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称作“中国莎士比亚”,39岁后却再无作品,把自己当成了罪人

1983年春,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

应邀来华,来到了北京人艺来指导他的经典剧目《推销员之死》

曹禺邀请米勒到家里做客,吃饭时他拿出一封信,慢慢的读起了这封信。信是他的晚辈,画家黄永玉写来的,信中写道:“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

一旁担任翻译的英若诚为难了,但曹禺直接让他一句一句的翻译给阿瑟米勒听。这些话,毫无例外,全部打中了老人的那颗敏感的心,他无奈的在心里承认:自己写不出东西来了。

这位承载着赫赫声名的老人,会不会想起一个甲子之前的自己?

他被称作“中国莎士比亚”,39岁后却再无作品,把自己当成了罪人

曹禺

那年,时年23岁的曹禺在大学期间创作了《雷雨》,接着便一发不可收。 从23岁到29岁,这位名叫万家宝青年连续地写出了《雷雨》《日出》《北京人》等7部剧本,一下子奠定了中国现代话剧的基础。《雷雨》中充满了对冥冥中的莫测命运的悲哀,《日出》是对贫者越贫吃人的社会的控诉,《原野》直接上升到了对人的欲望纠缠和复仇的追问,对人本性的追问。文学界开始知道一个笔名叫曹禺的青年,人们都说他是“中国的莎士比亚”。

他被称作“中国莎士比亚”,39岁后却再无作品,把自己当成了罪人

《雷雨》

然而,从39岁到去世47年间他再也没能写出一部自己满意而外界也公认的作品。他暮年的状态,更像欧亨利《最后一片落叶》中的那个画家,总是嚷嚷自己要写出一部“大作品”,却直到死亡来临都无能为力。灵感的枯竭和权位的高涨同时到来,一串串新的称号和职位加在了作家身份之上: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著名戏剧大师,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

我们不由的要发问:作家究竟需要的什么?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这本该是作家的常态,为什么有些人“出道即巅峰”?

他被称作“中国莎士比亚”,39岁后却再无作品,把自己当成了罪人

年轻曹禺

我们可以从下面的故事探得几分缘故。

1953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选排优秀剧目,选定了时任院长的曹禺的《雷雨》。在周总理的帮助下,剧组找到了北洋政府高官朱启钤的院子作为体验生活的地方。优渥的帮助却没有带来应有的效果,戏总是演不好。

 按当时文艺工作的方向,剧作应该采取阶级分析法为《雷雨》中的人物进行判定:“周朴园是极右,鲁大海当然是左……每个演员被要求带着阶级感情去深刻揭露所演角色。”于是,扮演繁漪的吕恩哭了:

“我演了十几年戏,现在我不会演了;过去也演过《雷雨》,怎么现在就不对了呢。”

他被称作“中国莎士比亚”,39岁后却再无作品,把自己当成了罪人

《雷雨》剧照

同样感到困惑的还有作者本人。

有段录音录下了曹禺当时看完《雷雨》彩排后的心情,

“舞台上的人物不是在我脑子里所想象的那个人物,让我感觉到就不如我当初写剧本的时候那么愉快。”

有一次,在被演员长时间故作姿态念着又拖又假的台词,拖着长腔折磨着的时候,曹禺冲进了后台,像个孩子一样焦急地对郑榕喊:“快快快,受不了受不了,我那剧本里头没有那么多东西!”

一句“我那剧本里头没有那么多东西”便反应他痛苦的内心。他本没有赋予什么看似深刻的阶级性在剧作里,他只是想让这个剧中人物是一个“人”,有丰富情感,又纠结又真实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政治的背书将。

他被称作“中国莎士比亚”,39岁后却再无作品,把自己当成了罪人

曹禺

 可是曹禺不明白他的问题出在哪里。他在谈《家》的改编时说:

“写剧本不应该老是被政治概念拖着走。作者所以被政治概念拖着走,这说明他还是落在政治的后面,因此在写作的时候常常处于被动的状态。”

在他努力向政治靠拢的,努力赶上政治要求的三十多年里,曹禺成形的创作总共只有两部半。一部是他自己写完后都感到荒诞的《明朗的天》,他说:

“我也是个‘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怎么写别的知识分子改造好了,实在是捉摸不透。”

 他就像那费劲了全力和唐三藏西天取经的齐天大圣,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了西天,后来在一片圣洁的氤氲里修成了正果,成了那个‘斗战胜佛’,像所有慈眉善目的菩萨坐在那里,念“南无阿弥陀佛”不再想花果山,不再想原来的猴身,也不会想起当年和花果山的猴子们一起长生的少年的义气。

他被称作“中国莎士比亚”,39岁后却再无作品,把自己当成了罪人

 可是当他有一天想回到那个花果山的时候,可他自己已经回不去了。

 在那个特殊时代结束之后,曹禺决心抛开诸多应酬,弃掉自己的所谓的头衔,找回原来那个自己。在上海的寓所里,他把自己锁在了书房之中,决心重拾起三十年前未完成的剧作《桥》

。他给到处找人谈,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去体验生活,常常夜里睡不着,醒来,趴在那里想写下去,可总有那么多过不去的坎,从一开始给巴金写信中说的“必完成”一直到最后,随着心气越来越弱,终于没能写成

他被称作“中国莎士比亚”,39岁后却再无作品,把自己当成了罪人

曹禺 与巴金

那段时间,曹禺经常读托尔斯泰

,有空就读,有时,他会突然把手放下,任凭书落在桌子上,伴随着“啪”的一声,他嚷嚷起来:

“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

可是,他已然写不出来了,才华还在,他的心境却早己经无奈的被体制化了

不由想起江南在《此间的少年》所说的一段

“回到家,独孤校长从书柜下面翻出以前写的论文看了又看。他女儿很诧异地看着老爹在灯光下小心抚摩着那些发黄发脆的纸页,悠悠地叹了口气。

从此以后独孤求败开始爱惜那些论文,非常爱惜——因为他知道自己再也写不出来了。”

而曹禺先生,会不会想起曾经那个,少时看戏归来对着自家的墙壁练表情的万家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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