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代十國的亂世中，因為政權林立，所以擁有建國之功而名留青史的文臣武將們不在少數，但也正是因為政權林立，導致這其中大多數文臣武將們之聲名僅限於一國或者一朝，而遠播者寥寥。
羚羊今天要為大家講述的這位歷史人物，正是這寥寥者之一，他的存在引起了一朝與兩國的忌憚，最終他在一帝三王的算計下身首異處。
這一朝指的是五代之一的後唐王朝，這兩國指的是南平國與楚國（又稱馬楚）。
這位歷史人物就是高鬱。
高鬱，是楚王馬殷的謀主，與李瓊、許德勳、秦彥暉、王環、拓跋恆並稱為“楚之六駿”，位列楚國開國元勳中第二位，實際為諸臣之首。
《十國春秋•楚卷列傳六》記載：“國家之興，豈不藉有師武臣力哉？武穆（馬殷）奮跡行伍之中，龍驤前驅，司馬推轂，此固屬有天幸，而瓊之驍悍，鬱之謀畫，德勳以威斷稱，彥暉以果毅著，環則智深勇沉，恆則慷慨切直，皆一代將相才也。攀鱗附翼，共啟霸圖，遂爾據湘潭，跨桂嶺，南抵柳、連，北震江、漢，假非渤海逼處於門戶，彭城密邇於比鄰，偏方之大勢成矣。”
楚國的發展是和高鬱的謀畫之功是分不開的，楚國的日益強大，引發了鄰道乃至於中原王朝的不安，而高鬱聲望既高，也使得馬氏王室嫉妒不已。於是，一場以圖謀和陷害高鬱為主題的戲漸漸拉開了它的序幕。
這出戏本的題目可以叫做“帝王合謀誅高鬱”。
因為高鬱的死，首先是因為這一帝（後唐莊宗李存勖）與一王（南平王高季興）發起的離間計而起，最後由二代楚王馬希聲與三代楚王馬希範最後執行完成，統共一帝三王合謀而致。
看到這裡問題來了，咱們拋開楚國內部不談，高鬱到底何德何能，能親自引得中原皇帝李存勖與南平國王高季興親自下場籌謀離間計呢？
高鬱之能，可以簡單用一齣戲本概括為“三謀定馬楚”，這出戏本不僅是高鬱的成名史，同時也是五代時楚國的發展史。
第一謀，楚之立。
《十國春秋•楚卷•高鬱傳》：“乾寧二年（895），武穆王（馬殷）為湖南留後，用（高）鬱為謀主，署都軍判官...鬱勸武穆王（馬殷）對中原政權修藩鎮之禮，訓卒厲兵，以圖霸業。”馬殷雖然年齡不小，但崛起很晚，因上司龍驤指揮使劉建峰胸無大志，被軍中驅逐，馬殷趁機做了主帥，在潭州（今湖南長沙）起兵。但馬殷將少兵寡，在諸藩鎮中實力偏弱，並且時常遇到鄰道諸鎮的威脅。
於是，馬殷決定討好鄰道諸鎮，想送禮結好相鄰軍閥荊南節度使成汭和南吳國楊行密及南漢國劉龑。
高鬱指出成汭地盤小軍隊少缺乏能力不足懼，劉龑志在五管而已，而楊、馬所部在楊、孫爭奪淮南控制權時已經結仇，試圖和楊行密結盟將是徒勞的。高鬱力勸馬殷反而應當結好中原政權，而後安撫百姓、操練軍馬。
馬殷採納了這些建議，在高鬱的謀劃下，馬殷確立了奉中原王朝正朔的戰略思想，向中原霸主朱溫俯首稱臣，免去了北方的威脅，於是以湖南為根基，在南方大展拳腳。
南漢國主劉龑看到日益強大的楚國，修書聯姻睦鄰友好，至此楚國南北皆無敵患，獲得了極大的戰略發展空間，楚國得以在五代十國的亂世中立足。
第二謀，楚之興。
《十國春秋•楚卷•高鬱傳》：“武穆王（馬殷）置諸天官幕府，鬱有文苑學士之號，知詔令之名，總制二十餘州，自署官吏，徵賦不供，民間採茶，並抑而買之，貢奉朝廷不過茶數萬斤而已，於中原賣茶之利，歲百萬計。”公元908年，朱溫稱帝第二年，高鬱建議允許楚人將茶葉賣給中原（即後梁王朝），徵其稅以為軍用。馬殷從之，因而在後梁太祖朱溫的同意下，在後梁都城大梁及荊、襄、唐、郢、復各州設置賣茶的官邸。
