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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僅僅新增了一個州，背後卻並沒有那麼簡單。
這一切，要從胡人的內遷開始說起。
在西漢前期，河西走廊一直控制在匈奴手中，在這塊土地上，生活著氐、羌、塞種、月氏、烏孫、匈奴、盧水胡等許多族群。
到了漢武帝時期，為了解決匈奴的威脅，作為剪除匈奴羽翼的計劃之一，公元前121年，漢武帝命令霍去病出隴西，攻擊河西地區的匈奴，取得大捷，河西匈奴的首領渾邪王投降了漢朝，至此也昭示著河西走廊第一次歸屬了中原王朝。
中原王朝一直在探索著對河西走廊的開發。在這塊土地上，不僅傳統的畜牧業非常發達，而且許多從中原內地的漢族民眾遷徙到河西，使得農業也得以發展起來。伴隨著漢代通過張騫、班超的努力進一步打通西域，使得許多商人經由河西走廊前來貿易，也帶動了河西商業的發展。至此，河西地區不僅包含了本地民族和漢族，也包含了許多西域的胡人，以及從南北進入走廊的其他少數民族，形成了一種胡漢雜居的社會結構。
不僅河西如此，安置羌人和氐人的隴右和關中、安置南匈奴的幷州、以及安置鮮卑的遼東，都逐漸形成了河西地區的情景。
大量的人口為這些地方提供了充足的經濟來源，也讓這些地方逐漸興盛。
矛盾也伴生在這興盛之下。
一直以來，統治者對於這一地區的胡人採取的是薅羊毛的方式進行統治。這些胡人在統治者眼裡屬於“未開化的蠻夷”，能夠做大漢的子民已經是天恩浩蕩，自然也談不上給予他們怎樣的權利。這些胡人相對中原地區一般的編戶齊民，所承擔的負擔更加沉重。
從渾邪王投降漢朝之後，為了防止匈奴聯合當地的羌人在此地再次作亂，漢武帝下令將河西走廊的羌人全部驅逐。
這些少數民族民眾長期一直居住在河西走廊，現在要他們遷出故土，自然也就引起了他們的強烈不滿，加上許多其他因素的烘托，他們不斷奮起進行著反抗。
以先零羌和燒當羌為代表的羌人不斷在這一地區掀起叛亂，以至於到了東漢時期，羌人的叛亂已經牽扯了東漢王朝的大部分精力。
出自扶風班氏，在河西居住過的大儒班彪（班超、班固的父親）很敏銳的看出了問題所在，建議光武帝劉秀仿照前例設立護羌校尉，一方面關注羌族百姓的疾苦，採取和緩的方式緩解民族矛盾；另一方面出鎮邊陲，防止羌人作亂。劉秀同意了班彪的建議，派出一個叫牛邯的人擔任護羌校尉。
必須說，牛邯很有本事，在他任上，羌人沒有掀起太大的風浪。
但好景不長，牛邯死後，東漢朝廷一段時間內並沒有設置新的護羌校尉。等再設置護羌校尉的時候，擔任這個職務的官員並沒有進一步延續班彪的思想，更多采取軍事手段來對付羌族，導致班彪的規劃並沒有得以很好的施行。
即使是軍事手段，也有著許多狀況亟待解決。
在之前討伐叛亂的羌族部落時，為了體現朝廷的恩威並重，只誅殺了叛亂的首惡，對於投降的部落則不太追究。
這樣，過一段時間時候，覺得活不下去的羌族部落又聚集起來作亂，東漢朝廷再派軍去討伐。
被壓迫，活不下去，反叛——朝廷派兵討伐，誅殺首惡，投降的不予追究——繼續被壓迫，活不下去，反叛。
於是東漢朝廷和河西的羌族部落就陷入了這樣的一種循環，導致東漢的軍費開支巨大，也沒能平息羌族部落的反叛。
說到底，大規模的人口動遷是一項非常浩大的工程，對於國力的損耗極大不說，還極有可能引起非常大的動亂，弄不好，直接亡國都是可能的。
畢竟由於時代侷限性，我們並不能要求中原王朝的士人們高喊著民族團結，和胡人們友好共處，對於當時的士人們所受的教育來說，這些胡人就是未開化的蠻夷，文明人怎麼能和蠻夷和平共處呢？
但文明和蠻夷的區別並不能幫中原王朝解決邊患問題，一些人開始進一步思考對如何應對這個情況。
