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相信對於這句話，很多朋友早已司空見慣。
這句原本出自於清初著名戲曲作家——孔尚任所著戲曲劇本《桃花扇》中的名言，在如今的互聯網上已被引用了無數次。
孔尚任
相比較曾經的隱喻不同，這句名言在現代的解讀，卻隨著各類重磅新聞，被廣大網民賦予了新的含義。
通常用來特指那些一波三折的衰敗事件，所謂看熱鬧不嫌事兒大，很多網民朋友都會在某些熱點新聞下， 用這句話表達自身喜聞樂見的態度。
而這些衰敗事件，也非常具有代表性與相似的規律。
比如富商負債累累，耗費半生構建的商業帝國，於一夜之間轟然崩塌。
再如明星被曝負面新聞，多年苦心經營的美好人設，在洶湧的輿論浪潮中驟然破碎。
於是大批吃瓜群眾們，都會用這句名言，來形容這種從輝煌到衰敗的過程。
但歷史絕非偶然，歷史的跨度越長，出現相同事件的概率也就越大，所以在我國無比悠久的歷史上，曾出現無數次 “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的重大事件。
其中有政治，軍事，經濟等多方面，但前兩者太為敏感，咱們只聊後者，聊一聊古代那些在商業中風生水起的富豪大鱷，看看他們又經歷了怎樣的發跡，最終又是因何“樓塌了”？
唐朝的大富豪很多，非常多，更不乏富可敵國的經濟巨鱷。
這些人物在經濟上的作為，不僅左右一方命脈，甚至還能影響到國家經濟的發展。
先說一位極具代表性的人物：
裴明禮
在《太平廣記》中，富商裴明禮的發跡十分具有戲劇性。
他起初只是一個“收棄物之人”，說白了，就是收廢品，這活兒十分勞累不說，關鍵掙的還少。
但是裴明禮這傢伙頭腦極其活算，又善於經營，硬是把“收廢品”如此收入微薄的營生，做成了“以資百萬”的大買賣！
後來他手頭有了些資本，又相中了長安城金光門外的一片不毛之地。
很多人都說這塊地荒廢已久，價格極低卻沒人願意接盤，而且地上全是垃圾，你要買了這塊地，那不管幹啥肯定都賠錢。
但裴明禮卻堅持認為，金光門外這塊荒地，是塊難得的寶地。
於是在眾人的不看好中，他先是找人將地上的垃圾清理乾淨，又豎起一根杆子，杆子上再掛個筐，然後讓來往的路人往筐裡扔球，誰能扔進，就當場給予現金獎勵。
相信看到這，大家就明白了。
這不就是“套圈”嗎？！
沒錯，這裴明禮正是“套圈”的祖師爺，而且早在當時，他就用各種小伎倆，使套圈的顧客們“十百僅一二中”，說白了，哪怕你投成百上千個圈，也就能中一兩個，可是每套一個就得花錢，而長安城金光門那地方是交通要道，平日裡行人絡繹，車馬不絕，根本不愁客流量，於是乎裴明禮在短時間內獲利頗巨。
再後來，這裴明禮的事蹟傳到了太宗的耳朵裡，李世民聽說以後，驚歎此人是個商業奇才，於是得到了他的賞識，竟慢慢從一介富商，成為了朝中命官，最終甚至高升至太常侍。
（注：太常侍，掌禮樂最高行政機關，與六部尚書平級，相當於如今的部長級要員。）
《太平廣記·裴明禮》：唐·裴明禮，河東人。善於理生，收人間所棄物，積而鬻之，以此家產鉅萬。又於金光門外，市不毛地。多瓦礫，非善價者。乃於地際豎標，懸以筐，中者輒酬以錢，十百僅一二中……累遷太常卿。
再說一個更具代表性的唐朝大商人：
任令方。
如果說裴明禮是太宗朝首屈一指的富豪，那麼任令方就是玄宗朝的頂級首富。
為啥呢？
因為玄宗抄他家的時候，竟從他的銀庫中搜刮出“
六十萬貫”錢！而開元時期大唐朝廷一年最多鑄錢才“三十二萬貫”，可想而知任令方一個人的現金，就相當於全國兩年的貨幣發行總量。
