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列国格局之下的春秋战国时代，在外交场合，古人们发展出了眼花缭乱的外交辞令，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修辞学案例，下面的这些例子就是春秋时代外交辞令的典型案例。

比喻

比喻手法的运用通常能够把抽象的事物变具体,把深奥的道理变浅显。早在商王盘庚的训浩中,就懂得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朴灭”这样几个比喻。而到了春秋行人辞令中,这种手法运用得已经是相当普遍,而且艺术上也更加娴熟。如鲁僖公四年齐桓公率诸侯讨平蔡国后,又浩浩荡荡地开进楚境。而对中原诸侯的军事恐吓,屈完没有说别的,只是以“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这样形象的比喻来应对,意思是说齐楚两国,一个极北,一个极南相隔遥远,纵使牛马牡 牡相逐奔逸,虽速而远,亦不至互相侵入边界，极言两国之毫不相干。就近取喻,显得生动而贴切,所以至今仍然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而方城为城，汉水为池，不仅气度甚大， 格局广阔，结合了楚国的地理格局，且暗示楚国战略纵深极大，南国地区多丘陵水泽，中原军队战车再多也难以施展，“凡用车者,阴湿则停,阳燥则起,贵高贱下”，深入之敌恐怕有来无回，在气势上足以回敬齐桓公。

就地取材,源自擅长之事，是《左传》中行人辞令用喻的一个重要特点。襄公十四年,戎子驹支对晋人责难之辞中,历数历次战役中戎师对晋师的协助,并以一个比喻总结道“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椅之,与晋踏之。”戎狄本来就是农猎民族，射猎是擅长之事，意思是说咱们一起打仗就好比捕鹿,晋国抓住它的角,我们诸戎拖住它的后腿,是咱们合力把它弄倒的。以打猎喻战事,既表明此中戎人的尽心尽力,功不可没,同时又喻示着两者在战争中的地位晋为首,戎人从之。这个比喻既义正言辞,又十分切近实际情况,无怪晋最终为其辞所服。

有的比喻就很晦涩神秘了，比如：

“初，声伯梦涉洹，或与己琼瑰，食之，泣而为琼瑰，盈其怀。从而歌之曰：济洹之水，赠我以琼瑰。归乎！归乎！琼瑰盈吾怀乎！惧不敢占也。还自郑，壬申，至于狸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众繁而从余三年矣，无伤也。言之，之莫而卒。”

归，有死亡，西归的含义，梦中的歌唱出了贵族潜意识里的隐忧，对于未来的隐忧。河神赠与其玉珠，总有一日是要还的，归还有期，归也有时，命中注定的死亡是逃不掉的，给人以凄婉悲凉的感觉。

引用

《左传》中的行人辞令而言更是这样。这一方面是由于春秋行人学识渊博,撰辞准备充分,另一方面也是现实环境的需要,时代风气使然。从行人辞令征引的材料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引《诗》。春秋行人不仅会专门赋《诗》言志,还会在行人辞令中引用其中句子以正其论。如成公二年齐国佐驳晋无理要求那段辞令中：

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陉。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磬与地。不可，则听客之所为。宾媚人致赂，晋人不可，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对曰：「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其晋实有阙。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则有辞矣，曰：『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以，犒从者。畏君之震，师徒□尧败，吾子惠徼齐国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继旧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爱。子又不许，请收合馀烬，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从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听。』」鲁、卫谏曰：「齐疾我矣!其死亡者，皆亲昵也。子若不许，仇我必甚。唯子则又何求?子得其国宝，我亦得地，而纾于难，其荣多矣!齐、晋亦唯天所授，岂必晋?」晋人许之，对曰：「群臣帅赋舆以为鲁、卫请，若苟有以藉口而复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听。」

就连引了三首诗首先引《大雅。既醉》中“孝子不匾,永锡尔类”一句,以证霸主需“以孝令诸侯',其次引《小雅-信南山》中“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一句,以证“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最后引《商颂 长发》中“而政优优,百禄是遒”一句,以发号施令要和缓,才能求得诸侯真心拥戴。虽然行人辞令引《诗》之句,多是“断章取义”,各取所求,甚至只要和自己想说的话题相关就行,但确实能使自己的言辞显得有根有据。

再比如 、引古人之言。如文公十七年郑子家与赵宣子书中,一连引用“畏首畏尾,身其几余”和“鹿死不择音”两句,暗示郑屈于大国之命,处境己艰难至极,不愿再忍受,如果被逼到绝境,无路可走,只有不惜一切拼死一搏了。隐公十一年鲁公子解腾侯薛侯争长之辞,弓用周谚“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劝薛侯能够委屈一下,按周礼之惯例长腾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到尊敬,显得理通而辞平。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它们有的庄严典雅有的平易活泼,丰富多彩,不拘一格,但无疑都大大加强了行人辞令的说服力。