涼州的三位將領提出了各自的應對方略，他們分別是：
皇甫規字威明。
張奐字然明。
段熲（jiǒng）字紀明。
由於他們的表字中都帶有“明”字，因而他們被稱為“涼州三明”
三明之中，皇甫規和張奐主張以軍事威嚇作為輔助，將羌人部落遷徙到關內，讓他們在漢人的群落中散開，逐漸從遊牧的生活轉化為農耕的生活，將羌人同化到漢人之中。
段熲的策略則更為直接：殺乾淨。也就是要在戰爭中對於投降的羌族部眾，也要給予打擊，能殺掉的就都殺掉。死了的羌人才是好羌人。
此時東漢朝廷正在經歷黨錮之禍，涼州三明也牽涉到了其中。
他們在黨錮之禍之中選擇了不同的道路：皇甫規和張奐和宦官決裂，被宦官貶斥；段熲則和宦官進行合作，因而段熲的策略得到了中央的支持。
段熲花了四十億軍費東征西討，打了一百多仗，不得不說，段熲確實有軍事才能，河西的羌族部落遭到了沉重的打擊。
但段熲和東漢朝廷都沒有意識到根本的問題：羌族部落之所以反叛，是由於他們遭受的負擔過於沉重，並且還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這是亙古至今的道理。
如果不解決民族壓迫的問題，就算把羌人滅族，河西走廊仍然有許多其他胡人部落，還能全殺完嗎？
更進一步，如果將河西走廊的胡人屠殺殆盡，又哪來的人口來供養中原政權在河西走廊的開支呢？畢竟，對於中原政權來說，內地的人口供應都尚顯不足，更不用說對邊境地區的人口供應了。
涼州三明的另外兩位很明白這一點：邊將為了小利益去盤剝羌人，必然會招致更嚴重的後果。而一旦和羌人部落打起來，邊將取得一些首級便虛報戰功誇大戰績，失敗了則隱匿不報欺瞞朝廷，因而中央也無法做到明晰邊境的具體情況。故而相對純軍事手段，也要注重“招撫”的部分，以安定羌民。
但此時的東漢朝廷已經日薄西山，中央陷入皇權和士人的鬥爭，在邊境的東漢將領則大多違法亂紀，貪汙行賄。同時，伴隨著東漢中後期的時期到來，越來越多的小生產者和農民破產，轉而成為流民，使得東漢朝廷可控制的人口愈來愈少，最終影響到了東漢的國力。一邊是軍費開支愈來愈大，一邊是國家收入愈來愈少的，日薄西山的東漢朝廷越來越無力掌控這些邊陲地區，涼州最終在東漢末年被併入了雍州。
同時，西北的這些羌族部落和邊境的一些武人集團聯手成為了割據一方的軍閥，徹底擺脫了東漢朝廷的控制，令人熟悉的馬騰、韓遂正是這樣的局勢的產物。
這些武人集團為何會選擇和羌人合作呢？這還是察舉製造成的問題。
察舉制這樣選官制度在地方勢力強盛的背景下，逐漸成為各地的世家大族掌控選官的工具，進而掌控對地方的管轄權，對於這些邊陲地區來說自然也不例外。在察舉制的背景下，隨著中央的影響力在這些地方逐漸被削弱，地方的管轄權逐步被這些地方的豪族和胡人統治者所掌控。
但這些邊陲地方的豪族逐漸發現，內地的世家大族相對於他們，更容易獲得政治上進一步的話語權：因為處於富庶中原地區的他們擁有更加優越的經濟和文化條件，以便於他們掌控經學的解釋權，也就更容易在政治上獲得更高的地位，而這些邊陲地區的大族在經學方面自然無法和這些中原地區的大族相比。
政治手段走不通，便只能走軍事手段，和胡人首領合作或對抗，以掌握軍事力量進而割據一方以獲得更高的政治地位，成為了他們的選擇。
邊陲地區的范陽祖氏、遼東公孫氏等大族，正是這一背景下的產物。自然，這些地方大族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也會互相攻伐。
到了曹魏中後期和晉初，河西地區除開原有的部落之外，還逐漸增加了一支新的族群：鮮卑。這些鮮卑族群中，最為出名的有三支，一支是隴西地區的乞伏鮮卑，一支是河西地區的禿髮鮮卑，而最後一支，則是慕容鮮卑的一部分。前兩支鮮卑，正是十六國中西秦和南涼的前身，而慕容鮮卑的這一支，在現在的青海建立了吐谷（yù）渾。