《新唐書·食貨志四》：（開元）二十六年天下歲鑄三十二萬七千。
這可真是實打實的富可敵國。
換言之，僅論現金，他比唐玄宗還多。。。
那麼這位任令方又是靠啥富起來的呢？
答案正是高利貸。
在開元年間，由於朝廷放寬民間借貸行業的監管，致使高利貸行業的發展勢頭尤為洶猛。
由此造就出一大批身價不菲的富豪。
任令方便在其中，而他更是這個行業的龍頭老大，所以這也能解釋為何他手中掌握如此巨大的現金流。
因為收高利貸這門營生，在當時肯定都是現金結付，不像現在有互聯網，可以直接轉賬。
而通過我上文所說他掌握的現金之多，也能看出他的高利貸生意有多大。
類似的富商還有郭行先，楊崇義等人，個個都是頂級富豪，自身擁有的財產甚至比肩王公，都是在整座長安城裡能橫著走的角色。
尤其是楊崇義，依靠父輩積累的資源和基礎，特別喜歡交際名人大儒，與他相識的大人物，沒有五百也得上千，而他正是靠著四通八達的人脈關係網瘋狂斂財，就連朝中的一些大官要員，也是出於他的門下，可見他的人脈與資源之雄厚。
《開元天寶遺事》：各以延納四方多士，競於供送，朝之名僚，往往出於門下。每科場文士集於數家，時人目之為豪友。
隨著楊崇義與任令方等人的財富不斷累升，唐朝的社會價值觀也在發生變化，這些人能夠坐擁千萬家產，廣交四方豪傑與朝中要員，也象徵著在開元年間商人地位的大幅提高。
因為在古代中國，尤其是唐朝以前的社會中，商人的地位十分低賤，這種低賤並不是與普通黎民相比，而是和貴族乃至皇室相比，商人在某些重大事務或場合中，話語權十分微弱。
說白了，哪怕你再有錢，真正的貴族還是看不上你，在他們眼中，富商也不過是有錢的賤民，僅此而已。
這是古代很長一段時間內的常態，但在唐朝以後，這種意識形態發生了非常巨大的轉變。
商人通過個人奮鬥與努力，不僅能結識真正的權貴，得到他們的賞識，甚至還能影響地方經濟與國家經濟的形式。
但所謂樹大招風。
這條道理，放之古今皆準。
任令方就是一個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前文咱們所說的事蹟，正應了“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
而接下來咱們要說的，就是“眼看他樓塌了”，以任令方為例，看看這些唐朝時的頂級富豪，最終是如何“樓塌了”？
雖然任令方如何得罪了大唐朝廷，導致最終被沒收家產，史書上並未寫明具體原因，但我們可以通過分析唐朝時的商人與朝廷關係，來看看隱於萬貫家財背後的本質。
在唐朝，商人的社會地位提升，其實是朝廷默許，或者說是官方有意為之。
如玄宗時期的另一位頂級富商王元寶，經常受到唐玄宗的召見，與其一同參加宴會，可謂玄宗的座上賓。
而通過這些長安城風雲一時的富豪，我們也能看出他們與官方之間的關係，可以用“相當融洽”來形容。
二者之間的本質關係，實際上始終遵循著互惠互利的原則。
即，你給我帶來好處，那我也讓你吃的肥。
大家彼此尊重，互相幫助，就能實現雙贏。
可若是你不給我面子，那就得好好掰扯掰扯了。
形成這種朝廷需要富商，富商依附朝廷的關係，原因很多，但總結起來無外乎兩點：
第一，大唐朝廷在某些財政問題上，需要得到富商的幫助與支持。
如唐高宗時，富商彭志筠“上表請以家絹布二萬段助軍”，再比如後來的富商梁金柱，於關中發生旱災時，主動掏出三千貫錢，用以救濟災民，這兩件事都集中發生在高宗朝，第一件，彭志筠相當於為中央軍務出錢出力，第二件，是惠及於民，救助百姓，平息地方因災情而引發的混亂。
兩件事不論如何看，都是幫助大唐朝廷穩定了地方秩序，支持了國家的經濟建設與發展。
