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西北攻略之二——“熙河開邊”誘發的三國博弈！
北宋向河隴的拓展趨勢圖
一、河隴吐蕃的政治版圖
北宋時期的河隴地區（河西、隴右）處於北宋、西夏和吐蕃（諸部）三方勢力的結合部。
北方的西夏自李元昊建國後，以靈州（西平府）、涼州（西涼府）、蘭州為前進基地，向東南（宋）、西南（吐蕃唃廝囉政權）兩個方向拓展。
北宋則據守著渭州（甘肅隴西）、秦州（甘肅天水）、涇州（甘肅涇川），並與南下拓展的西夏爆發了多場大戰。
吐蕃唃廝囉政權，核心區域位於河湟流域的青唐（青海西寧）。吐蕃政權雖實力最弱，但足以成為兩強天平上的砝碼國家。
1065年（宋英宗，治平二年），
“佛子”唃廝囉去世，其子“董氈”繼承了首領之位。唃廝囉給“董氈”留下了，偌大的政治遺產。
經學者考證，其政權所轄範圍，主要是‘一江四河’流域，即白龍江流域的下迭部一帶和黃河流域、洮河流域、大夏河流域及湟水流域的廣大地區。
包括今青海湟源、湟中、平安及青唐(上述四地藏語統稱“宗喀”)；黃河流域的青海赤噶（青海貴德）、尖扎、熱貢(青海同仁)，及今甘南的碌曲、瑪曲、桑曲和噶曲（臨夏）、巴欽(積石山一帶)、巴松(康樂縣)、吉戛卡爾(和政縣）；洮河流域的轄區有岷州、臨洮及會川一帶”。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對其疆域的記載為，“……開拓疆境幅員三千餘里。其四至:正北及東南至夏國界，西過青海至龜茲國界，西至盧甘國（黃河源附近）界，東南至熙、河、蘭、岷州，連接渭、成州界。”
但從嚴格意義上說，唃廝囉政權的轄區，還得分成兩個大勢力範圍——河湟吐蕃和隴右吐蕃。
其中，河湟（黃河、湟水流域，位於青海東部）吐蕃為唃廝囉本部，包含整個宗喀地區及甘南一帶。
隴右吐蕃則位於河湟地區東部，包含河（甘肅臨夏）、熙（甘肅臨洮）、岷（甘肅岷縣）、洮（甘肅臨潭）、宕（甘肅宕昌），及北宋控制下的秦州（天水）、渭州（隴西）、環州（環縣）等周邊地區。
這兩個吐蕃集團，名義上統歸唃廝囉政權領導，但其實並沒有太強的隸屬關係。
盤踞於河州的隴右吐蕃首領“木徵”是“董氈”堂兄弟，但二者之間的血脈之情極為淡薄，甚至可以說是根本沒有。
因此，青唐（西寧）吐蕃政權，雖號稱“董氈最強，獨有河北之地”。但對隴右吐蕃各部也是鞭長莫及。
“木徵”所部河州吐蕃，久與北宋相鄰，一直摩擦不斷，史載：“木徵自知與漢有隙，舊夜練兵，其黨不能禁，部族往往歸附，用其妻弟瞎藥為謀主，與夏人解仇。”
面對這種局面，身為北宋盟友、西夏仇敵的“董氈”，也是無可奈何，“董氈欲羈屬之，不能有也。”
熙河開邊的發起點（紅色）與戰役目標（藍色）
二、董氈的合縱——吐蕃聯合西夏
1068年，落榜秀才王韶向宋神宗，呈交了三篇《平戎策》。
在《平戎策》裡，王韶準確分析了，熙河地區吐蕃勢力的現狀，提出“收復河湟，招撫邊羌，孤立西夏”的方略。並指出“欲取西夏，當先復河煌，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復河湟以斷西夏右臂”。
宋神宗和王安石對王韶的西征方略極為推崇，使其出掌邊疆軍事，擔起收復河湟的任務。
從熙寧五年始，至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一年多的時間裡，宋軍在王韶的指揮下，連續收復“收復熙、河、挑、眠、疊、宕等州，幅員二千餘里，斬獲不順蕃部一萬九千餘人，招撫大小蕃族三十餘萬。”（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
