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

——《後漢書·黨錮列傳》

與後世文氣壓過武氣不同，有漢一朝，民間尚武之風尤盛。漢朝承接戰國跟秦朝尚武的風氣，百姓好勇鬥狠，重義輕利，好任俠行事，從郭解到張儉，皆是任俠意氣的代名詞。

史料記載，張儉因為觸怒宦官，被官府通緝，四處流亡，朝廷下令有膽敢收留窩藏張儉的皆與張儉同罪，而張儉望門投止，也不管認不認識，看到有人家的地方就進去躲避，時人慕其名節，紛紛接納，雖然張儉最後倖免於難得以流亡塞外，但是收留過他的人家被處死者數以百計，宗族親眷被牽連者更是不計其數，甚至郡縣都因此變得殘破不堪。

從表面來看這件事是漢朝人重義輕利的代表，是漢朝任俠之氣風行的體現，但就如同《後漢書》將其歸到《黨錮列傳》一樣，這個事件的本質還是一個政治事件，是第二次黨錮之禍的開端，也是士族與宦官爭鬥的延伸。

“誅宦”的政治正確

張儉之所以被追捧，以致讓人們爭相破家相容，很重要的一點是因為誅宦是東漢士族孜孜以求的政治正確。

我們看張儉所做的事情，簡單總結一下就是當時的中常侍侯覽在家鄉強佔田屋以修私宅，張儉上書彈劾被侯覽扣住，因此惹惱了張儉，直接帶人把侯覽的壽冢和豪宅全部給扒了，並沒有什麼出彩之處。

當然對張儉其事也有不一樣的記載，《袁紀》中還指出了張儉殺了侯覽母親連帶家人賓客一百多人：

儉行部至平陵，逢覽母，儉按劍怒曰：‘何等女子幹督郵，此非賊邪！’使吏卒收覽母，殺之。追擒覽家屬、賓客，死者百餘人，皆殭屍道路，伐其園宅，井堙木刊，雞犬器物，悉無遺類。

但是主流史學界還是認為這一記載是虛構的（筆者本身認為根據以往士族對待宦官的態度，張儉應該是動了刀子的，但是侯覽母親的死應該與他沒關係），所以張儉本身就是做了一回強項令，但為何天下人不顧家破人亡，也要保他？

因為對張儉的態度某種程度上也就是對待士宦之爭的態度，而誅宦一直是東漢士族中的政治正確，從東漢建立之初就註定了這種風氣的存在，誰又敢騎牆，誰又敢做叛徒呢？

士宦不兩立從建國之初就決定了

東漢的光武帝雖然是劉氏復辟，是中興，但當時在許多人眼裡，劉氏就是天命已去了，而且其作為一個開創者，本宗室的力量及其單薄，雖然依賴了河北豪強取得了天下，但是我們從度田上可以看到其頗有些尾大不掉的樣子了，所以劉秀急需一個強大的嫡系班底來鞏固自己的政權，而這也就是之後在東漢政治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外戚與宦官的組合。

這兩支力量相互依靠又相互鉗制，是皇權駕馭外廷的重要工具，而士族當然不甘心被老實壓制，明明當初天下都是大家一起打的，總不能還是讓我當狗吧，所以士族的理想願望是玩虛君政治，而外戚跟宦官偏偏擋在皇帝前面，所以不管發生了什麼事，災害、造反、戰爭，甚至是有啥天人感應大家想到的第一件事都是先誅宦，再說別的，而因此它也就成了某種政治正確，甚至是許多人刷聲望的工具。

張儉事件是東漢第二次黨錮的導火索

往小了說張儉只是宦官對強項令的打擊報復，往大了說則是第二次黨錮之禍的開端。

當時侯覽派人給張儉安排的罪名可是結黨營私，而《黨錮列傳》中記載的被抓的可不僅僅是張儉一人。

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幹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鬱、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為“八顧”，朱楷、田槃、疏耽、薛敦、宋布、唐龍、嬴諮、宣褒為“八及”，刻石立墠，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

士族中這麼多優秀的青年子弟，都受到了黨錮的牽連。

要知道黨錮可不是說著玩的，士族為什麼能被稱為士族，士族又憑什麼可以鄙視豪強，不就是可以做官嘛？現在來個黨錮，終身不能出仕，一代還好，兩代三代那士族豈不又要衰落成豪強，因此黨錮一出，士族與宦官的戰鬥就算是進入白熱化階段了。

而這個時候，對張儉的態度就不是一個簡單的選擇題了。

包庇他，你就是堅定的誅宦派，大家都是好兄弟，就算事發了歷史也會記得你，你的家族跟子弟大家也會幫你照看，而你要是去揭發，那你就是大家的階級敵人，等著跟宦官們一起遺臭萬年吧。

雖然漢朝士人不會想的這樣功利，但是當時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就是如此。

例如張儉就曾經逃到孔融的兄長孔褒家，而孔褒當時不在還是少年的孔融替兄長做主收留了他，之後事情洩露，孔融與孔褒被拿，二人爭相攬罪，最後朝廷定了孔褒的罪，將其問斬，而孔融卻因而聞名，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齊名，州郡以禮策命，都不到。

黨錮之禍的本質是皇權與士族的爭鬥

雖說黨錮看起來是士族與宦官在斗的你死我活，但其背後真正角力的主角是皇權與士族。

東漢政治的本質是標準的天子與士族共天下，而宦官只是天子手中的政治工具，與士人的精兵強將相比，宦官團體處於絕對的劣勢，因此皇帝想平衡，自然只能對士人進行壓制，而這對士人集團自然是不公平的，因此我們看到這種“憑什麼的”思想讓士族對宦官的態度愈發激烈，甚至對宦官持著一種不論好壞，要全部誅殺的觀念。

建寧元年（公元168年）時，朱瑀偷看竇武的奏摺後大罵：“宦官中有違法亂紀的，當然要誅殺，但是我們這些人又有什麼罪過呢？竟然要一個也不放過。”

《範書·竇武傳》：（朱）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宮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

而且比起宦官還能遵守皇命，有所約束，越是士人動起手來反而越是肆無忌憚。

東海相黃浮將不法的中常侍徐璜之侄徐宣全家逮捕，在未得天子詔令的情況下將徐宣全家不分老幼的嚴刑拷打，最後還將徐宣棄市，可謂狠戾至極。

如此這般，不聽皇命就敢“法外殺人”，且抓一個逃犯而已竟然被所有士人破家相容，這又如何不讓皇帝恐懼，因此只能借宦官之手採取黨錮這般釜底抽薪的舉措了。

最後總結，黨錮政策其實不能說對，也不能說錯，只是皇帝出於維護皇權的目的而借宦官的手對士族進行的一次打壓而已，但這某種程度上也導致了士族的反撲，使士族對皇權愈發的缺少了敬畏，張儉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之後士族行事愈發激烈，先有閻樂勸進皇甫高，後有黨人八及之一的王芬聯絡陳球弟子華歆等人廢帝，再到最後汝南袁氏直接玩了把大的，坑了大將軍何進與宦官同歸於盡，而外戚宦官皆亡，皇權沒了依仗的力量，各路野心家就紛紛登場了，士族也開始了逐鹿天下的戲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