曹魏和晉室繼承了兩漢的基本盤，而兩漢所沿襲下來的民族問題的負擔，他們也必須揹負上。
面對胡人，中原政權的統治者心態十分複雜：一方面，這些胡人由於和本民族在語言、文化和風俗上的差異，容易引發各種各樣的矛盾；但另一方面，這些胡人同時也是政權內可控制的人口，不僅能夠為政權提供新的編戶齊民來源，為國家提供收入，更重要的是，這些胡人還是政權中軍事力量的來源之一。
從霍去病開始，中原王朝就開始享受胡人帶給他們軍事上的輔助：許多匈奴人也在霍去病的軍中服役。
東漢實行募兵制的一項主要兵力來源，也正是胡人和受胡人風格影響極深的邊塞軍人子弟後代。不但如此，三國也分別在軍隊中加入了胡人的身影。在鄧艾滅蜀的軍隊編制中，就有著羌人的軍隊。
也由於這樣的思想，在鄧艾就任隴右都督的時期，苦於可用兵力不足的他，將禿髮鮮卑在內的數萬鮮卑族群內遷到隴西地區，準備將這些鮮卑部落和邊地的漢民雜糅在一起，充實人口便獲得更多可徵募的兵力。
這一做法固然提供了兵源上的便利，但數年之後，這一做法的弊端開始展現了出來：這些為數眾多鮮卑部族和羌人漢人雜居在一起，對中原政權並沒有很強的向心力，成為一顆不安的種子。
正因為考慮到這樣的問題，晉王朝才專門將西部鮮卑部落群聚較多的雍州的隴右五郡（隴西、南安、略陽、天水、武都）及涼州金城郡和梁州（蜀漢亡後將漢中、梓潼、巴西等郡分出劃為梁州）的陰平郡七個郡劃出，設置秦州專門進行管理。
為什麼要劃分秦州？其實還是和行政效率有關。
假如晉王朝準備今年打擊西部鮮卑的聚落，以他們的散佈範圍而論，這道命令要分別下給雍州刺史、涼州刺史和梁州刺史，再由州刺史協同邊境的都督共同發起行動，等三個州準備好，得到消息的鮮卑人早就有準備了。
要想推行招撫政策，也是這個道理，分散到三州的命令大大降低了政策的執行力。
所以乾脆新設一個秦州，專門解決隴西鮮卑的問題。
但秦州的設置也有著自己的問題，泰始四年，傅玄便敏銳發現了這一點：鮮卑的聚落東可以威脅安定，西可以虎視武威，這兩個郡都不歸秦州刺史管，一旦出事，隴西的這些鮮卑威脅到武威和安定，秦州刺史便鞭長莫及。
傅玄建議在高平川新設一個郡，招募邊民充實軍隊加以控制，並將武威和安定也劃入秦州方便管理。
司馬炎採納了這個意見，也就有了開頭的故事。
想法都很周全，問題在於所用非人。
擔任秦州刺史的是胡烈，出自西北邊境的名族安定胡氏的他，是曹魏名將胡遵的兒子，正因為他的家族在西北邊境大有名氣，且胡烈的名聲足以震懾胡人，大家都認為胡烈是最適合的人選。
但所有人，包括司馬炎在內都沒有考慮一個問題：如何對待這些鮮卑人？
軍人出身的胡烈自然不會想到所謂的“安撫”、“懷柔”政策，他所採取的手段只有高壓，他相信，暴力手段是讓胡人害怕的唯一辦法。
這讓民族矛盾愈加尖銳，不滿的情緒在秦州的鮮卑人和羌人中彌散，胡人的離心力也越來越強。
泰始六年，隴西大旱，餓殍遍野，這讓所有的不滿到達了頂峰。政治能力不足的胡烈尚沒有發現這一點，仍然沒有作出改變。
此時，在河西的另一支鮮卑——禿髮鮮卑的首領禿髮樹機能感受到了隴西胡人族群的不滿。
機會到來了——這是禿髮樹機能的第一想法。
他很快率領河西的鮮卑聚落向秦州推進，想利用秦州胡人的不滿趁機舉事。
無論是胡烈還是傅玄，所提防的都是隴西的鮮卑，並沒有對此時還不起眼的禿髮鮮卑引起注意，禿髮樹機能的行動打了胡烈一個措手不及。
不過，畢竟出自名將之家，胡烈的反應也很快。
此時，隴右的胡人尚未完全被煽動，只要行動夠快，事態還能得以控制。因此胡烈一方面率軍從冀城出發前去堵截禿髮樹機能，一方面向擔任雍涼都督的扶風王司馬亮求援。
