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杰
1947年5月1日，當選的自治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員在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大會上宣誓就職。
一
20世紀初的內蒙古高原，內憂外患，內蒙古各族民眾處在帝國主義、王公貴族、漢族地主的殘酷統治之下，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十分尖銳，民族問題十分突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揭開了內蒙古民族解放運動的序幕，中國共產黨始終是內蒙古革命的領導者，毛澤東是早期中國共產黨人中探索民族問題的傑出代表。
早在20世紀初，毛澤東在《湘江評論》雜誌中就使用了民族的概念，在《湘江評論》第2號《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使用了“中華民族”的詞語。1920年，毛澤東在致蔡和森的信中提出既要“在中國做事”，也要“在世界做事”，“如幫助俄國完成它的社會革命；幫助朝鮮獨立；幫助南洋獨立；幫助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自治自決，都是很要緊的”。
1923年，來自內蒙古地區的一大批蒙古族學生進入北京蒙藏學校。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委對蒙藏學校非常關注，派早期革命活動家鄧中夏、趙世炎等到北京蒙藏學校開展革命活動，深入宣傳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鄧中夏等革命活動家和蒙古族青年學生談個人的前途和國家民族的命運，討論蒙古族的解放和中國革命問題。這種接觸和交談，加深了北方黨組織對內蒙古地區實際情況的瞭解，加深了對蒙古民族問題的認識。黨組織通過談心、介紹進步書籍、吸收蒙古族青年聽講座等方法，傳播馬列主義真理，啟發青年們的覺悟。1924年下半年開始，蒙古族革命青年中的先進分子多松年、李裕智、佛鼎、烏蘭夫等人陸續轉為中共黨員，併成立了中共蒙藏學校支部。蒙古族中第一批共產主義者在中國革命興起的年代產生，對內蒙古革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北京蒙藏學校也成為內蒙古革命的搖籃。
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魔爪伸進華北，並進一步向內蒙古西部入侵，企圖滅亡整個內蒙古地區。12月20日，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發表了《對內蒙古人民宣言》。《宣言》莊嚴宣告：撤銷國民黨在內蒙古設置的所謂熱、察、綏三行省及其行政組織，將內蒙古之全域歸還內蒙古人民；內蒙古人民自己有權解決自己內部的一切問題，內蒙古人民有權組織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內蒙古範圍內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發展民主主義，享受平等權利。《宣言》特別強調：“蒙古民族素以驍勇善戰見稱於世，我們相信你們若一旦自覺地組織起來，進行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軍閥於內蒙古領域以外，則誰敢謂成吉思汗之子孫為可欺也。”
12月27日，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指出：“少數民族，特別是內蒙民族，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直接威脅之下，正在起來鬥爭。其前途，將和華北人民的鬥爭和紅軍在西北的活動，匯合起來。” 毛澤東的這一系列論斷，深刻地揭示了我國民族問題的實質，精闢地闡述了我國各民族的共同命運和少數民族的解放與全國革命的關係。
二
“七七”事變後，中華民族面臨著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國難當頭，各民族只有同仇敵愾，共同抗日，才能形成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強大力量。共同的命運，共同的敵人，共同的使命，使得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建立國內各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性。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報告全面闡述了團結抗日的民族工作的總方針和基本政策，總方針是：“團結中華各民族（漢、滿、蒙、回、藏、瑤、彝、番等）為統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圖存。”毛澤東在報告中還提出了民族工作的四項基本政策：“第一，允許蒙、回、藏、苗、瑤、彝、番各民族與漢族有平等權利，在共同對日原則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務之權，同時與漢族聯合建立統一的國家；第二，各少數民族與漢族雜居的地方，當地政府須設置由當地少數民族的人員組成的委員會，作為省縣政府的一部門，管理和他們有關事務，調節各族間的關係，在省縣政府委員中應有他們的位置；第三，尊重各少數民族的文化、宗教、習慣，不但不應強迫他們學漢文漢語，而且應贊助他們發展用各族自己語言文字的文化教育。”
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大《論聯合政府》中指出：“國民黨反人民集團否認中國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漢族以外的各少數民族稱為‘宗族’。他們對於各少數民族，完全繼承清朝政府和北洋軍閥政府的反動政策，壓迫剝削，無所不至。這是大漢族主義的錯誤的民族思想和錯誤的民族政策。”10月23日，中共中央向晉察冀發出《關於內蒙古工作的方針》的指示電，指出“在目前我黨控制熱、察，發展東北，取得華北優勢的方針下，內蒙古在戰略上具有極重要的地位。適當解決內蒙民族問題，不僅關係內蒙民族的解放，而且能夠建立我黨我軍鞏固的後方及和蘇、蒙取得直接聯繫的有力地位”。中央提出瞭解決內蒙古民族問題的基本方針：“在目前是實行區域自治。首先是從各旗開始，爭取時間，放手發動與組織蒙人的地方自治運動，建立自治政府”，“準備建立內蒙自治籌委會的組織，統一各盟旗自治運動的領導，黨內亦應有統一領導與政策”。
