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中夏(1894—1933)，男，1920年參加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是共產主義小組的最早成員之一，曾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主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廣東省委書記。
▲上世紀二十年代初，在當時的北京政府做官的父親，給鄧中夏在農商部謀了一個待遇優厚的差事。鄧中夏回絕說：“我要為廣大民眾謀利益，絕不為個人自私自利，單獨發財。”
鄧中夏是中國共產黨創立時期的黨員之一，對黨早期的革命實踐和革命理論有重大貢獻。憑著對共產主義和黨組織的堅定信念，他順境不惰、逆境不餒，始終保持共產黨員的本色。
為信仰不留洋不做官
1917年鄧中夏從湖南高師畢業，考入北大國文系。一開始，他只是個一心讀書的“古文迷”。隨著新文化運動在北大的蓬勃興起，新舊文化和思潮展開了激烈交鋒，使得長期鑽故紙堆的鄧中夏很快覺醒過來，志趣發生了變化。
這個時期的鄧中夏，看了李大釗的文章，聽了李大釗的講演，深受觸動。他對李大釗非常崇敬，並開始瞭解、研究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
找到方向的鄧中夏是快樂的，甚至是忘我的。他在蔡元培、李大釗的倡導下，假期與同學一起接觸和了解工人生活；為“喚醒民眾”，籌備創辦《國民雜誌》，發起組織平民教育講演團；積極參與、領導五四愛國示威遊行；在李大釗領導下參與發起、組織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並加入了北京共產黨小組。在這個過程中，鄧中夏已逐步確立起了共產主義世界觀。
1921年秋，鄧中夏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他謝絕了胡適保送他出國留學的厚愛，決定留在國內搞社會改造。鄧中夏的父親當時在北京政府任職，為他在農商部謀了一個待遇優厚的差事，並替他接受了委任狀。鄧中夏得知後堅決要父親把委任狀退回，說：“現在政治腐敗，當官的對老百姓敲骨吸髓，你叫我去當這樣的官有什麼意思？……我要為廣大民眾謀利益，絕不為個人自私自利，單獨發財。”父子倆不歡而散，父親一氣之下不再給他出錢，但這絲毫沒有動搖他做一個無產階級職業革命家的決心。
逆境中不動搖不抱怨
根據工作需要，鄧中夏1927年起先後在江蘇、廣東和共產國際任職，回國不久又被派赴湘鄂西領導武裝鬥爭。其間，不管在哪裡，不管從事什麼工作，他都以高度責任感履行自己的職責和使命。
1931年，鄧中夏被王明調回上海做“檢查”，沒有分配任何工作，也不給任何經濟援助，連吃飯都成問題。在上海做情報工作的妻子李英回到鄧中夏身邊，陪伴他一起度過了這段艱苦的日子。兩人靠李英在工廠裡當學徒工的微薄工資維持生活，每月只有4元生活費。李英早出晚歸，鄧中夏主動承擔起瑣碎的家務。他並不因此喪失信念、情緒消沉，而是利用空餘時間刻苦鑽研馬列主義。
1932年年初，黨組織分配他到滬東區委宣傳部刻鋼板、印傳單、編小報。他認真負責，一絲不苟，小報辦得有聲有色。三八婦女節前夕，上海地下工會為發動工人遊行起草了一份宣言稿，派滬西區委做婦女工作的帥孟奇到滬東區委宣傳部找一位“很會寫文章”的同志幫助修改。帥孟奇見到這位同志時，不敢相信她找到的竟是著名的共產黨員鄧中夏。
入獄後受酷刑守信念
1933年5月15日晚，鄧中夏被捕。入獄後，國民黨幾次對他進行勸降。其中有人利用他在上海時的遭遇，企圖離間他和黨的關係。鄧中夏駁斥道：“我們共產黨人從不掩蓋自己的缺點和錯誤，因為我們有很高的自信力，敢於揭發一切缺點與錯誤，也能夠克服它。我們懂得錯誤與正確主張相比總是局部的，有限的。”
見鄧中夏接連以“貴賓”身份被國民黨請去，監獄地下黨支部通過難友詢問他的打算。他說：“問得好，應該問。一個革命者到這個時候，同志們是應該關心他的政治態度的。請你告訴大家，就是把鄧中夏的骨頭燒成灰，鄧中夏還是共產黨員。”憑著這樣的信念，他頂住了敵人的引誘勸降和嚴刑拷打。
監獄的難友們很敬佩鄧中夏，請他給大家上黨課。他給同志們講馬列主義，講共產黨員的理想和氣節，講工人運動。有一次，他剛受完刑回到牢房，歇息片刻，就堅持給同志們上黨課，接著講上次沒講完的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講著講著，牽動臉上的傷口，血止不住地流下來，他卻一邊擦血一邊講。聽課的難友們不禁落淚，更被他堅毅的精神所激勵。在寫給黨中央的最後一封信中，鄧中夏深情地說：“同志們，我快要到雨花臺去了，你們繼續努力奮鬥吧！最後的勝利終究是我們的！”
鄧中夏在莫斯科與妻子、兒子的合影
鄧中夏以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意識、堅定信念和鋼鐵意志，把一生無私地奉獻給了黨的革命事業和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留給後世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和紀念。
來源：《向榜樣學習》，北京市委組織部、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組織編寫，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北京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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