在秦州和涼州交界的萬斛堆，胡烈和禿髮樹機能的軍隊遭遇，雙方展開了激戰。
而此時司馬亮派出的以將軍劉旂(qí)和騎督敬琰率領的援軍逡巡不前。
日落斜陽，敗兵遍野，寡不敵眾的胡烈就此戰死。禿髮樹機能轉頭又圍困了重鎮高平。
西北的大亂就此揭幕。
司馬炎也開始著手準備應對手段。
首先自然是問責。按律，臨陣不前的劉旂當斬，但司馬亮為自己的親信上表給司馬炎求情。
“劉旂不進軍是我自己指揮錯誤，不關他的事，請求不要處斬他。”
司馬炎氣得發抖:“高平城內的兵力加上劉旂的部隊也足以應對,就算不能馬上取勝,也應當深入急戰，結果高平反而被胡人圍困？胡烈求援，本來能贏的仗,劉旂坐視胡烈覆敗,所以朕才要處斬劉旂！”
但司馬炎很快冷靜了下來：司馬亮畢竟是司馬懿的四兒子，按輩分，自己還得叫一聲叔叔，司馬炎還是需要依靠宗室的力量來拱衛皇權的。想到這裡，司馬炎憤憤然下詔：“如果劉旂不應該背鍋，那就得有其他人背鍋！”
司馬亮至此被免去雍涼都督的職務。
問責完了，事情還得人去做。司馬炎採取的補救措施是讓尚書石鑑擔任安西將軍、秦州都督,與奮威護軍田章、安西軍司杜預共同討伐禿髮樹機能。等杜預到了長安,司馬炎立即任命他擔任秦州刺史，並讓汝陰王司馬駿為鎮西大將軍、新任雍涼都督,擔任長官坐鎮長安支援石鑑和杜預。同時，也採取懷柔手段，對隴西五郡遭受災害的百姓免去租賦，並且，生活無著落的人還可以向官府借糧渡過災年。
必須說，司馬炎的措施還是對症下藥的，在軍事方面和政治方面都有著手，如果能順利實行，對平息當地的矛盾還是有所助益的。
但他沒想到，石鑑和杜預本身早有矛盾，兩人之前就互相看不慣，這次出兵，兩人先內鬥了起來。
石鑑的方針是速戰，因而他命令杜預立即率軍出擊,而杜預認為此時對面兵鋒正盛,而晉軍孤軍深入,又人困馬乏,應該等到後續部隊到來，並囤積糧草,等第二年開春再尋找時機,以優勢兵力進討敵軍。杜預還振振有詞向石鑑提出了此時進軍的不利之處，總結了一個“五不可、四不須。”歸根結底一句話：菜雞不要瞎指揮！
石鑑大怒,找了個由頭,派御史把杜預抓了起來,裝進檻車交付廷尉。
你不打，我自己打！
然而一切都讓杜預言中，石鑑確實沒能解決禿髮樹機能。秦州的紛亂也沒能平息。石鑑和杜預也都因此被免職。
不但如此，局勢還愈發惡化。
泰始七年，新任涼州刺史牽弘也犯了和胡烈同樣的錯誤，激化了民族矛盾，涼州的胡人也趁機起事響應禿髮樹機能。
涼州的胡人和禿髮樹機能合作，圍攻牽弘，牽弘成為西北紛亂的第二個犧牲品。
邊境的烽火愈加猛烈，司馬炎不得不作出進一步的應對，他想起大司馬陳騫之前對他的勸告：“胡烈和牽弘都是勇而無謀之人，剛愎自用，不是安定邊境的人才。”
司馬炎以為陳騫只是因為和牽弘的私人矛盾才這麼說，並不以為意，還是讓牽弘擔任了涼州刺史。
伴隨著陳騫的一聲嘆息，現在預言果然成真。
司馬炎很想吃後悔藥，但畢竟他沒得吃，在綜合考慮之下，他的內心有了一個新的人選。
但，這個新的人選不僅僅是為了應對邊境的紛亂，也為了應對朝廷的紛亂。
此時的朝廷之上，明裡暗裡的紛爭，也和邊境的紛亂互相映襯。
朝局，究竟會向何而去呢？
[1]範燁. 後漢書
[2]房玄齡. 晉書
[3]司馬光. 資治通鑑
[4]王仲犖. 魏晉南北朝史
[5]祝總斌. 評晉武帝的民族政策——兼論匈奴劉猛、鮮卑樹機能反晉之性質
[6]周偉洲. 魏晉十六國時期鮮卑族向西北地區的遷徙及分佈
[7]周偉洲. 西北民族史研究
[8]白雪. 魏晉北朝河西走廊的民族結構與社會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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