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李夏恩 新京報書評週刊 今天撰文 | 新京報記者 李夏
撰文 | 新京報記者 李夏恩
英國民眾正在閱讀德軍轟炸華沙的新聞。
開戰：因與果
子彈從正面射進頭顱時，弗蘭茨·霍尼克還活著，但早已失去知覺。他的臉已經被槍托揍得血肉模糊，因此槍口淌出的鮮血並沒有給這野蠻的一幕更添幾分殘酷。他的身體被套進一件波蘭軍服裡，像沙袋一樣重重地摜在那個早已安排好的位置上——距德波邊境四英里的德國小城格萊維策無線電廣播站大門口的臺階上。
01 導火索：引爆戰爭的小人物
恐怕在最荒誕的夢裡，霍尼克也不會想到這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會成為自己的喪命之地。他只是個普通農夫，住在距離格萊維策百里之遙的波羅米亞鎮，像當地許多村民一樣信奉天主教，未婚。在他43年的平凡一生中，惟一引人注意的亮點就是曾參加過1919年至1921年間的西里西亞起義。
這是德國統治下的上西里西亞的波蘭民族主義者為尋求與波蘭合併而發起的武裝抗爭。這場起義的最終結果以國際聯盟將上西里西亞29%的土地和46%的居民劃歸波蘭的一紙決議而告終。儘管這場領土紛爭肯定播下了德國與波蘭不合的種子，但自此之後十餘年，仇恨至少未在這片土地的兩國民眾中生根發芽，雙方相安無事。參加過起義又認同波蘭身份的霍尼克卻居住在邊境德國一方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當年參加這場起義的人數以萬計，霍尼克並不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但或許正是因為他太普通，又是一名沒有家庭牽掛的未婚單身漢，所以才被選中成為這場密謀中的一個角色。
事發前一天，他突然被一群人綁架，之後，被關進一間木屋裡。直到當天下午，一名看上去像是醫生的傢伙，強行給他注射了一劑麻醉針，讓他徹底失去了知覺。之後，他被塞進一輛汽車裡，運到了那個精心策劃的喪命地點。
對綁架他的這群人來說，霍尼克不僅普通，甚至根本不算是人。他被稱為“罐頭貨”。就在他躺在臺階上奄奄一息之時，一隻手扒開了他的眼睛。如果他在死前恢復神志的話，一定會牢牢記住眼前這張面孔：一張年輕的、輪廓清晰的臉，看上去彷彿受過高等教育一般，透出幾分書卷氣，一頭偏分整理得一絲不亂。但他褐色眼睛中得意的獰笑卻證明他是個不折不扣的惡棍。
他叫阿爾弗雷德·瑙約克斯。他確實曾經受過高等教育，是基爾大學工程系的學生。但他卻選擇在1934年加入納粹黨衛隊保安處，成為一名特務，從此走上了納粹政治打手的道路。他不久前剛剛晉升為中尉，是黨衛隊頭目海德里希面前的紅人。也是這場密謀的執行者。20天前，他從海德里希那裡收到指示，要策劃一起行動，讓外界相信波蘭人故意對德國進行挑釁。具體方案是讓黨衛隊保安處的人員身穿波蘭軍服對德國一些邊境設施發動佯攻。格萊維策的無線電廣播站正是這次行動策劃的佯攻地點之一。根據指示，“為了對付外界新聞界和德國進行宣傳的需要，必須要出示波蘭人進攻的真憑實據”。
霍尼克正是這件“真憑實據”。按照計劃，他被麻醉後套上波蘭軍服帶到現場後殺死，充當波蘭人進攻電臺時被德國國防軍擊斃的傷亡人員。
