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解殺虎口就要從走西口說起，走西口是"中國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遷徙"事件之一，從明朝中期至民國初年四百餘年的歷史長河中，無數山西人、陝西人、河北人背井離鄉，打通了中原腹地與蒙古草原的經濟和文化通道，帶動了北部地區的繁榮和發展。
西口，狹義的西口指長城北的口外，包括山西殺虎口;陝西府谷口;河北獨石口，即晉北人、陝北人以及河北人走西口的交匯點。西口是晉商、陝商出關與內蒙外蒙貿易的地方，所以走西口的主力人群包括晉北人，陝北人，河北人。後西口泛指在長城以北的內外蒙古從事農業、商品交易的地方，包括陝西北部的神木口，河北北部的張家口以及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我們要尊重史實，既是對歷史的負責，也是對後人的負責。
山西人把大同東邊的張家口為“東口”，西邊右玉縣的殺虎口為“西口”，走西口指的就是出殺虎口進入內蒙古草原這條路。走西口的歷史可以最追溯到明朝初年，為防禦北元殘餘勢力的南下入侵，明朝在北方長城修建了九個邊防要塞，駐紮了80萬大軍。
明朝年間，為了抵禦蒙古瓦剌，曾多次出兵征戰，所以這裡也被稱為是“殺胡口”。
直到了清朝順治年間，清政府在殺胡口設立了關市，加上為了緩和蒙漢之間的矛盾，所以就將其中的“胡”字改為了“虎”字，成為了一直沿用至今的“殺虎口”。
殺虎口城關是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44年)土築，萬曆二年(公元1577年)磚包，城周為1公里，高11.7米。明萬曆四十年(公元1615年)在殺虎口堡外另築新堡1座，名"平集堡"，長、寬、高、厚都與舊堡同，兩堡之間又於東西築牆相連，成倚角互援之勢。殺虎口和右玉城做為軍事要塞，自古戰火不斷，特別是在明正統至嘉靖年間，先後多次被蒙古軍隊攻下來。但在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47年)的一場戰爭中，守軍卻在左右無援的情況下，孤軍奮戰，堅守右玉城，長達8個月的時間，這在中國戰爭史上也是不多見的。這場戰爭之後，明王朝重新加固修繕了殺虎口和右玉城，及殺虎口一帶的長城，並增加了守備兵額，大大提高了殺虎口的防禦能力。
到了清朝，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歷時50多年的征服葛爾丹部的戰爭中，殺虎口一直處於大本營的地位，擔當著傳遞情報，運送軍糧軍餉等國防重任。康熙皇帝更是親率大軍征討。康熙年間的三次親征，大軍十幾萬，負責運送糧草的又是十幾萬，人來車往，絡繹不絕。康熙三十五年(1697年)十二月初三，康熙皇帝西征歸來，駐蹕殺虎口九龍灣，從此殺虎口又沾上了帝王之氣。
殺虎口處於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的交界處，這裡是民族融合的前沿陣地。漢民族與匈奴、突厥、契丹、蒙古族等戰爭的同時，也互相影響、互相學習。殺虎口曾是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窗口，也是昭君出塞回首大漢山河之地。
殺虎口的民族結構是多元的，隨著歷史的演變，漢族、蒙古族、滿族、回族人們都在此地生生不息。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殺虎口好比一口坩堝，漢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在裡面不斷碰撞與交融，相互依存，相互補充。殺虎口展現的民族文化習俗也是多元的。這些炫麗多彩的民族多元文化通過習俗予以互溶互滲，這就是西口文化的特色所在。流行於殺虎口一帶的二人臺和民歌就兼收幷蓄，集歌舞、曲藝、戲曲為一體，既有漢民族的民歌、絲竹樂等成分，也有蒙古族音樂成分，有時歌唱和道白還用蒙漢兩種語言混合起來。在殺虎口，很多廟宇、樓閣甚至墳碑的書法牌匾都用漢滿蒙回等多種文字書寫，閃爍著多民族的文化之光。
在內蒙古，很多老人一聽問他們"走西口"的事，都會不由自主地哼上幾句二人臺。二人臺這種地方小戲生動形象地記錄了走西口的歷史，但是這幾個世紀的歷史又哪裡是一曲小戲所能完全記錄下來的！"西口文化"同洪洞大槐樹的移民文化一樣，它是一部說不完的大書，它是一項前人留給我們的文化遺產。我們該好好珍惜它，搶救它，弘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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