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稱作“中國莎士比亞”,39歲後卻再無作品,把自己當成了罪人

1983年春,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

應邀來華,來到了北京人藝來指導他的經典劇目《推銷員之死》

曹禺邀請米勒到家裡做客,吃飯時他拿出一封信,慢慢的讀起了這封信。信是他的晚輩,畫家黃永玉寫來的,信中寫道:“我不喜歡你解放後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裡,你失去了偉大的通靈寶玉······”

一旁擔任翻譯的英若誠為難了,但曹禺直接讓他一句一句的翻譯給阿瑟米勒聽。這些話,毫無例外,全部打中了老人的那顆敏感的心,他無奈的在心裡承認:自己寫不出東西來了。

這位承載著赫赫聲名的老人,會不會想起一個甲子之前的自己?

他被稱作“中國莎士比亞”,39歲後卻再無作品,把自己當成了罪人

曹禺

那年,時年23歲的曹禺在大學期間創作了《雷雨》,接著便一發不可收。 從23歲到29歲,這位名叫萬家寶青年連續地寫出了《雷雨》《日出》《北京人》等7部劇本,一下子奠定了中國現代話劇的基礎。《雷雨》中充滿了對冥冥中的莫測命運的悲哀,《日出》是對貧者越貧吃人的社會的控訴,《原野》直接上升到了對人的慾望糾纏和復仇的追問,對人本性的追問。文學界開始知道一個筆名叫曹禺的青年,人們都說他是“中國的莎士比亞”。

他被稱作“中國莎士比亞”,39歲後卻再無作品,把自己當成了罪人

《雷雨》

然而,從39歲到去世47年間他再也沒能寫出一部自己滿意而外界也公認的作品。他暮年的狀態,更像歐亨利《最後一片落葉》中的那個畫家,總是嚷嚷自己要寫出一部“大作品”,卻直到死亡來臨都無能為力。靈感的枯竭和權位的高漲同時到來,一串串新的稱號和職位加在了作家身份之上:新文化運動的開拓者之一,著名戲劇大師,中國話劇奠基人之一······

我們不由的要發問:作家究竟需要的什麼?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這本該是作家的常態,為什麼有些人“出道即巔峰”?

他被稱作“中國莎士比亞”,39歲後卻再無作品,把自己當成了罪人

年輕曹禺

我們可以從下面的故事探得幾分緣故。

1953年,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選排優秀劇目,選定了時任院長的曹禺的《雷雨》。在周總理的幫助下,劇組找到了北洋政府高官朱啟鈐的院子作為體驗生活的地方。優渥的幫助卻沒有帶來應有的效果,戲總是演不好。

 按當時文藝工作的方向,劇作應該採取階級分析法為《雷雨》中的人物進行判定:“周樸園是極右,魯大海當然是左……每個演員被要求帶著階級感情去深刻揭露所演角色。”於是,扮演繁漪的呂恩哭了:

“我演了十幾年戲,現在我不會演了;過去也演過《雷雨》,怎麼現在就不對了呢。”

他被稱作“中國莎士比亞”,39歲後卻再無作品,把自己當成了罪人

《雷雨》劇照

同樣感到困惑的還有作者本人。

有段錄音錄下了曹禺當時看完《雷雨》彩排後的心情,

“舞臺上的人物不是在我腦子裡所想象的那個人物,讓我感覺到就不如我當初寫劇本的時候那麼愉快。”

有一次,在被演員長時間故作姿態念著又拖又假的臺詞,拖著長腔折磨著的時候,曹禺衝進了後臺,像個孩子一樣焦急地對鄭榕喊:“快快快,受不了受不了,我那劇本里頭沒有那麼多東西!”

一句“我那劇本里頭沒有那麼多東西”便反應他痛苦的內心。他本沒有賦予什麼看似深刻的階級性在劇作裡,他只是想讓這個劇中人物是一個“人”,有豐富情感,又糾結又真實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政治的背書將。

他被稱作“中國莎士比亞”,39歲後卻再無作品,把自己當成了罪人

曹禺

 可是曹禺不明白他的問題出在哪裡。他在談《家》的改編時說:

“寫劇本不應該老是被政治概念拖著走。作者所以被政治概念拖著走,這說明他還是落在政治的後面,因此在寫作的時候常常處於被動的狀態。”

在他努力向政治靠攏的,努力趕上政治要求的三十多年裡,曹禺成形的創作總共只有兩部半。一部是他自己寫完後都感到荒誕的《明朗的天》,他說:

“我也是個‘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怎麼寫別的知識分子改造好了,實在是捉摸不透。”

 他就像那費勁了全力和唐三藏西天取經的齊天大聖,歷經九九八十一難,終於到了西天,後來在一片聖潔的氤氳裡修成了正果,成了那個‘鬥戰勝佛’,像所有慈眉善目的菩薩坐在那裡,念“南無阿彌陀佛”不再想花果山,不再想原來的猴身,也不會想起當年和花果山的猴子們一起長生的少年的義氣。

他被稱作“中國莎士比亞”,39歲後卻再無作品,把自己當成了罪人

 可是當他有一天想回到那個花果山的時候,可他自己已經回不去了。

 在那個特殊時代結束之後,曹禺決心拋開諸多應酬,棄掉自己的所謂的頭銜,找回原來那個自己。在上海的寓所裡,他把自己鎖在了書房之中,決心重拾起三十年前未完成的劇作《橋》

。他給到處找人談,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去體驗生活,常常夜裡睡不著,醒來,趴在那裡想寫下去,可總有那麼多過不去的坎,從一開始給巴金寫信中說的“必完成”一直到最後,隨著心氣越來越弱,終於沒能寫成

他被稱作“中國莎士比亞”,39歲後卻再無作品,把自己當成了罪人

曹禺 與巴金

那段時間,曹禺經常讀托爾斯泰

,有空就讀,有時,他會突然把手放下,任憑書落在桌子上,伴隨著“啪”的一聲,他嚷嚷起來:

“你不知道我有多慚愧!我要寫出一個大東西才死,不然我不幹。”

可是,他已然寫不出來了,才華還在,他的心境卻早己經無奈的被體制化了

不由想起江南在《此間的少年》所說的一段

“回到家,獨孤校長從書櫃下面翻出以前寫的論文看了又看。他女兒很詫異地看著老爹在燈光下小心撫摩著那些發黃發脆的紙頁,悠悠地嘆了口氣。

從此以後獨孤求敗開始愛惜那些論文,非常愛惜——因為他知道自己再也寫不出來了。”

而曹禺先生,會不會想起曾經那個,少時看戲歸來對著自家的牆壁練表情的萬家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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