弗蘭茨·霍尼克僅存的一張照片。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這場密謀都像是一場鬧劇。而作為這場鬧劇執行導演的瑙約克斯也並不稱職。儘管他被海德里希青眼相加，但在實際行動中卻破綻百出。他的第一場秘密刺殺任務就以失敗告終，把原計劃活捉的人質不慎擊斃。他通過偽造文件陷害蘇聯將領圖哈切夫斯基暗中通德的計劃也以失敗告終。儘管那些偽造文件都賣給了蘇聯內務委員會的特務人員，但斯大林早已打算清洗圖哈切夫斯基，所以那些偽造文件根本沒派上用場。蘇聯人同意這場交易的真正目的，是為了讓德國人能不起疑心地收下做了特殊標記的三百萬盧布偽鈔，這樣，只要黨衛軍駐蘇聯的特務一使用這些偽鈔，就能順藤摸瓜遭到逮捕。瑙約克斯的無能在英美情報部門也大名鼎鼎，在對納粹德國的諜報系統綜合分析報告中，瑙約克斯的名字特意被作為反面例證提起，用以證明納粹黨衛軍保安處不過是外強中乾的繡花枕頭。
阿爾弗雷德·瑙約克斯，格萊維策事件的執行導演。
因此，瑙約克斯這個蹩腳特務的精心安排，反而讓這場鬧劇充滿了某種令人怪笑的黑色幽默。為了讓這場佯攻“逼真”，格萊維策電臺的工作人員毫不知情，他們真的把闖進來的身穿波蘭軍裝的黨衛軍特務當成了波蘭人。瑙約克斯的手下花了很大一番氣力才制服了三名電臺工程師。接下來，他們又犯了第二個錯誤，同樣是基於逼真考慮，所以事先並未對電臺進行踩點。手忙腳亂之間，這幫人居然搞不清楚究竟按哪個鍵才能播音。慌慌張張找了好一會兒之後，他們才發現一個緊急狀況下進行大風暴預報的麥克風。
“注意，這裡是格萊維策，廣播電臺已落入波蘭人手中！”（Uwage！Tu Gliwice.Rozglosnia znajduje sie w rekach Polskich）
瑙約克斯的一名手下對著麥克風用波蘭語大聲吼道。但他剛剛吼出這九個單詞，第三個烏龍事件就發生了。一名勇敢的電臺工程師在愛國熱忱的激勵下，為了反抗入侵的波蘭人，居然中斷了傳輸設備，導致這份處心積慮準備的波蘭挑釁德國的聲明就未傳出這間廣播室。
儘管只發出了九個單詞，但這場鬧劇也到了該收場的時候了。瑙約克斯和他的手下朝天放了幾發空包彈後匆匆撤離，當他們離開大門時，剛好跨過臺階上霍尼克正在漸漸死亡的軀體。他抬眼看了看手錶，準確的時間是1939年8月31日晚間7點27分。
九個小時後，9月1日凌晨4點45分，停泊在但澤港的德國戰艦“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號離開但澤港錨地，向維斯特布拉德半島的波蘭要塞射出了第一發炮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02 原因：大人物的戰爭序曲
霍尼克是二戰的第一名受害者，瑙約克斯是二戰的點火人，而格萊維策電臺事件則是二戰爆發的導火索。這一點業已是二戰史研究者們的共識。但如果仔細分析前因後果，就會發現這一點並不能經得起推敲。發出二戰第一發炮彈的“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號早在8月23日就抵達但澤港，但它原計劃發動攻擊的時間是三天後的8月26日。只是一直拖到9月1日凌晨才收到攻佔但澤的暗語密電。而此時，無論是波蘭人還是德國人都還不知道發生在格萊維策電臺的事件——這完全是兩樁獨立事件。直到次日早晨7點，電臺事件才和攻擊但澤的消息一起被加班趕印出的報刊公之於世。但駐柏林的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卻發現德國大眾對這一消息相當冷漠：“在阿德隆飯店街對面的伊·格·法本化學公司的新建築工地上，早班工人已來上工，就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似的。當報童叫賣著號外走過工地時，竟沒有一個人放下工具去買一份”。對這些普通人來說，這究竟是一場局部衝突還是戰爭開端仍然難以判斷。