北宋朝野對“熙河開邊”歡喜鼓舞，史稱“宋幾振矣！”
但對於河湟吐蕃政權的首領“董氈”來說，卻無異於當頭一棒。
雖然“董氈”只是名義上的河湟吐蕃首領，但名義上的首領，也是首領。
宋朝在河隴的拓展，讓“董氈”治下的屬民少了一半，就是名義上的屬民，也讓他很難接受。
更何況，當時“董氈”頭上還頂著“北宋盟友，共御西夏”的官方帽子。
另外，更重要的一點，熙河地區是唃廝囉政權的東南屏障，相當於其政權與北宋的戰略緩衝區，具有十分重要的防護作用。
現在，這一地區為宋所佔，且不說同為吐蕃族裔，就是河湟地區也頓覺唇亡齒寒。
加之，此時西夏經過了幾十年的對外征戰，國內民生凋敝不堪，國力開始漸漸走下坡路。
於是，在整個河隴地區的三國演義，開始上演了另一個版本，從“宋蕃共御西夏”，演變成了“夏蕃聯合抗宋”。
為恢復對河隴吐蕃的控制，“董氈”積極與西夏聯絡，拉近兩國的關係。
西夏對“董氈”的熱情，幾乎是倒履相迎，聯姻順理成章的，成了穩錨定兩國關係的選擇。
《西夏書事》記載，熙寧五年(1072)，“（西夏梁太后）及聞王韶降青唐，將復河徨，吐蕃諸部勢蹙，遣人請以愛女為藺道比（董氈之子）妻，董氈許之。”
宋朝騎兵
三、踏白城之戰和游擊戰大師“鬼章”
董氈一面與西夏搞好關係，另一面則趁宋軍立足未穩之時，派屬下大將鬼章(果莊)率數萬之眾，進入河州、岷州、洮州等地開展策反工作，試圖與木徵內外呼應，收復熙河失地。
《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熙寧七年(1074)二月，鬼章(果莊)“誘脅趙、常、杓家等三族集兵西山，襲殺河州採木軍士，害使臣張普等七人”，正式挑起戰端。
隨後，“鬼章”還致書於景思立，信中言語傲慢，成功的激怒了景思立。景思立正是如日中天之際，熙河戰役結束後，以功而“遷四方館使、河州團練使，知其州”，攜北宋大勝之餘威，早就不把吐蕃放在眼中。
這次見“鬼章”如此狂妄，只率六千騎兵便貿然出擊。
當時，王韶恰巧入京述職不在河州，景思立獨領兵權。
對屬下韓存寶及“瞎藥”的勸阻，景思立不以為然，“自將中軍，使存寶及魏奇為先鋒，王存將左，賈詡將右”，出城與吐蕃決戰。
“鬼章”是個老謀深算之將，他並不與宋軍在城邊交戰，而是將宋軍逐漸誘致踏白城附近。
踏白城位於甘肅臨夏積石山縣癿藏鎮舊城村附近，距河州城約50裡，因其控制古銀川驛要路，歷來都是軍事重鎮，至今尚有城垣遺址。
踏白城與河州的位置關係
景思立敢於輕兵冒進，估計也是考慮踏白城能夠成為據守之地。
但“鬼章”卻算準了景思立的心思，他事先就已和“木徵”合兵一處，在離踏白城不遠的險要之地，築城三座，截斷了宋軍的去路。
“鬼章”所部在城下和宋軍展開血戰，戰鬥進行的非常慘烈，從中午一直打到晚上。雖然宋軍士氣高昂，但無奈吐蕃聯軍人數多達三萬，最終宋軍大敗，景思立、王寧、李元凱和降宋吐蕃首領“包約”皆戰死，“惟存寶、巢、思誼得脫。”
踏白城之戰後，鬼章將景思立首級割下來，傳閱諸酋。一時間，“董氈”之名威鎮諸蕃。
《長編》記載：“時出之以攝製，西域、於聞等諸國皆畏憚之。董氈籍此一戰之勝遂復其國，而王師亦不復西矣”。
其實，導致景思立身死的踏白城之戰，只是董氈在熙河地區攻勢的一個縮影。
隨後幾年中，“董氈”與北宋又多次交鋒。
王韶得知景思立被殺，立刻返回河州，集中潰散的宋軍，攻擊吐蕃人的要寨，“前後斬七千餘級，燒二萬餘帳，獲牛羊八萬餘口，迫木徵率酋長八十餘（人）降”。
