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我國最特立獨行的省份之一，河北省的獨特不僅體現在同時挨著兩個直轄市，更在於省會的東徙西遷。
從1913年到1968年，短短55年時間，河北省省會搬遷了11次之多，如果算上抗戰時期建立的流亡政府，河北省會則是真正的四海為家，這種居無定所的局面直到1968年省會遷到石家莊方告結束。
自明朝永樂年間明成祖決定將國都從南京遷到北平開始，北平行都司更名為大寧都司並遷駐保定，保定開始作為直隸首府，負責拱衛京師。1659年，清朝順治皇帝正式設立直隸省，巡撫駐大名府。1669年，康熙皇帝將直隸巡撫移駐保定府，保定再度成為直隸首府。
清朝晚期開始，隨著列強侵略的加深，特別是天津開埠後，出於保衛北京的需要，從1870年開始，直隸總督兼任北洋大臣，辦公地點夏在天津，冬在保定，一直延續到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
清朝滅亡後，河北省省會也開始了漂泊不定的歷程，從1913年開始，河北省省會先後遷到北平、天津、保定、邢臺、陝西西安等地。1966年，因美國侵略越南，加上中蘇關係惡化，我國周邊形勢越發嚴峻，為響應“備戰、備荒”的指示，河北省委決定將省會從天津遷回保定，這是保定最後一次作為河北省省會，隨後在1968年遷到石家莊。
那麼，河北省省會為何會最終定在石家莊？為何保定最終會與省會失之交臂呢？靜夜史認為有以下原因：
1、無奈的政治運動
1966年河北省省會從天津市遷回保定，是出於“備戰、備荒”的考慮，而從保定市遷到石家莊，則完全是因為政治運動的無奈。
作為離首都最近的省會城市，保定的政治運動也是最激烈的，因為造反派的瘋狂奪權，河北省各機關紛紛淪陷，陷入了無政府的危險狀態。而隨著愈演愈烈的派系鬥爭，以及殘酷的武鬥輪番上演，保定成了政治運動的重災區。
保定的武鬥，因為各自都有軍隊的支持而顯得異常慘烈，剛剛從天津遷回來的省委省政府機關在風雨飄搖中苦苦支撐但無濟於事。
1968年1月，北京軍區在北京召開河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會議。認為石家莊工人階級隊伍比較堅強，又是重要的交通樞紐，建議河北省省會由保定市遷至石家莊市。
1968年1月30日，省機關開始向保定遷移。2月3日，石家莊正式成為河北省的新省會。
2、難改的好高騖遠
一直以來，雖然保定歷史底蘊深厚，政治地位崇高，但經濟始終相對滯後。這種局面在小農經濟時代沒什麼，但隨著近代化的推動、工業化的進行而顯得越來越尷尬。
一般而言，省會作為一省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應該是引領全省的經濟中心，所以自建國以來，河北省領導就一直在河北省內尋求一個經濟實力雄厚的城市作為河北省經濟的龍頭。
不過因為北京和天津的分立，加上歷史上河北省被各方勢力蹂躪的尷尬現實，河北省各地市整體經濟始終較為滯後。在這樣的情況下，河北省請求將直轄多年的天津市作為河北省省會並獲得批准，於是1958年，天津市被降為河北省轄市，成為河北省省會。
但天津市始終難以和河北省兼容，加上國際形勢突變，河北省省會不得不再度遷回保定。
1968年河北省從保定遷到石家莊，固然有政治運動的直接原因，但更多的還是經濟優先的無奈選擇，雖然石家莊位置偏南，但貴在有一定工業基礎，且是鐵路交通樞紐，在經濟實力上是略強於保定的。
但石家莊終歸還是不夠理想，於是在1968年之後又有了“留石”和“回保”的爭論，直到1971年3月總理批示河北省省會不宜再遷，省會地位遂最終確定下來。
3、尷尬的地理區位
從河北省整體來看，居於地理中心位置的保定無疑是最適合的省會，但因為北京和天津的存在，石家莊反而比保定更加適合。
拋開距離太行山更近的備戰需要，石家莊相比於保定最大的優勢在於距離京津尤其是北京有一定距離，這種距離也是石家莊賴以發展的戰略空間。
古今中外，但凡城市發展，必定需要一定面積的經濟腹地，且經濟腹地面積與城市等級成正比。
而我國北方城市相比於其他城市而言有著自身的特點，那就是在不適合孕育特大城市的背景下，必須依靠行政權力，為城市發展吸納更多的資源，最典型的莫過於首都北京。
所以在北京崛起的過程中，必然要對周邊地區形成強大的空吸作用，無論資本還是人才必然向北京集中，這使得周邊地區的發展陷入極大的困境中，“環京貧困帶”從側面說明了這一模式的巨大作用。
所以，只要保定的政治地位低於北京，即便作為河北省省會，也必然面臨著被北京空吸的尷尬境地，無論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只要保定的資本和人才被北京空吸，保定的經濟就不可能崛起。
那麼從全省經濟的全局出發，即便沒有1968年政治運動的影響，河北省省會也必然要遠離保定，這是河北省省會發展的必然選擇。
所以，河北省省會最終落戶石家莊，既有歷史因素，也有現實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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