謎底最終揭曉，要等到上午10點。身穿幾天前特意為開戰訂製的嶄新曠野灰軍服的希特勒志得意滿地走上主席臺，發表演講，這才明確提到格萊維策電臺事件和其他幾起同時發生的邊境衝突，是“波蘭正規軍向我國領土發起的第一次攻擊”，因此“從現在起，我們將以炸彈回敬炸彈”。他身上那件嶄新的曠野灰軍服也被賦予了誓將戰爭進行到底的堅決意志：“從現在起，我只是德意志帝國的第一名軍人。我又穿上了這身對我來說最為神聖、最為寶貴的軍服。在取得最後勝利以前我決不脫下這身衣服，要不然就以身殉國”。
但這一次，他色厲詞嚴的尖銳嗓音卻並沒有像往常一樣激起民眾的熱情，而就在一年前，當他吞併奧地利時，民眾的歡呼讓整個柏林成為了一鍋煮沸的濃湯。但僅僅是五個月後，當他再次出兵入侵捷克凱旋時，卻只有不到200名柏林百姓專程過來帝國廣場觀看閱兵儀式。如今，在他驅車前往國會發表對波宣戰演講的路上，大街上空無一人。
然而，這一切對這位國家元首已經無關緊要。1939年的希特勒已經不再是6年前剛剛上臺時的那位演講家，靠煽動民眾獲得支持來攫取權力，他如今已經大權在握，不管民眾贊同與否，他都要摁下戰爭的按鈕。將世界拖入大戰之中。
侵吞波蘭是他籌謀已久的計劃，早在一戰結束後不久，這名一戰老兵就已經在心中盤算對波蘭的報復。對他來說，波蘭不過是個早已死亡了一個半世紀的歷史名詞，卻借德國戰敗之際，在獲勝的協約國的操控下借屍還魂。這個復活的國家存在本身就是對德國的羞辱，它不僅強迫德國歸還1795年被俄普奧三國瓜分前的領土。德國的城市但澤還被國聯批准為自由市，成為波蘭進出口貿易的主要港口。《凡爾賽條約》更讓波蘭獲得了打通西普魯士領土的波蘭走廊，以及西里西亞工業區的重要部分。在希特勒眼中，這些被強行楔進橫穿德國的波蘭領土毫無疑問是德國臉上的一道疤。
不過，縱使如此，希特勒在登臺伊始，也不敢對波蘭輕易染指。領導波蘭的畢蘇斯基元帥既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威權強人，也是一名睿智卓越的軍事將才。他執政時期以政府支出的一半作為軍費，將波蘭這個復活的新生國家打造成了一個足以對抗德國威脅的地域性強國。在此情勢下，1934年1月，他與希特勒簽訂了互不侵犯協議，這可以說是他去世前做的最後一件重要的事情。1935年，畢蘇斯基去世時，希特勒特意向鄰國這位最有力的對手錶達悼念之情。
這種哀悼並非惺惺作態，而是棋逢對手的英雄相惜。但畢蘇斯基的離世也就此解開了捆綁希特勒對波蘭慾念的最強一道繩索——新生的波蘭在很大程度是被畢蘇斯基強大的人格魅力摶塑成一體的。是他周旋於國內左右對立的黨派之間，以紀律、清廉和忠於國家的口號將波蘭內部不同派別、不同信仰和不同族裔的民眾凝聚起來。但這種能夠將全國團結一起的凝聚力卻隨著他的去世消逝。他的繼任者中沒有一個具有像他那樣的人格魅力，但卻野心勃勃，熱衷於明爭暗鬥，排除異己。
獨立波蘭的領導者，卓越的軍事家和政治家畢蘇斯基，他為這個重獲獨立的年輕國家打造出一支讓兩位強鄰都不敢小覷的軍事力量。在同一時期的中國，他也受到許多知識分子和軍人政客的崇拜。