熙寧九年(1076)二月，“鬼章”率眾入河州山後地區，打出“佛子”唃廝囉的旗號，招募吐蕃屬民，“以旗號蕃字至洮、疊州誘脅順漢部族為寇”。
“鬼章”憑藉兩地吐蕃同族同根的關係，不斷拉攏河隴吐蕃族裔，對北宋統治造成了極大地影響。
宋軍曾數次派兵合圍鬼章，欲除此心腹之患，可他卻憑藉當地族裔的支持，在隴右群山間往來穿梭，忽左忽右，讓宋軍屢屢撲空。
北宋無可奈何下，只能利用歸附的當地大首領，如包順、包約、李臨佔納芝、郎格佔輩的力量，同鬼章作戰，希望收到“以夷攻夷”之效。
同時，又在熙河一帶廣張榜文，宣賞擒拿、格殺鬼章。
《長編》記載：“諸人及生熟蕃部得果莊（鬼章）首來獻，授左藏庫使，賞錢五千給與本族巡檢使”；如生得鬼章，除一賞格外，更與優獎”。如鬼章本人能悔過歸順，“官賞亦如之”。
可惜，此榜公佈了十年，也沒有人前來領賞，“十餘年不能得，竟以漢爵靡之”。
可見，唃廝囉政權在熙河地區，依然擁有著廣泛的支持者。
以至於，之後北宋與“董氈”關係復和，不得不授予游擊戰大師——鬼章以“廓州刺使”，來保證熙河邊地的安全。
河州周邊地形圖
四、兩敗俱傷的爭奪
說到“董氈”與北宋關係復和，就不能不提到熙河地區，對於北宋的意義。
雖然，宋軍在王韶指揮下，成功的佔領了熙河地區。
但佔有熙河後，此地卻逐漸地成為北宋政府的一個負擔。
為維持佔領區的穩定，對抗遊擊大師“鬼章”的折騰，北宋每年要投入“人糧馬豆三十二萬斛，草八十萬束”。
《長編》還記載：“自開建熙河，歲費四百萬緡，七年以來財用出入稍可，會歲常費三百六十萬緡。”
難怪宋人邵伯溫揶揄道：“自開熙河以來，陝西民日困，朝廷財用益耗。獨岷州、白石、大潭、秦州屬縣有賦稅，餘無斗粟尺布，惟仰陝西州郡及朝廷帑藏供給耳。”
也就是說熙河之地，只有少數幾個州縣有稅收，其餘州縣顆粒皆無。
稅收給養不能自給，宋庭只能從內地調運至熙河，糧秣銀絹物資沉重，靠牲口馱運，路程遙遠，道路艱難，造成了朝廷極大地負擔和消耗。
在熙河監軍的太監李憲上奏中提到：“比自鎮洮還，見京發銀絹綱甚多，所在輔兵轉搬不足，皆過所期，鋪五七十里或百里，極為勞苦，及代回，又無日食，不免乞丐。”
在唐宋之時，成批運輸的貨物被稱之為“綱”，每批以若干車或船為一組，分若干組，一組稱“一綱”。
例如，我們熟知的“花石綱”、“生辰綱”。
熙、河、秦、渭等州地形
受困於物資運輸困難和當地吐蕃部落的襲擊，北宋在奪取熙河後，已無力再向西拓展。
“韶之勢，止能取河州”而已，而力圖“復河湟以斷西夏右臂”的王韶至死，亦未踏入湟水流域一步。
另外，還有一個領宋庭頭痛不已的問題，就是北宋雖然佔據了熙河之地，但買馬的途徑卻幾乎斷絕了。
本來王韶在上奏的平戎策中，完整的戰略企圖是奪取整個河湟地區，控制產馬之地。進而東西夾擊西夏，收復河西走廊和甘肅北部。
但現在，卻只有固守熙河之力，再無力西進河湟流域。
原本，北宋外購馬匹的主要賣家是唃廝囉政權。現在雖王韶積極在熙河推行茶馬互市，“漢中買茶，熙河易馬”。
但董氈截斷了河湟良馬的輸入，導致北宋買馬價格飆升，交易困難，“今西戎既叛，馬不出市，國家每歲所失二萬餘匹，數年之後，馬必甚闕”。
北宋暗自鬧心，“董氈”也沒好多少。
宋蕃在熙河成了拉鋸態勢，兩國間的貿易自然也告吹了。
沒有了北宋這個大市場，河湟地區生產的物資、馬匹，自然也就沒了買家。
而河湟地區不能生產的茶葉、手工產品和食鹽，也沒處去買了。
尤其是茶葉和食鹽，對於河湟民眾每日不可或缺。這兩樣東西價格飛漲，讓河湟的民眾民怨沸騰。
再有，唃廝囉政權國家經濟的三大支柱之一，是中原和西域的轉口貿易（“吐谷渾道”或“青唐道”）。而現在熙河地區打得亂七八糟，商旅之路也斷絕了。