反问

反问以疑问的语气表达与字面相反的意思,说话人的意图往往要从反面来理解,因而显得语意微妙,让人难以捉摸。行人辞令为了加强表达效果,常会用到这种手法。“其岂敢……”式的反问,成为行人辞令中模糊立场,障人耳目的主要手法之一,如鲁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后,“秦获晋侯以归,晋大夫反首拔舍从之。”这给一心争霸的秦穆公出了道难题以其本意,自然是想扣压晋惠公,以控制晋国,可是晋大夫不依不挠,秦穆公有所顾忌而不敢做得太过,于是让行人告诉晋大夫“寡人之从君而西也,亦晋之妖梦是践,岂敢以至”这句话成功挡住了晋大夫的纠缠,但他对晋惠公做何处置,态度仍不明朗,为自己后来的行动留了一手。其他反何形式,如“无乃……乎”、“何以……”这样的委婉规劝“敢不……”这样的应承“将焉……”这样的质疑,皆广泛运用于行人辞令中,各尽其妙,大大增强了行人辞令的表达效果。

排比

排比手法的运用可以有效地加强语势,加快言辞的感情节奏。《左传》中的言辞多散行单句,但在行人辞令中,却经常会出现大段先代典制和历史事件的铺排,特别是其中篇幅较长的,为了“饰辞驾罪”的需要,就会用排比手法来虚张声势。

行人辞令中把排比手法推向极至的当数成公十三年的《吕相绝秦》,其中每次战役中历数秦之罪,几乎都会排列句式,如叙河曲之战“康犹不俊,入我河曲,伐我谏川,俘我王官,聆我羁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这里同样是四字工整排列,其结构却比前例更为复杂,加上每句必带“我”字,显得立场坚定,义正言辞。另外,为了避免句式的平板,又会有意识地在末尾增加每句的字数以造成变化之势,如“无禄,文公即世,穆为不吊,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淆地,奸绝我好,伐我保城,珍灭我费滑,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以及“君亦不惠称盟,利吾有狄难,入我河县,焚我箕、部,艾夷我农功,虔刘我边睡。”值得注意的是,每次叙写战役之名,用语也尽量避免重复,如“而为韩之师”、“是以有般之师”、“以有令狐之役”、“是以有河曲之战”、“是以有辅氏之聚”,

可以说是错综变幻,体现了作者有意识的文字运用，这极有可能是写史者在整理言辞时的润色。金圣叹说得好,吕相绝秦之文“章法句法字法,真如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而其中细条细里,异样密致,读万遍不厌也。

音义双关

传十三年，春。。。乃行。绕朝赠之以策，曰：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既济，魏人噪而还，秦人归其帑，其处者为刘氏。晋·杜预注：策，马檛，临别授之马檛，并示己所策以展情。绕朝

这是左传里一处经典的音义双关，因为策马的竹仗策与 策略的策同字不同意，因此绕朝送给士会竹策，以表示其计谋被看穿了。

预设

所有的循序渐进，步步深入，很多都以预设为前提展开，比如著名的烛之武退秦师：

“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惟君图之。”

一开始就抛出大前提即郑国要完蛋了，然后再一步步展开，转而与秦穆公讨论怎样“有益于君”,这个话题自然是秦穆公最爱听的,于是接下来,他也就能欣然接受烛之武的雄雄大论了。烛之武之说辞,言郑对秦之害,贯穿全篇,危言耸听的“舍郑”之利,则伏于其间,轻轻带过。其意图表现得可谓隐晦纤曲,似乎全是为站在秦的立场为秦着想,因而最终成功说服秦穆公退师而解郑围。 烛之武的这种策略,很适用于饱受欺陵的小国救亡图存,它们的行人往往能够抓住大国争利求霸的心理,以本国灭亡为假设，利用诸侯矛盾的间隙,以言迎合之,使其作出有益于己的决定。如哀公七年的茅夷鸿求救于吴之辞：

鲁弱晋而远吴，冯恃其众，而背君之盟，辟君之执事，以陵我小国。邾非敢自爱也，惧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国之忧也。若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违，四方诸侯，其何以事君？且鲁赋八百乘，君之贰也。邾赋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贰，唯君图之。