政壇分裂讓波蘭國內能夠阻止希特勒野心的力量陡然下降，這更讓希特勒的貪婪慾火愈焚愈熾。從1937年開始，他就向周圍人半公開地吐露自己對波蘭的厭惡。1938年10月，德軍開進捷克蘇臺德地區時，希特勒就告訴他的副官，“在特定時刻，等他們放鬆警惕，我會向波蘭人開炮”。1939年3月28日，希特勒佔領布拉格不到14天，他就撕毀了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協議》。針對波蘭開戰的“白色方案”在4月3日就已經下令實施，並且要求在9月1日前準備就緒——二戰的序曲早已奏響，大人物手中的權杖才是這場交響樂的指揮棒，而小人物不過是序曲中的一個音符。只是1939年8月31日格萊維策電臺事件這個音符更加刺耳而已。
03 綏靖：和平主義的軟與硬
是否有人可以奪下希特勒手中的指揮棒，讓戰爭序曲戛然終止呢？儘管二戰爆發已是既成事實，但事後之明未必不能窺破真相。1939年曆史最弔詭的一面就在於它本來極有可能成為有驚無險的一年。而這一切的關鍵就在於對“綏靖”這個詞的理解。
對經歷過二戰的當代世界來說，“綏靖”可以說是將世界拖入戰爭的一服毒藥，它意味著養癰為患，總體表現就是打著和平的幌子毫無底線地對希特勒入侵他國的行為一再的容忍退讓。
畢竟，算起來，波蘭其實是希特勒入侵的第三個國家。而他的挑釁行為，從1935年初便開始了。在這一年1月，他先試探性以全民公決的形式將薩爾地區劃入德國版圖。3月7日，他便公開撕毀《凡爾賽和約》中關於非軍事區的規定。次年3月7日清晨，他將軍隊開進了和約明確規定的非軍事區萊茵河東岸。這是一次冒險行為，就連希特勒本人都承認“如果法國進軍萊茵區，我們就不得不乖乖撤退”。但當他的軍隊小心翼翼地跨過橋樑，踢著正步出現在科隆街頭時，得到的只有當地民眾狂熱投擲的鮮花。
從這一點來說，希特勒倒是一個言出必行之人，他的所作所為正是在踐行他在《我的奮鬥》這本謊言與夸誕齊飛的半虛構自傳中的承諾：
“我的目標第一步是廢除《凡爾賽和約》……我已經數千次地寫過，沒有一個人能比我更多次地宣佈和記錄下自己想要的”。
英法兩國對這一明顯挑釁行為的置若罔聞點燃了希特勒進一步侵略的野心。對他來說，武裝萊茵非軍事區的冒險就像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禮，他成功地熬過了一生中“精神最受折磨的48個小時”，之後便脫胎換骨，戰勝了內心中對英法兩國的恐懼。到1937年11月，他做好了吞併奧地利的準備。這同樣是踐行他在《我的奮鬥》中袒露的目標“德意志的奧地利必須重回德國偉大母親的懷抱。同一血緣需要同一個帝國”。
1938年2月12日，奧地利總理舒施尼格前往德國與希特勒進行會晤。這場所謂的會晤，就是舒施尼格站在希特勒可以“眺望美麗風景的二樓書房”裡，一面言不由衷地稱讚主人浮誇的品味和景色的優美，一面提耳聆聽希特勒咆哮吼出的謾罵恫嚇：“奧地利的整部歷史就是一部不斷背叛的歷史！我只要下達一個命令，在一個晚上你們所有可笑的防禦工事就會被撕成碎片。你是不是認真地以為你能阻止我或者拖延我半個小時？誰知道呢？也許一天早晨你在維也納醒來發現我們就在那裡，就像一陣春天的風暴。”而這位主權國家的領導人惟一的反抗就是在明知希特勒對煙味敏感的情況下，點上菸斗大抽特抽。
