的同情可能有助於理解一些資本主義社會難題：奉行多數民主規則的社會，無法對最有錢的人徵收極高的稅收。用亞當·斯密的視角來看，這就意味著，人們不願徵收富人的稅，可能是因為一般公民不願損毀自己內心營造的令人神往的富人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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