鲁师趁吴师返国之际,突然侵犯比自己更小的邻国邾国。邾国无备而被破,公宫被据,国君被囚,百姓遭掠抢。邻大夫茅夷鸿奋然挺身而出,使吴求其救邻。他的这段说辞很是讲究开首第一句极言鲁的自高自大,目无大国,以此来激怒吴国,而鲁欺陵本国的事,则于末句轻描素淡地勾出，还说了一句我们不敢自己怜惜自己，即承认亡国的命运。言“远吴”,言“背盟”,言“辟君”,似乎鲁师这次危害的不是邾国,而是吴国。接下来两句则彻底抛开救邻之事,对吴表示邻国亡了没什么,但我们忧惧的是“君威”不立。一副为吴着想的样子。第四句进一步以危语震之,把这件事的危害扩大到四方诸侯“事君”的层面,正中吴国之痛。最后三句,以鲁邹两国军事实力及对吴态度上的对比,让吴看清其中利害,作出正确的选择。茅夷鸿的说辞虽多从反而言之,却恰好迎合了吴急欲求霸中原之意,整句没有一句求救语,却以纤曲之论很快打动了吴人之心。

孔子也使用过预设原则来化险为夷：

十年春，及齐平；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

夏季，鲁定公在祝其会见齐景公，祝其也就是夹谷。孔丘相礼。犁弥对齐景公说：“孔丘懂得礼而缺乏勇，如果派莱夷蛮族用武力劫持鲁侯，一定可以如愿以偿。”齐景公听从了。等危机出现了，孔丘领着定公退出，说：“卫士们，拿起武器反击！两国的国君会见友好，而边远的东夷用武力来捣乱，这不是齐君所以对待诸侯的态度，边远不能图谋中原，东夷不能搅乱华人，俘虏不能侵犯盟会，武力不能逼迫友好，这些对于神明来说是大不吉祥的，对于德行来说是丧失道义的，对于人们来说是丢弃礼仪，君王必定不会这样做。”齐景公听了以后，很快就让莱地人避开。 这套说辞中，孔丘已经用预设的手法将齐侯假设为有仁德懂礼仪的君王，从而用此反过来要挟齐侯，说他劫持鲁侯的行为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样一来，有强制性的预设起到了绑架听者的作用，就像推销员一般使用封闭性的选择问 （要a还是要b）而不是是非问（要不要）来要挟顾客一样。而孔丘明知齐侯做法不易却还要正话反说，明显违背了合作原则里的质原则（不说假话），而孔丘有意识地说反话，其言外的嘲讽之意跃然纸上。

而有的话基本上就是无可奈何了，比如：

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公与石祁子玦，与宁庄子矢，使守，曰：以此赞国，择利而为之。与夫人绣衣，曰：听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为右，黄夷前驱，孔婴齐殿。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以逐卫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实掌其祭。不先，国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则告守曰：不可待也。夜与国人出。狄入卫，遂从之，又败诸河。

珏与决同音，授予其决断之权；矢是兵权的意思， 族的金文就是旗帜下的箭矢：

早期部族军事民主制的象征；而绣衣有君主特命的意思。这一切表明卫懿公已经知道要一去不复返了，既知命不久与世的他在出征前为自己安排后事；而后面太史的行为则很值得玩味，古人视祭祀与祭器极重，所谓国之大事，惟祀与戎；鼎等礼器是国家的象征，如果要征服一国，必须获得其礼器；狄人带着俘虏史华龙滑与礼孔追杀卫国人，二人也许是想为国人争取时间，用假投降的方式骗戎狄，告诉他们自己可以先回去当内应；但二人回国后告诉百姓不要守城结果所有人都出城逃难，反而让戎狄在无险可守的平原上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不是说二位史官有错，这有可能是戎狄的欲擒故纵，引蛇出洞从而避免攻城、将群龙无首的百姓一网打尽。也许这说明了戎狄了解中原礼仪，在入侵中国前知晓了相关的礼乐制度，比如左传用”战“，伐来描述戎狄，师有钟鼓曰伐；偏战，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左传用描述中国的词汇词汇描述戎狄，说明其知晓华夏的礼仪制度，知道中国人重视宗教礼仪，注释里所谓的”夷狄畏鬼之故“其实对战争双方都有约束作用，而且卫国的宗庙神器对于本国人的威慑作用更大，所以戎狄可能以此为预设前提，用此打起了如意算盘：如果二人是去当内应献城投降，那么自己可以直接得到卫国；如果二人是回去报告败绩，告知卫国人主力已经损失殆尽，只能逃跑，那戎狄可以紧随其后将卫国人一网打尽。不管如何卫国都要完蛋。

至于更著名的鞌之战里灭此朝食、余勇可贾，则完全是齐侯以灭亡晋军为预设前提说的话，“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齐侯认为自己大约在朝食、上午九点左右前打败对手，完全把对方想象的不堪一击，狂妄可见一斑。；至于余勇可贾，高固凭什么就一定认为 其他人的勇气一定不如自己呢？这种无根据、不基于了解做出的结论 本身就是自大自负的体现；而且，挑战敌阵的任务一般由低级武士而不是高固这样的上卿、左军统帅来执行，齐国上下军心浮躁，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