一個月後，3月12日清晨，德國軍隊氣勢洶洶地突破奧地利不設防的邊界，受到了當地民眾“站在六英寸厚的雪地裡”夾道歡迎。希特勒的回報是在兩天後抵達維也納，在一群狂熱崇拜者的歡呼聲中入住帝國飯店，並把自己的侵略行為打造成了一個有志竟成的勵志故事——當年，他在維也納流浪時曾為了一頓飽飯而在這家飯店門外清掃積雪：“我們這些可憐鬼把雪鏟到一邊，每次貴族經過時我們都脫下帽子，他們甚至都不看我們一眼，儘管我們能聞到飄進我們鼻子的香水味……大雪整夜下個不停，但這個飯店連一杯熱咖啡也不送給我們。”如今，維也納的每名猶太人如果見到希特勒手下的納粹黨徒不脫帽致禮，就會遭受一頓毒打。
這次，希特勒吞併奧地利的行為震驚了西方世界，他們也覺察出希特勒的下一個目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就在希特勒維也納故地之旅的一週後，英國參謀部就向內閣提交了《德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軍事企圖》。這份報告頗具預見性地指出，如果希特勒啟動他入侵捷克的計劃引發戰爭，那麼這將是推翻希特勒統治的最好時機。甚至英法兩國都不必直接動手，只需做出開戰的姿態，暗中策動德國內部軍事政變裡應外合就可以了。
避免二戰的成本竟然如此之小，聽起來幾乎不可思議。但這恰恰是理解所謂綏靖主義真正本質的關鍵所在。綏靖主義之所以能大行其道，並非簡單地因為怯懦軟弱，而是基於一個基本事實，即歐洲普遍的厭戰情緒。這種厭戰情緒不僅廣泛存在於英法等國，同樣存在於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儘管希特勒將德國整體上軍事化了，但絕大多數德國人心中仍然不想要戰爭。即使是在入侵波蘭前夕，德國民眾仍然對打仗提不起興趣。上法蘭克尼亞地區提交的一份內部報告言簡意賅地總結了公眾的看法：
“關於如何解決但澤和波蘭走廊問題，公眾的答案沒有變化：納入帝國境內嗎？對。用戰爭手段嗎？不。”
希特勒的前兩次行動，無論是武裝萊茵非軍事區，還是吞併奧地利，都只是擺出開戰樣子的武力嚇詐，跟真正的戰爭差之千里，而最終的結果也全是兵不血刃就畢收全功。
這種紙老虎式不費一兵一卒的嚇詐策略讓德國上下都相當滿意，也讓英法兩國有種虛驚之後捏一把冷汗的放鬆感。它給世人帶來一種錯覺，即德國的所作所為不過是在“詐唬-和平-再詐唬-再和平”的輪迴中往復，並沒有突破和平的底線。可以說，這是雙方都心照不宣達成的一種默契。
但德國吞併奧地利的行為，讓英國意識到，之前的嚇詐行為很可能不是故作樣子的紙老虎，而是未來真正軍事行動的熱身。在“和平-詐唬”之間擺動的擺錘不定何時就會超出“詐唬”擺到“戰爭”的一方，並且不再擺回來。
意識到這點之後，英國開始接觸德國內部的反戰力量，而德國軍隊本身就是反戰勢力的大本營。許多經歷過一戰的軍事將領都相信，戰爭會給德國帶來災難。德軍總參謀長路德維希·貝克就通過人暗中向英國表示，只要給他“確鑿的證據，證明英國會在捷克斯洛伐克受到攻擊後與我們開戰”，那麼他就會“結束這個帝國”。
奇怪的是，這場本有可能一舉推翻希特勒的預備戰爭，最終卻以一紙協定告終。1938年9月30日凌晨簽署的《慕尼黑協定》在今天被視為綏靖主義的巔峰。幾乎所有的歷史書都聚焦在英、法兩國在沒有捷克代表參加的情況下就在協定上將蘇臺德區交給了德國的後果，然而他們卻忽視了一個細節，即希特勒在簽字時是如此憤怒，就像一位在場的英國外交人員所發現的那樣，他胡亂簽上了他的名字，“彷彿他在被要求籤字放棄他的生存權利”。
慕尼黑會議四巨頭：英國首相張伯倫、法國總理達拉第、德國元首希特勒、意大利領袖墨索里尼。