在此計劃下，楚國二十餘州的茶葉可以被船運到中原賣掉，除去一小部分上貢後梁王朝外，楚國賣茶的年利潤高達百萬錢，這些錢充入國庫，楚國開始大興。
第三謀，楚之霸
《十國春秋•楚卷•高鬱傳》：“鬱又勸武穆王自鑄鉛鐵錢，凡天下商賈所齎寶貨入其境者，只以土產鉛鐵博易之無餘，遂致一方富盛，窮極奢侈”。公元925年，高鬱建議馬殷鑄鉛鐵為錢，這樣楚國的錢不能在外邦使用，商人只能在離開楚之前購買貨物。這使得楚國可以賣掉自己的貨物換取缺少的貨物，這樣的貨幣政策，使楚國在與其他國家的貿易上形成了隱性的金融掠奪，於是同時期其他政權國家經濟下滑，而楚國每年經濟都在增長，楚國已經富盛一方，進入發達國家之列。
不僅民殷國富，而且經濟還在不斷增長的楚國怎能不引起其他國家的忌憚呢？
而事楚國大力發展的最大功臣高鬱，成為了所有人的眼中釘。
南平王之離間
南平國是楚國的北方鄰居。南平王高季興看到楚國因採納高鬱的建議而變得越來越強大，並由此感到害怕，因為楚國的強大勢必對南平國造成新的威脅。
為此，高季興率先派間諜帶著重金前往楚國行使離間計，剛好楚國群臣也非常嫉妒在楚國一直風光無兩的謀主高鬱，於是各懷鬼胎一拍即合。
群臣們在楚王馬殷面前說了高鬱的許多壞話，目的當然很明顯，就是在挑撥和煽動馬殷與高鬱之間本已密切的君臣關係，但馬殷很清醒，沒有聽權臣的。
利用群臣離間馬殷與高鬱之法已失靈，但南平王高季興不死心，這回他又選擇了一個新的目標，那就楚國的世子，馬殷的次子馬希聲。
他派間諜去對馬希聲說：“季昌（即高季興）聞楚用高鬱，大喜，以為亡馬氏者必鬱也。”
馬希聲一向看不親近自己的高鬱不爽，聽了間諜所散佈的謠言後便信以為真。所以，馬希聲不顧仍然在位的馬殷，直接奪了高鬱的兵權，讓高鬱失去了保護傘，而且馬殷也沒有說什麼。
馬殷之前在群臣面前維護高鬱，為什麼這次不維護了呢？
因為讓馬希聲和高鬱之間二選一，馬殷會毫不猶豫地選擇馬希聲。
馬希聲出生那年剛好是馬殷在湖南站穩腳跟的一年，那一年馬殷已經46歲，老來得子加上地盤穩固，雙喜臨門，所以對這個次子馬希聲是百般寵愛，自打他出生後，馬殷就一直順風順水，對馬希聲的要求也是百依百順。
所以高鬱只能無奈的失去了兵權，為他後面的悲慘境遇埋下了伏筆，不得不說南平王高季興的這第二記離間計真是打在了高鬱的七寸上。
後唐皇帝之離間
另一個使用離間計的人是後唐莊宗李存勖。
後唐滅梁後，李存勖稱帝，楚王馬殷馬上派四子馬希範稱臣納貢。馬希範當時正年輕二十五歲，莊宗李存勖認為通過他會較容易地激起馬氏家人對高鬱的憤恨，便拊著馬希範的背說：“朕聽聞人人都說楚國之基業必被高鬱所取，今天看到楚王有子如你，朕就放心了，看那高鬱難成氣候！”
馬希範平時就很嫉妒高鬱的才華，同時也嫉妒高鬱和父王馬殷之間的親密關係，莊宗的這番話重新點燃了馬希範心頭鬱結已久的嫉妒之火。因此，馬希範不僅相信了莊宗的這挑撥之語，而且在回到楚國後立即向父王馬殷諫言要將高鬱處死。
在這關鍵時刻，楚王馬殷再次表現出那個時代大多數人所沒有的果斷和清醒，識破了李存勖的離間計，他笑著對自己的兒子說道：“那後唐皇帝李存勖，想要一統天下，是費盡心機啊，他是怕高鬱能助我完成霸業，所以對你使了離間計而已，好比之前他對後梁末帝朱友貞一樣，讓王彥章被罷了兵權，導致了後梁滅國。你今天請求誅殺高鬱，正是中了他的圈套，你啊，還年輕，下次記住，不要在提起這件事了。”
