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之學，在先秦諸子中，是最為新穎

的。先秦諸子之學，只有這一家見用於時；而見用之後，居然能以之取天下，卻非偶然之事。——呂思勉

如果說春秋時期的主旋律是“爭霸”，那麼戰國時期的主旋律則是“吞併”。而“吞併”靠的是國家實力，增強國家實力的最好方法則是“變法”。

所以，進入戰國時期以後，各個國家開始積極尋求變法圖強的方法，比較著名的變法有魏國的李悝變法、楚國的吳起變法以及秦國的商鞅變法。

李悝變法——“不徹底”，只是小心翼翼地繞過舊體制的障礙，所以註定只能解一時之急，不能長遠的富國強兵。

吳起變法——“不成功”，過於疾風驟雨，觸動了楚國貴族的利益，所以最終身死法亡。

對比上面兩場變法，商鞅變法徹底改變了秦國社會的發展方向，在秦國延續一百多年，最終使秦國走向大一統的道路，可以說是“既成功，又徹底”。

這三次變法所採取的都是法家的理論，改革的形式也都大同小異。那麼為何只有商鞅變法做到了最徹底、最成功？

如題，正是因為秦國“夠窮”。這裡的窮可不單單指秦國的貧窮和落後，這裡的窮，有三個含義：

1. 國之窮途；
2. 民之窮弱；
3. 文化之窮陋。

接下來，我們一個個來分析——

國之窮途

窮則思變。

我們通過秦孝公的《求賢令》來認識一下商鞅變法前的秦國：

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

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秦孝公《求賢令》節選

秦國自秦穆公之後，由盛而衰，更是歷經“四代亂政”，內耗不止。對外，同三晉的戰爭更是敗多勝少，使秦國盡失河西之地。內憂外患下，秦國積貧積弱，其餘六國有集體活動從來不帶他，對於秦國來講，可謂是極大的恥辱。

秦孝公接手下的秦國已經是窮途末路了。帶著強國之法而來的商鞅對於秦孝公乃至整個秦國來講無疑是一根救命稻草。所以秦孝公對於變法幾乎是無條件地支持，整個秦國也都希望能通過變法富強起來。

所以，秦國的窮途末路大大降低了商鞅變法的推進難度。

民之窮弱

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商君書-弱民》

在商鞅的理論中，只有民弱了，國才能強，只有讓民眾既愚昧又貧窮，這個國家才能強大。

法家是作為禮樂文化的對立面出現的，講究制度而不講究道德，提倡的是一種赤裸裸的功利主義文化。吳起著名的“殺妻求將”就很能說明問題。

因此，當法家作為統治者的工具時，是完全圍繞“君主利益”這個核心的。而君主利益的增長是建立在對民眾的汲取之上的，對民眾汲取得越多，君主獲得利益就越大。

所以法家的做法就是通過嚴峻的刑罰，把百姓變成一個個高效的機器，去耕田，去作戰，以滿足統治者的汲取。

那麼，商鞅的理論就說得通了。只有民眾夠弱，才能更好地把他們變成“機器”。古人言“倉廩實而知禮節”，如果民眾肚子填飽了，他們就會去考慮一些“禮節”的事兒，慢慢就開始變得有想法，有想法當然就不好控制了。

而秦國的國民恰好就是商鞅口中的“弱民”。首先，秦國本身就地處荒涼的西北高原，物產稀少，人民生活窮困。其次，秦國夾在西戎和三晉兩個強大的敵人之間，常年戰亂，百姓苦不堪言，連正常的填飽肚子都是問題。

所以，秦國的“弱民”只能依靠官府，依靠秦國統治者，他們依靠的越多，對他們的管理也就越容易。

因此，嚴刑酷法在秦國才更容易實施。在商鞅“耕戰”制度的管理下，民眾除了“耕”與“戰”，其他什麼都不能做。如果你做了，只能進監獄。於是，統治者對國民的汲取力也就到達了最大化。

借用《漢書·刑法志》中的一句話來概括就是:

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

文化之窮陋

秦國是個“沒文化”的國家。

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淮南-要略》

在當時大眾的認知裡，秦國就是個“蠻夷之邦”，沒文化，這也是眾諸侯不帶他玩的原因之一，造成秦國文化“窮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

其一，秦國遠離中原文化集中之地

中原地區是華夏文明的發源地，也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化集中地。秦國位處函谷關以西，再加上中間隔著宿敵三晉，當然很難受到中原文化的薰陶。

很簡單的一個例子，秦國的名將，諸如白起、王翦等人，都是產自秦國本地，而商鞅、張儀等名相，則均是來自於中原，即“關西出將，關東出相”。

其二，秦國深受西戎文化的影響

秦國自秦穆公以來，就開始積極地向西發展，跟西戎之間經常爆發戰爭，在吞併了大量的羌戎人口之後，秦國的文化就開始深受西戎文化的影響。

因此，秦國的文化在諸侯國中是最野蠻、最缺乏人道主義精神的，也是和禮樂文化最背道而馳的。

那麼秦國的這種“沒文化”又能給秦國的變法帶來什麼好處呢？結合上面的兩點，我們分開說：

一、遠離中原文化即等於遠離周朝以來的禮樂文化，前面提到，法家思想是禮樂文化的對立面，因此，禮樂文化匱乏的秦國正好適合法家思想的執行。

這裡需要回頭看下吳起變法，楚國本來也是遠離中原的“蠻夷之邦”，但是楚國卻積極地吸收中原文化，成功地成為一個“禮儀之邦”，有時候甚至比中原還講究。試想，能產生“楚辭”這種浪漫主義詩歌的地方怎麼可能會去忍受法家的束縛？

二、西戎文化影響下的秦國民眾是最重功利的，只求物質利益，不重精神價值，簡單、直接、粗暴，跟法家的思想剛好契合。因此法家的賞與罰在秦國是最具效果的。

所以綜合以上兩點，秦國的文化窮陋，恰恰使法家思想在秦國如魚得水。

總結

通過以上的分析，秦國形勢之“窮途”、國民之“窮弱”以及“文化之窮陋”，恰恰給了商鞅變法最優的保障以及最好的實施條件，使得秦國能徹底地去貫徹商鞅變法的內容，最終走向富國強兵的道路。

但是萬物都是有利有弊的，法家思想在秦國的貫徹也是這樣。

在大爭之世，嚴苛的法制確實給秦國帶來了高效的行政管理，使秦國走向大一統，但是這種只靠“利”和“權”來維持穩定的模式畢竟還是不長久的。

秦大一統之後，秦朝統治者依舊堅持法家思想，堅持嚴刑酷法，而不知變通，最終使得秦朝像一顆流星般，在閃耀過之後，瞬間消失在歷史的夜空中，值得我們去品味、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