這太古怪了，如果這份協議真的是英法兩國將捷克的蘇臺德地區像蛋糕一樣雙手捧到希特勒嘴邊餵給他吃，那希特勒應該甘之如飴才對。很少有人意識到這份協定在當時的真正意義並不是簡單地出賣了捷克，更不是英法兩國因為畏懼戰爭而怯懦退讓，恰恰相反，這是一份歷經艱辛爭取來的協定。一個經常被忽略的基本事實是，當英國首相張伯倫在9月15日抵達德國會見希特勒時，後者早已擬定好了戰爭計劃，戰備總動員已經開始，符合參軍年齡的男子被禁止離開德國，隨時準備參軍入伍，鐵路商業貨運已經基本停止，讓位給軍事運輸，野戰部隊正向蘇捷邊境移動。按照希特勒的計劃，9月30日，20萬進攻部隊將向捷克發起攻擊。這幾乎就是一年後進攻波蘭的預演。
“如果元首已經決定用武力解決問題，為什麼還讓我到這裡來！”
這句怒吼出自一名69歲，身患癌症的老年政治家之口。正是張伯倫的這句怒吼，迫使希特勒不得不平靜下來，仔細思考開啟戰爭可能招致的後果。當他和張伯倫一起站在陽臺上眺望風景時，這個一向咄咄逼人的傢伙突然變得柔和起來，他為大霧天氣向張伯倫表示抱歉，因為這場大霧遮蔽了他期望首相欣賞的萊茵河的美景。
張伯倫。
之後，一連串的消息傳到他的耳朵裡：英國已經動員了它的艦隊並且發出警告更大規模的艦隊正枕戈待旦，法國的預備部隊也被派往德法邊界。一份正式警告也送到希特勒手中：如果希特勒敢對捷克動武，那麼英法兩國將為捷克而戰。9月27日的閱兵儀式也給了希特勒極大刺激，當他最得意的作品摩托化師隆隆駛過柏林大道時，幾乎沒有人觀看這場表演，即使是那些觀看者臉上也看不到一絲振奮的熱情。
外部的警告威脅和國內民眾對戰爭的冷漠，最終迫使希特勒放棄了戰爭計劃。《慕尼黑協定》雖然出賣了捷克，但它同樣也壓制了希特勒的戰爭野心。當張伯倫回到英國，告訴唐寧街10號外的激動亢奮的群眾，他為他們帶來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和平”時，他並非誇誇其談。《慕尼黑協定》確實證明了和平具有真實的力量，將一場迫在眉睫的戰爭消弭於無形。並且，在英法兩國看來，更重要的是，這種和平符合民眾的意願。
然而，就像我們所知的那樣，這種和平僅僅維持了不到6個月，1939年3月15日，德軍佔領布拉格。這是一個悲慘時刻，美國大使館年輕的工作人員喬治·凱南看到一群“憤怒而好奇的捷克人”默默地看著德國裝甲車在暴風雪中駛進布拉格，摩托化部隊轟鳴著碾過古老的鵝卵石街道，“許多婦女用手帕擦拭眼淚”。
04 終局：走向大戰
捷克成為了納粹德國的又一個腹中物。《慕尼黑協定》彰顯的和平戰無不勝的力量，在一夜之間就化為泡影。希特勒對捷克的佔領徹底終結了橫行歐洲的綏靖主義。
當希特勒在兩週後撕毀《德波互不侵犯協議》後，英國旋即向波蘭作出保證：“如有行動明顯地威脅到波蘭的獨立，波蘭不得不動用國家防務力量加以抵抗，則英國政府將立即給予可能的全力支持”。5月5日，英國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伯爵向內閣提交報告，宣稱雖然通過自由談判解決問題的途徑仍然開放，但妥協已經全無可能。
整個1939年夏天，英法都以堅定的態度向希特勒表示，如果他敢以戰爭威脅波蘭，他們必定會履行諾言。而且這並非危言聳聽，英法兩國做出了更大規模的軍事調動行動。8月23日，英國通過了《緊急權力防衛法案》，開始籌備組建戰時內閣，全面動員所有防空陣地和近海防禦陣地，動員人數超過12萬人。張伯倫從德軍佔領捷克那天開始就和其他人一道棄絕了綏靖主義，轉向貨真價實的軍事震懾。他警告德國政府“不應對此有任何僥倖心理”。
