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這座小城如何撬動中國歷史（上）

武威在蘭州西面，而在蘭州與武威之間，有一座山叫做烏鞘嶺，它是河西走廊的東端起點。烏鞘嶺是我國一個重要的地理分界線，該山脈以東是外流區域，河流都流入大海；這座山脈以西則是內流區域，河流只流入內流湖。

河西四郡就在烏鞘嶺以西的內流區域，這裡的水源補給主要不是靠降雨，而是靠雪山融水。河西走廊所依賴的雪山，就是走廊南側的祁連山。祁連山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常年積雪，雪山融水澆灌了山腳下的多片綠洲，有些地方水草相當豐美。

比如張掖市下面的山丹縣，在歷史上便是極為重要的馬場，匈奴曾經在這裡牧馬，後來漢武帝又在這裡牧馬，這裡在今天是世界第一大軍馬場，在夏天的景色極為壯闊優美。霍去病攻佔河西之後，匈奴人哀嘆，“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指的就是這裡。祁連山雪水澆灌出山腳下一個個斷續的綠洲空間，主要的就是河西四郡，它們成為從中原通往西域的一個個中繼站。

祁連山有幾個重要的山口，山南的高原遊牧人群通過這裡可以進入河西走廊。走廊北側的山脈則海拔相對較低，難以存住積雪，無法形成雪山融水，山的外側便是沙漠。祁連山上的融雪流下來，形成河西走廊三大水系。

中國的大部分水系都是東西走向，流入大海，但是由於山形地勢的原因，河西這三大水系都是南北走向，穿過戈壁沙漠，注入北方遠處的內流湖，比如在今天內蒙古額濟納旗的著名的居延海等等。

草原遊牧人群可以從蒙古草原順著這些水系南下，進入河西走廊的水草豐美地區。這樣，河西走廊又可以銜接起草原與高原。這也是為什麼我在講敦煌的加餐裡提到，漢武帝打通河西走廊的首要目的是“隔絕羌胡”，就是把在青藏高原上的遊牧者和北方草原上的遊牧者給隔絕開，以免雙方聯手，威脅到長安的安全。

這樣，你就可以看出河西走廊是如何能夠銜接東南西北四個方向的。在這種地理結構下，武威，或者說涼州，作為河西走廊最東端的重鎮，它能夠撬動中國歷史，也就不會是特別令人驚訝的事情了。

涼州具體又是如何撬動中國歷史的呢？我從如下三個角度來分別展開解釋一下，文化的融合性、視野的敞開性和帝國的建構性。瞭解完這三個角度，你就會發現，涼州的歷史不僅僅是關乎涼州，而是關乎到整個中國的歷史命運。

前兩個角度文化的融合性、視野的敞開性，這都關乎文化、精神氣質這些軟邏輯，我主要放在這一講來講。帝國的建構性，這關乎多元互動的硬邏輯，我放在下一講跟你分享。

文化的融合性

一說到文化融合，你的第一反應可能是從絲綢之路上傳過來的異域文化，通過河西走廊進入中原。但是我要告訴你，遠不僅如此。涼州曾經成為儒家的避難所，並且在之後又反過來對中原形成深刻影響。這段歷史就發生在五胡亂華以及其後的北魏時期。

從東漢末年開始，中原儒家的傳承過程逐漸落在一系列的大家族身上。到了西晉末年天下大亂，長安洛陽都淪為廢墟，這些有學問的大家族多半都四處流散。流散主要就是兩個方向，一是跟隨殘存的晉朝皇室逃往江南，再一個就是逃往遠離中原，相對來說秩序安定、經濟富饒的河西走廊地區。

今天咱們一說起河西走廊，可能感覺這是經濟相對落後的地方，古代的河西走廊可不是這樣，非常富庶，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裡就提到，在唐朝時人們都說，“富庶者無過隴右”，就是說沒有比河西更富庶的地區了。直到現在，還流傳著“金張掖”、“銀武威”的說法。

五胡亂華時期的河西走廊地區，先後建立了前涼、後涼、南涼、北涼等等被統稱為“五涼”的五個小國，其中最強盛的三個都是定都在武威，也就是涼州。除了前涼之外，另外四個都是胡人建立的。但無論是什麼人在統治，都很重視儒家文化。結果是，在中原嚴重淪喪的儒家文化，反倒在這些胡人小國、尤其是武威獲得了很好的保存和發展。

天下大亂一百多年之後，中原地區新崛起一個鮮卑人建立的大國北魏，它向西擴張，公元439年滅亡了五涼中最後的一個，匈奴人建立的北涼，隨即把涼州的這些儒家學問大家族都給遷徙到了北魏當時的首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河西所保存的儒家學問的流脈，就成為北魏極為重要的文化來源。

陳寅恪先生因此提出，北朝的文化系統主要有兩個來源，一個是江南，一個就是河西。他更進一步提出，北魏後期遷都洛陽這個事情，極有可能與河西學脈的影響有關。而北魏的文化，就是後來讓中國人無比自豪的隋唐大帝國的文化母體。可以看到，孕育著河西儒家學脈主體的涼州，顯然是在撬動著中國的歷史。

