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編撰與專精研究呂著中國通史當年發行量很大，在學界中有著廣泛深遠的影響。如1923年初版的《伯話本國史》據嚴耕望講,這部書“內容頗富,而且著眼於社會的變遷,也有很多推翻傳統的意見,這在當時是非常新穎的”，是他曾經認真閱讀並深受啟發的第一部通史著作,到1930年代中期時閱讀的人仍然非常多。嚴耕望非常推崇呂思勉的史學成就,把他與陳寅恪、陳垣、錢穆並稱近代史學四大家,但若論在民國學術界的聲光，呂思勉卻不及其他三位。他分析所以出現這種狀況，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即是近代史學風尚“重視仄而專的深入研究與提出新問題，發揮新意見”,而呂思勉治學風格“屬於博贍一途,故不免為一般人所低估”。
作為精研中古政治制度與歷史地理的專家,嚴耕望的這一番對呂氏學術地位“為一般人所低估”原因的評析，就涉及了近代史學界關於通與專、著史與考史的問題.在民國史學界“考據派” （或“史料派”）長期佔據著主流地位。美國學者鄧嗣禹觀察到，中國史學界有一派學者“致力於微觀專題研究,如一人的死期，地的勘定，-一個術語或專有名詞的解釋,似乎論文題目越專越好。撰寫論文時,作者經常花費很大氣力去搜集資料,繞許多複雜的彎路去明一個細小的問題“。當年齊思和即認為，史學界--人包辦全史的時代已成為過去,近代以來的史學建立在專精研究之上“無數的專題論文,在學術雜誌中發表成了我們現代史學的基礎“。
關於這方面的討論,其中最引人矚目而又持續引發爭議的,則是傅斯年的觀點。他直接宣稱“歷史 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 -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在他看來,編撰通史的做法不符合近代科學史學的準則，“我們反對疏通,我們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瞭”。
儘管民國史學風尚整體而言偏重仄專研究,但通史的編撰無論是出於教學和研究的需要,還是社會一般的期許,其價值畢竟是不容抹煞的。所以,自新史學興起以來，運用新觀念.新方法編撰適合時代需要的中國通史,始終得到了一大批學者的重視和倡導。如章太炎早在1900年就擬成《仲國通史略例》,提出建設新史的方案:何炳松於1928年編譯《通史新義》一書，倡導運用西方最新的方法編撰通史;等等。而在近代史學界中,號召編撰新史最積極和影響最大的學者,無疑當推梁啟超。1901年他寫成的仲國史敘論》一文,即是他當時計劃中通史的“敘論”部分。
此後直到1920年代,梁啟超猶認為“新史之作，可謂我學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對當時史學界已經顯現的忽視通史的傾向,他甚為不滿,稱“一般作小的考證和鉤沉、輯佚、考古,就是避難趨易，想僥倖成名，我認為是病的形態。真想治中國史,應該大刀闊斧,跟著從前大史學家的作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個的歷史來，才可使中國史學有光明，發展的希望。”此時他仍然在籌劃“創造--新史”,並把已撰成的仲國曆史法列為該書卷暨“治史所持之器”。
對於梁啟超等大力倡行研撰通史的做法,齊思和曾經評論:“梁氏不明通俗著述與研究著述之別，而號召天下研究整個的通史，結果他自己用了這‘治史所持之器’，並無成績，而他人用這方法來治史也不會有成績的。”梁啟超最後並未能如願地完成一部中國通史,其間原因種種,大約不止一端，但判定其“並無成績，而他人用這方法來治史也不會有成績的“ ,則恐怕還是有些言過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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