希特勒表面上的反應是將英法兩國稱為“小蛆蟲”，“我在慕尼黑就見識過了”。但這不過是張大其辭的自我寬慰罷了。實際情況是他在說完這番話四天後，8月26日，他突然下令取消預訂在當天發動的進攻計劃。一名副官看到希特勒被迫撤銷命令時變得“脾氣急躁，冷酷又尖銳”——更合適的形容或許是“氣急敗壞”。
英法聯手將希特勒逼到談判桌前，強迫他放棄戰爭。之後的三天裡，希特勒和他的手下一直在談判桌上和英法兩國討價還價。到8月30日，看上去英法已經把德國逼入困境了。
但就在第二天，格萊維策廣播電臺事件爆發。幾個小時後，德軍進攻波蘭。所有的談判和斡旋的努力在這一刻全部歸零。
為何最終會是這種結果呢？希特勒不是已經被英法的強硬態度逼上談判桌，甚至逼入絕境了嗎？德國的民眾不是已經明顯表現出對戰爭的冷漠和排斥了嗎？那麼為何希特勒還要一意孤行發動戰爭呢？
這恐怕是二戰史上最難解的一個謎。但或許有一個答案，那就是希特勒確實在一意孤行。這個答案聽起來太過感性，以至於讓所有對二戰爆發原因的理性分析都瞬間崩塌。但它很可能真的是唯一合理的解釋。當我們舉出和平觀念在歐洲的盛行，德國民眾普遍厭戰，籌備開戰困難重重，英法兩國的逼迫如何有效等等不利於希特勒開戰的理由時，是在以一個正常國家的方式去看待希特勒治下的納粹德國。如果當時的德國是一個像英法那樣的民主國家，它很可能會受到上述種種因素制約而放棄戰爭，甚至只要民眾集體厭戰這一條，就會大大稀釋戰爭爆發的可能。但納粹德國是一個獨裁國家。雖然發動戰爭同樣受到種種客觀因素制約，但最終的決定權卻始終握在獨裁者一人手中。民眾可以通過思想洗腦培養順從，厭戰情緒可以開動暴力機器進行壓制，甚至軍政界高層的反對聲音也可以通過政治清洗手段消滅——有四名明確表示反對戰爭的將領就被希特勒處決了。開戰與否完全取決於獨裁者的個人意志，只要他一聲令下，全國就必須被動員起來，投入到戰爭之中。哪怕這場戰爭意味著將整個世界推下懸崖。
9月1日，戰爭爆發。7點20分，英國戰爭部長霍爾-貝里沙接到電話通知“德國人越境了。”他的反應是翻了個身，咕噥道：“該死的德國佬，居然把我吵醒！”滿肚子起床氣的戰爭部長被迫下地，卻發現他的理髮師還沒來，只得自己刮鬍子。法國外交部則把英國致德國大使館的抗議照會基本原封照抄了一份，將其送到法國駐柏林大使處，然後坐下來一邊吃小蛋糕一邊等待回覆。
惟一提醒民眾戰爭將臨的措施，就是英國在9月1日當天開始實施的全面燈火管制。當張伯倫在一片歡呼聲中來到因燈火管制而漆黑一片的下議院時，歡聲雷動。他痛斥這場戰爭完全是因為“希特勒毫無理性的野心”——這個理解真是完全正確，但對在場議員來說，它卻不過是一句調動激情的怒吼罷了。首相“罕見地怒形於色，緊握拳頭，敲打著首相問答箱”的表演獲得了全場更大聲的歡呼。但另一位在場議員亨利·錢農爵士卻捕捉到了一個小小的細節，他在看到僕人瘋狂掛上遮光窗簾之後寫道：
“戰爭即將爆發。”
盟友已經掛上了遮光窗簾，波蘭只能孤軍奮戰。
二戰爆發後，實行燈火管制的倫敦——“歐洲陷入黑暗之中”。
本文原載於2019年8月31日《新京報書評週刊》B02-B03版。
編輯：董牧孜；校對：翟永軍 薛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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