《舊五代史•馬殷傳》：“高鬱為武穆王謀臣，莊宗素聞其名，及有天下，且欲離間之。會武穆王使其子希範入覲，莊宗以希範年少易激發，因其敷奏敏速，乃拊其背曰：“國人皆言馬家社稷 必為高鬱所取，今有子如此，高鬱安得取此耶！”希範居常嫉鬱，忽聞莊宗言，深 以為然。及歸，告武穆請誅之，武穆笑曰：“主上爭戰得天下，能用機數，以鬱資吾霸業，故欲間之耳，若梁朝罷彥章兵權也。蓋遭此計，必至破滅，今汝誅鬱，正落其彀中，慎勿言也！””
按理說來，後唐莊宗李存勖並沒有必要在稱帝不久之後，就要急迫地去害死高鬱。
首先，後唐與楚國之間，還隔著一個南平國，雙方並不接壤，楚國對後唐王朝沒有實質威脅。
其次，楚國已經向後唐稱臣，這種從屬關係，在理論上已決定了楚國不會對後唐王朝構成任何威脅。
再次，就楚國的實力而言，也不存在對後唐構成成脅的可能性，儘管高鬱已幫助楚國大大地發展了實力，但其成就主要是在經濟方面，從人口和軍事方面來比較，楚國都沒有做後唐王朝競爭者的資格。
既然如此，那麼後唐莊宗李存勖為什麼要去煽動和挑撥馬殷與高鬱之間的關係呢？
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後唐莊宗李存勖不希望馬殷手下有像高鬱這樣的能臣。
這是做帝王的人常常會有的一種心理：只希望自己的部下個個能幹而不希望別人也這樣，可以說這是帝王的嫉賢妒能。
高鬱之死
令楚王馬殷和高鬱都意想不到的是，馬希聲和馬希範這兩個兄弟聯手了，也可以說是南平王高季興和後唐莊宗李存勖不謀而合的離間計，在此時合二為一產生了疊加效果。
馬希聲和馬希範這兄弟倆假傳自己奉詔父王馬殷的命令，以謀反的罪名將高鬱誅殺了。馬氏兄弟倆得以矯詔殺死高鬱，這件事情本身說明了表面還在馬殷手中的皇權實際上已經落到了他兒子的手裡。
所以在當得知馬氏兄弟率兵前來，謀主高鬱在臨死前悲憤的說道：“我本來要在西山上建屋告老還鄉。沒想到馬家的狗崽子長大了，能咬人了？”
馬氏兄弟聽見高鬱此語，怒火中燒，二話不說將高鬱及全家老少族滅。
至此這“帝王合謀誅高鬱”的戲本唱完了。
《舊五代史•馬殷傳》：“希範以武穆不決，禍在朝夕，因聯兄馬希聲使誣告鬱謀反而族滅之。自是軍中之政，往往失序，識者痛之。”《十國春秋•楚卷•高鬱傳》：“鬱忿言：‘吾事君王久矣，亟營西山，將老焉，犬子漸大，能昨人矣？’
楚國之運
馬殷在聽到高鬱的死訊後，並沒有處罰自己的兩個兒子，只有捶胸大哭而已，他說道：“想不到我老了，你們就要殺我的故舊”，一會兒又說道：“我也將不久於人世了”，其絕望與無奈之情，可見一斑。
楚王馬殷的預言還真準，在高鬱死後第二年，馬殷病故，當時已經是後唐明宗李嗣源在位。李嗣源下令廢朝三日，給馬殷上諡號為武穆，他的次子馬希聲繼楚王之位，成為二代楚王。馬希聲之後，馬希範繼位，成為三代楚王。
《十國春秋•楚卷•高鬱傳》：“武穆王聞鬱死，武穆王道：‘吾荒耄如此，而殺吾勳舊。’，又道：‘吾亦不久於此矣。’”《舊五代史•馬殷傳》：“長興二年十一月十日，薨於位。明宗聞之，廢朝三日，諡曰武穆。子希聲嗣。”
高鬱死後的楚國之國運就一落千丈，馬殷的諸子各個不成器，而且相互爭鬥，最終楚國被南唐國所滅。
《十國春秋》的作者清朝大家吳任臣對曾經富盛一時的楚國惋惜道：“奈何克家無人，適符眾駒（指馬殷諸子）爭棧之言，功臣冤死，國亦隨衰，垂裕後昆，武穆王（指馬殷）其有慚德焉。”羚羊說：一人在，而帝王忌，一人死，而國運改，這高鬱以此之名，留於青史之上，也算不枉此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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