在北魏把涼州的儒家人物遷走之後，這裡的文脈遭受重創，但是到了明朝，涼州又修建了一個全國第三大的巨大孔廟，今天仍然完整地保留著。很難想象在離帝國核心區如此遙遠的地方有著如此規模的孔廟，裡面有幾塊碑，上面刻著從明到清，涼州地區走出來的進士名單，看到那長長的名單，非常讓人驚歎。

五涼對中國文化與歷史的影響可不止是儒教，還有佛教。北涼時期，在武威郊外的天梯山開鑿了天梯山石窟，結果北魏滅亡了北涼之後，就把開鑿石窟的工匠也全都帶走了。這些工匠接下來開鑿了北魏首都大同郊外的雲岡石窟，在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那些工匠們的後繼者又開鑿了洛陽郊外的龍門石窟。可以說天梯山石窟就是中原地區的石窟之母，在根本上影響著中國的佛教造像藝術。

包括我在敦煌那期加餐提到過，胡人高僧鳩摩羅什，他就曾在涼州前後停留了17年的時間，他在這裡經受了一系列的考驗，心性獲得昇華，又學會了漢語。鳩摩羅什是被後涼的統治者從西域的龜茲（今天新疆的庫車）帶到涼州的。後來後涼又被羌人建立的後秦滅掉，鳩摩羅什被帶到長安，在這裡，鳩摩羅什開始了他所主持的空前的佛經翻譯事業，翻譯出74部、584卷佛經。

今天我們所熟悉的佛經的開篇語“如是我聞”，就是出自鳩摩羅什的手筆，電影《倩女幽魂》當中法力無邊的《金剛經》、王菲曾經改成歌來唱的《心經》，也都是鳩摩羅什翻譯的。鳩摩羅什所開創的漢傳佛教，不僅對中國，對整個東亞精神世界的影響與改造都是全方位的。

如果沒有在涼州停留的17年時間，鳩摩羅什很可能也難以獲得如此之深的功力。鳩摩羅什停留涼州期間所住的鳩摩羅什寺，就在武威的市中心，今天的寺廟已經是百年前大地震毀壞過後重建的了，但是寺中供奉著鳩摩羅什舌舍利的羅什塔，仍然是1600多年前留下的古蹟。

我在講敦煌的加餐裡面也提到，佛教進入中原，河西走廊是個重要的中介，讓佛教有機會在這裡和不佔統治地位的儒教文化先進行某種融合，然後才能繼續向前進入中原，而不是直接被中原儒教排斥掉。講了涼州的儒教和佛教共存的盛況，你一定對河西走廊的這種中介地位的重要性有更深的感覺了。

這些無一例外地都是在整體上撬動著中國的歷史。

視野的開闊性

說完了文化的融合性，再來說說視野的敞開性。這最直觀地體現在唐詩當中。

我猜想你讀唐詩的時候大概會有跟我差不多的感覺，讀來最為血脈賁張攝人心魄的，就是那些邊塞詩。詩人的視野與精神格局，非常直觀地象徵著一個時代的視野與精神格局，唐代雄視萬里、雍容豁達的精神格局，通過邊塞詩獲得最好的表達。

全唐詩裡面有大約兩千首邊塞詩，其中有一大半指向廣義的河西，邊塞詩當中還有一種著名的體例，叫做“涼州詞”，很多大詩人都以此為題寫過眾口流傳的詩篇。不過要說明一下，涼州詞不是專門寫涼州的，它是唐代所流行的一種曲調名。

涼州樂舞也是隋唐時期王朝樂舞中的精華，甚至於唐玄宗時期的樂曲，很多都以邊地命名，比如《涼州》、《伊州》（伊州，今天的新疆哈密）、《甘州》（甘州，今天的張掖）。

我還非常喜歡王維的一首詩，“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徵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騎，都護在燕然”。

詩人走出漢家邊塞，進入胡人土地，北歸的大雁告別中原水草迴歸到胡人的天空，胡漢在這裡不是判然對立的兩方，而是在一種宏大的視野格局當中，連續過渡的兩個自然空間。體驗過這樣一種氣魄與格局之後，各種斤斤計較的小氣與“非我族類”的猜忌，就都會在“大漠孤煙”與“長河落日”的雄渾之氣中，被透視出瑣屑與不堪。

詩中還提到居延海，這是河西三大水系之一黑河水系的尾閭湖，詩人在這裡聽到了數千裡之外的蒙古草原上，邊塞大將燕然都護的消息，河西地區連通中原、西域、草原的空間感，僅用寥寥幾個字就都給展開了。

可以想見，沒有邊塞詩，就不會有光芒四射的盛唐氣象；而沒有河西及西域對於詩人視野的敞開，王朝的格局又如何才能打開呢？這些都構成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記憶當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倘若沒有它們，我們便無法想象我們今天的樣子。

好，這一講的加餐就講到這裡了。下一講我會接著再來講一下帝國的建構性，這樣一個關乎多元互動的硬邏輯。下一講再見！——施展《中國史綱五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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