所以在某些根本問題上，這些富商幫助了大唐朝廷，或者說的再偉大些，幫助了國家渡過難關，那麼國家自然也不會忘了他們。
而朝廷給予了何種反饋呢？
兩個字：
政策
說白了，借錢好借，批文好批。
所以正是由於這些富商在關鍵時刻的主動積極，讓大唐朝廷看到了他們在關鍵問題上能夠助一臂之力，就會有心培養其不斷坐大，最終成為富甲一方，甚至富可敵國的頂級富豪。
這就是一種雙贏的關係。
大唐朝廷依靠這些富商，可以解決一部分財政問題，同時還能發展地方經濟，穩定地方秩序，自然是各方面都會亮綠燈。
二者之間存在著互惠互利的原則，這也是為何唐朝時商人地位逐漸提升的關鍵原因。
第二，大唐朝廷通過有意或無意的培養頂級富豪，可以有效的增加稅收。
自古以來，向工商課稅始終是一項豐厚的收入。
尤其是向富甲一方的大富豪。
因為古代的帝王權力之大，任何在龍椅之下，有所抱負的人，都必須依附皇權這棵大樹，才會儘可能的實現人生價值。
而大唐朝廷用寬鬆的經濟政策與環境，所培養出的頂級富豪，自然最終還是要薅他們的羊毛。
如安史之亂以後，唐肅宗通過各項經濟政策放寬，培養了許多的大小財團，在這些財團富商成一定規模以後，又在稅收上採取政策收緊的措施，通過抬高稅收，為中央財政帶來源源不斷的豐厚收入。
具體的措施為：
一，以“借錢”的名義，向富商征斂經費，如修築城牆，擴充軍隊，彌補財政虧空。
肅宗朝，剛剛經歷了安史之亂，戰事頻發的情況下，可謂一次軍費大出血，導致府庫一空，就連各地軍隊，也出現了軍餉不足的情況，於是為了彌補財政上的漏洞，唐肅宗派遣御史康雲閒，去往富庶的江淮等地，向富豪商賈們“借錢”。
《通典·卷十一·食貨志·雜稅》：自天寶末年，盜賊奔突，克復之後，府庫一空。又所在屯師，用度不足，於是遣御史康雲閒出江淮，陶銳往蜀漢，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資，所有財貨畜產，或五分納一，謂之率貸，所收鉅萬計。
包括後來的德宗朝，亦是如此。
建中二年，河北節度使多方對抗朝廷敕令，挑明造反。
為了平息叛亂，唐德宗李適準備出兵，但這時候國家拿不出巨大的軍費，於是下面的大臣就想辦法，御史大夫盧杞估摸著算了一下，這場仗如果順利的話，要打半年，但半年內需要軍費至少五百萬貫。
盧杞
《舊唐書·盧杞傳》：月費一百餘萬貫，京師帑廩不支數月，且得五百萬貫，可支半歲，則用兵濟矣。
可是當時的國庫根本拿不出這麼多錢，唐德宗對此也心知肚明，於是平亂一事陷入困境。
但總不能放任亂軍橫行，不然國家就完了，於是盧杞就想了個辦法，讓太常博士韋都賓上奏，稱：
以為泉貨所聚，在於富商，錢出萬貫者，留萬貫為業，有餘，官藉以給軍，冀得五百萬貫。
《舊唐書·盧杞傳》：（盧杞）杞乃與其黨太常博士韋都賓等謀行括率，以為泉貨所聚，在於富商，錢出萬貫者，留萬貫為業，有餘，官藉以給軍，冀得五百萬貫。上許之，約以罷兵後以公錢還。
一句話概括，韋都賓在盧杞的授意下，獻策德宗：
天下最有錢的，還是富商，讓那些家產過萬貫的富商，留下一萬貫為家底，其餘的，全部借給朝廷以作軍費，很快就能湊到五百萬貫，這樣一來，朝廷不就有錢平反了嗎？
德宗一聽，嗯，有道理，於是立馬准許，並說等平反成功後，再把錢還給這些富商。
於是馬上安排官員，到各行各業的富商家裡，挨家挨戶的去“借錢”。
但最後很黑色幽默，就算京兆少尹韋禎與長安尉薛萃，倆人用盡各種辦法，甭管威逼還是利誘，還是拿著國家的信譽背書，說這錢國家借了肯定還你，但最後還是隻“借”來了八十萬貫，與預算的五百萬貫仍有很大距離，後來因為鬧得很多富商被逼自殺，民怨沸騰，唐德宗不得不叫停這次“借錢”行動。