這對依仗“青唐道”貿易稅收的董氈，也是釜底抽薪之痛。
熙寧十年(1077)，鬼章率部與李憲在鐵城激戰，鬼章大敗，再次遁入群山。
面對戰場失敗，“董氈”決心結束與北宋損失慘重的戰爭。
五、董氈的連橫
十月，“董氈”遣使入朝“進貢謝罪”。
“董氈”的示好正和宋庭心意，宋庭也早就不想打了。
此前，宋軍陷入游擊戰的泥潭時，北宋大臣中出現了這種論調，“董氈在熙河並未招惹我們，是我們主動出兵，現在仗打贏了，每年花的錢比打輸了還多。和遼國仗是打輸了，每年不過才給遼國歲幣40萬兩和30萬匹絹。熙河可倒好，每年的消耗，比給遼國的錢多出好幾倍。還不如，乾脆把熙河還給董氈呢！”
董氈主前來“進貢謝罪”，給足了宋朝面子。
宋庭正好順坡下驢，馬上開始大甩官帽，“以西蕃遂川首領保順軍節度使董氈為西平軍節度使”，加封“鬼章為廓州刺史，鄂特凌古(阿里骨)為松州刺史。”
隨後，董氈又多次向宋朝通貢修好，並向宋
“求修城器具及援兵”。宋朝對其要求，只要不太過分的，基本都能滿足。董氈與宋朝間的關係逐漸緩和，西夏可不願意了。
“西夏公主許配給你兒子，就是讓你去死磕的，現在你和北宋和好，置大夏於何地？”
党項重甲騎兵
1080年（神宗元豐三年），西夏以“董氈背盟毀約”為由，進攻邈川。
好在，董氈對邈川的防線一直極其重視，沒讓西夏軍隊佔到多少便宜。
1081年（元豐四年），西夏國內政局劇烈變化。
西夏國主“李秉常”，被梁太后和“梁乙埋”囚禁，並誘殺大將軍李清，奪取了西夏的最高領導權。
國主“李秉常”的支持者紛紛擁兵自重，與梁氏母黨勢力對抗。
北宋決定趁此良機伐夏，並事先與董氈聯絡約定共同出兵。宋軍為東路，董氈為西路，左右夾擊西夏首都興州（銀川）。
但戰爭進行的很不順利，東路宋軍分兵五路，直撲興州，結果宋軍慘敗，五路大軍無功而返。
西路的董氈出兵後，在斫囉城中伏，損失慘重。
董氈苦戰到最後，所幸養子“阿里骨”及時救援，擊退了西夏軍隊，“獲三百級（首），降百二十三人”。
同年七月，董氈又派遣大將“洛施軍篤”、“喬阿公” 率部三萬餘人，助宋將李憲攻取蘭州。
由於董氈在側翼成功的牽制，李憲得以成功進取蘭州，全殲西夏守軍。
此戰後，董氈在宋夏兩國間的重要性凸顯。
元豐五年三月，西夏遣使青唐，欲割地求好，但遭到了董氈的拒絕。
元豐五年(1082年)四月，西夏邀請遼國使臣一同前來遊，“邀遼國使者同至青唐說之”，仍遭到了董氈的拒絕。
其實，董氈倒不是對北宋有多忠心，他堅定的奉行“聯宋抗夏”策略，更多是基於自身政權的利益來考量。
西夏和唃廝囉政權的經濟形式類似，既不能為河湟政權的產品提供市場，也不能滿足河湟政權國內市場的需求。
熙河之爭時，河湟政權對於北宋的經濟依賴早已說明了一切。所以，即便是西夏割地求和，也很難打動董氈。
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十月，董氈還趁西夏後方空虛，
“令養子阿里骨，首領鬼章攻斫龍、齪哆等城，破之，盡俘其眾，遣使入熙河獻捷。”至此，河隴地區宋、夏、蕃之間的三角形關係，在10年間（熙寧五年—元豐五年）完成了一個輪迴。
北宋的“熙河開邊”的疆域拓展，讓吐蕃一度將“連宋抗夏”的政策，改變為“聯夏抗宋”。
但隨著時局的變化，董氈基於吐蕃政權的切身利益，又重拾“連宋抗夏”的策略，並一直保持到其去世。
詳解歷史細節，釐清來龍去脈，視角不同的中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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