至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逐步形成了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以民族區域自治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
三
內蒙古地域遼闊，地跨東北、華北、西北，北面與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接壤，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戰勝利後，內蒙古迅即成為國共兩黨展開爭奪的重要戰場。同時，內蒙古地區在錯綜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影響下，興起了一場規模空前的蒙古民族運動。蒙古族各階層不同政治傾向的人們，在民族解放的口號下迅速集結起來，進行了以“內外蒙合併”“獨立”或“高度自治”為目的的民族運動。
1946年4月3日，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與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在承德召開了內蒙古自治運動統一會議，通過了《內蒙古自治運動統一會議主要決議》。其中明確提出，內蒙古自治運動的方針是平等自治，不是獨立自治，並且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才能實現。能達成這一共識，是烏蘭夫有針對性地做了東蒙主要代表人物工作的結果。
由於中國共產黨正確的民族政策的有力影響和黨耐心細緻的工作，蒙古族各階層很快團結在了黨的周圍，一些民族運動的組織者也放棄了不切實際的“獨立自治”的錯誤主張，加入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之中。在黨的領導下，內蒙古民眾掀起了波瀾壯闊的民族解放運動。
1947年5月1日，在解放戰爭的隆隆炮火聲中，內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毛澤東、朱德在祝賀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的賀電中滿懷深情地指出：“曾經飽受困難的內蒙古同胞在你們領導下，正在開始創造自由光明的新歷史。我們相信：蒙古民族將與漢族和國內其他民族親密團結，為著掃除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建設新蒙古與新中國而奮鬥。”
解放戰爭初期，在決定中國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關鍵時刻，我國第一個民族區域自治政府誕生了。這不僅有力地支援了東北解放戰爭，加速了蔣家王朝的覆滅進程，也標誌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立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獲得了巨大成功。
四
1949年3月，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綏遠方式”，促成了綏遠省國民黨軍“九一九”和平起義，為以後內蒙古東西部統一地域的形成創造了條件。早在1948年，毛澤東和黨中央為了實現統一的民族區域自治、恢復內蒙古的完整版圖，就決定將哲里木盟和昭烏達盟從遼北、熱河兩省劃歸內蒙古自治政府管轄。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期間，中央有關領導人專門討論了內蒙問題。毛澤東提出要為恢復內蒙古歷史地域積極創造條件，逐步實現內蒙古統一的民族區域自治。12月，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內蒙古自治政府改稱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烏蘭夫被任命為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
1950年9月，中央批准將察哈爾省所轄多倫、寶昌、化德三縣劃歸內蒙古自治區；1952年9月撤銷了察哈爾省建制。1952年6月，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遷到歸綏市。經過大量細緻的工作，於1954年3月將綏遠劃歸內蒙古自治區，撤銷綏遠省建制。1955年7月，又撤銷熱河省建制，將原屬熱河省的翁牛特、喀喇沁、烏丹、赤峰、寧城、敖漢等6個旗縣劃歸內蒙古自治區。1956年4月，國務院決定將甘肅省巴彥浩特蒙古族自治州和額濟納蒙古族自治旗劃歸內蒙古自治區。至此，全部撤銷了國民黨政府於1928年在內蒙古設置的熱、察、綏三個行省，實現了內蒙古統一的民族區域自治。
1954年2月28日《人民日報》曾為蒙綏合併發表了題為《中國歷史上解決民族問題的重大措施》的社論，讚揚“這是中國歷史上以民族平等、團結互助的精神解決民族問題的重大措施，是內蒙古自治區，也是全國各民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在國家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進一步解決民族問題，推進國家建設事業的正確的、必要的措施，是隻有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人民民主的中國才可能出現的偉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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