唐德宗·李適
然而不論借沒借到，此次“官方向富商借錢”的行為，其本質就是大唐朝廷與富商之間存在特殊利益關係最直接的體現，畢竟在唐德宗看來，從大唐國內富起來的富商，關鍵時刻是要挺身而出的， 即使你不想，但大難當前，皇帝只要一句話，也由不得你。
畢竟你靠著國家大好的經濟環境，賺了這麼多年錢，現在也是該回報的時候了。
二，對過境或境內的商人課以各類雜稅。
這種辦法幾乎是歷朝歷代的一貫操作。
國庫沒錢了，就適當提高工商業的稅收，或增加收稅的項目，以此來彌補國庫空虛的問題。
說白了，就是向富人徵稅，且是各類雜稅。
如肅宗朝施行的“鹽鐵專營稅”，創立就場徵稅的專賣制度，在產鹽地設置鹽官，負責收買鹽戶所煮之鹽，這一過程中，便會收取一定的鹽稅，而商人通過鹽場轉運鹽產，也要支付一定的稅額。
再比如關稅，肅宗朝時向商人增收關稅，以所運貨物為標準，徵收過往商人的貨運稅，為每千錢稅二十，同理，你運的貨越多，價值越高，要交的稅也就越高。
這個問題，實際上也沒什麼好談的，因為羊毛出在羊身上，等到羊毛長得茂盛，而主人吃不上飯的時候，也該薅一薅才能有銀子過冬，不然大家就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了。
總結來說，在唐朝，商人與官府之間的關係非常微妙。
國家在繁榮時期，通過培養大型富豪，扶植行業標杆，增加國內資本與發展經濟，同時也拉動生產，增加就業，本質上是讓你幫國家掙錢，回頭國家有錢了，再大力發展民生，增強軍防，更進一步提升國力，為更多的人提供良好的經濟環境與生活環境，再進一步形成不斷髮展的良性循環。
對於雙方來說，這不管怎麼看都是互惠互利的大好事。
而在困難時期，或者說是有需要的時期，國家則需要這些享受了國家政策的富商們挺身而出，該捐錢捐錢，該幫助幫助，該提供什麼支持，就提供什麼支持。
這是一種你說強加也好，還是歷史進程賦予的也罷，都是屬於一種社會責任。
尤其在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更講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古代，個人的財富得以巨大提升，本身就是和國家，民族，以及千千萬萬的大眾緊密相連。
所以做人千萬不能忘本。
站在古代當權者的角度來看，畢竟你是得了國家的福利，才能不斷牟取厚利，最終卻反過來跟國家對著幹，那不就只能在不可阻擋的大勢面前靜等樓塌麼？
所以我個人認為，大唐不計其數的富商，實際上和大唐朝廷之間，共同維繫著社會經濟的良性發展，任何一方如果出現混亂或意外情況，都會導致另一方的不穩定。
而在這一過程中，伴隨著歷史進程的重大改變，以及社會環境的急劇變化，大唐商人的地位也從明顯提高，轉變成每況愈下，經歷了一波三折以後，也鮮有哪個朝代還能重現當年大唐商人的輝煌。
雖然不可否認往後的時代還有鉅富誕生，但與唐朝時開放寬鬆的環境相比，彼時的商人地位之高，就拿能成為玄宗座上賓這一點來說，也是後來的富商所不能及的。
但不管時代怎麼變，有一條千古定律始終未變。
那就是：
甭管歷朝歷代，但凡某種事業做到最高，如果不按照常理出牌，想玩點兒么蛾子。
那廣大的人民群眾就很樂於說出開頭的話：
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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