貳臣趙孟頫的官場夢歷史頭條網

宋太祖趙匡胤之死是個疑案。

野史有太祖為其弟趙光義謀害之說，一則宋人筆記也記載，太祖死後，皇后本來要召見進宮的是四子趙德芳，但最後來的卻是趙光義。
趙光義繼位為宋太宗後，趙德芳就被打發到遠離京城的浙江吳興(今湖州)，去做他的秦王了。趙德芳的子孫在太湖邊上一住就是300餘年，南宋理宗寶祐二年(1254年)，趙家誕生了一個男童。這個男童，就是後來在中國文化史上刻下深深印記，人稱“詩書畫三絕"的趙孟頫。

雖是名義上的天潢貴胄，但趙孟類並沒有受到多少命運女神的眷顧。首先，龍脈傳了這麼多代，血緣已疏，他父親也只能做一個小官;其次，他並非父親的正妻所生，在大家庭中必然多受排斥;最後也是最要命的，在他11歲的時候，父親便撒手西去。

苦難最能磨礪人。父親的早死催生了趙孟頫的早熟，使其比一般貴族子弟更早體驗了人生的苦境。史書上說，趙孟頫的父親去世時，他的生母丘夫人曾對兒子說過這樣一番話:“汝幼孤，不能自強於學問，終無以成人，吾世則亦已矣。”話音剛落，泣下沾襟，從此趙孟頫“由是刻厲，晝夜不休”。事實正是這樣，在慈母的嚴厲督促下，天資上乘的趙孟頫精研學業和藝事，青年時代，即和同鄉七名才士被人稱為“吳興八俊”，聲名遠播。

所謂“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身外浮名可以給人帶來光環，也可能招惹麻煩。趙孟頫糾結一生的心靈衝突，與其不凡家世和特異才華緊密相連。
皇孫的招牌當然榮耀極了,但也要看在什麼時候。不能不說，在這點上，趙孟頫生不逢時。他出生之際，偏安於江南的南宋王朝即在風雨飄搖之中。德祐二年(1276年)，趙孟頫22歲，南宋王朝大勢已去。在拱衛都城杭州的襄陽城陷落之後，蒙古大軍馬不停蹄進逼杭州，南宋朝廷的一紙降表標誌著一個朝代被埋葬了。

改朝換代後，原在南宋當小官的趙孟頫回到家鄉。幹什麼呢?史書上只說他“閒居里中”，語焉不詳，但以理度之，無非是依靠一點老本過活，又以詩酒書畫遣興罷了，生活雖稍窘困，倒也清閒。
後來，一代雄主忽必烈打破了他的這種清閒。蒙古以馬上得天下，本不太重視文化，但為了安撫人心，也需要相應調整。江南人才濟濟，起用南方人才為我所用，便成為忽必烈消除不穩定隱患的重要措施。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原為宋臣、降元后官居御史的程鉅夫奉忽必烈之詔搜訪“江南好秀才”，共網羅了21名才俊，以趙孟頫居首。因趙孟頫身份不同凡響，次年入都的程鉅夫又單獨帶其覲見了忽必烈。

忽必烈為趙孟頫的風度和文采所折服，不久即授其奉訓大夫、兵部郎中一職，從五品。須知，元朝對南宋遺民是有歧視的，稱之為“南人”，是最下等人，現在“南人”趙孟頫一下就官至五品，顯然有優待之意。
大宋皇孫趙孟頫從此成為蒙元王朝之臣，在以食周粟為恥已經成為一種道德符號的語境中，這未免讓人側目。

趙孟頫為什麼仕元?是主動還是被動?

有人說趙孟頫的選擇實出無奈，論據有二：

其一，在程鉅夫之前，趙孟頫已碰上過次徵召，他拒絕了，本次徵召，他又入山躲避;其二，這次趙孟頫如果不給元王朝面子，將有不測之禍。

根據史料，以上說法都經不起推敲。其實，趙孟頫並未強烈拒絕仕元，在忽必烈剛剛統一中國時，趙的母親丘夫人就對他說:“聖朝必收江南才士而用之。汝非多讀書,何以異以常人。”可見在趙母心中，“多讀書”“異以常人”的目的正是為了出仕新朝。而在此之前，在宋亡後第二年，趙孟頫父親的墳墓被盜，趙家不得不遷其墓。在古代，這是對整個家族的羞辱。也許趙孟頫由此意識到，必須託庇於新朝，才能確保自己家族在社會中的地位。

說趙孟頫不出仕後果嚴重，甚至有生命危險，也是站不住腳的。元朝政府此次徵聘並未採取極端手段，有些人受薦後沒有出山，還有一些人到了大都後，由於各種原因，要求回家，最後也得到了允許，著名學者吳澄就是例證，他和趙孟頫同時被舉薦,但到大都不久即請求放歸，最終如願以償。

然而，說趙孟頫並非被逼出仕元朝，並不代表他在作出這一抉擇時一定心安理得。畢竟他的大宋皇孫的身份是無法抹去的，畢竟他是深受傳統儒家道德洗禮的知識分子。於是,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個趙孟頫，一方面，他對忽必烈和舉薦自己的程鉅夫感恩戴德,他寫詩歌頌忽必烈:

“秦漢縱強多霸略,晉唐雖美乏雄圖。經天緯地規模遠,代代神孫仰聖謨。”

在程鉅夫面前，他以門生自居，並稱其為“一代偉人”，事實上，程鉅夫僅大他五歲，學術功業更不能和他相提並論;另一方面,在趙孟頻的筆下，他對自己的出仕又流露出了深深的追悔與自責。

當和他一同從鄉里赴京的吳澄棄官歸去時,他以一篇《送吳幻南還序》表白心跡:“吳君幡然有歸志...吳君之心，餘之心也。”

此時趙孟頻入京僅一年。次年,他寫了《罪出》一詩，詩曰:

“在山為遠志,出山為小草。古語已云然，見事苦不早。平生獨往願，丘壑寄懷抱。圖書時自娛,野性期自保。誰令墮塵網,宛轉受纏繞!昔為水上鷗,今如籠中鳥。哀鳴誰復顧?毛羽日摧槁。向非親友贈,蔬食常不飽....”

詩中，他不僅以兩味中藥“遠志”和“小草”為喻，自嘲一出山輒為“小草”，更把出仕後之生活比喻為“毛羽日摧槁”的籠中之鳥。入京的第四年，他又自嘆“誤落塵網中，四度京華春”，晚年更有“從今放浪形骸外，何處人間有悔尤”的沉痛詩句。.

怎樣看待趙孟頫的這種追悔與自責?是否純出於作秀?在我看來,一度為榮登新朝沾沾自喜的趙孟頫是真實的，吃上了新朝的俸祿,內心又激烈掙扎的趙孟頫,也同樣是真實的。這兩方面合在一起,才是一個完整的趙孟頫。

忽必烈定鼎中原後，南方知識分子分化成了三種類型：

第一種人對故宋忠心耿耿,堅決反對入仕異族政權,最出名的是詩人鄭思肖和畫家錢選，他們一生留在南方,隱居不出;

第二種人的態度相對和緩,他們曾在元政府中任職，但目睹官場的黑暗,即辭官歸隱,如著名畫家黃公望和王冕;

第三種人在元政府中官運亨通,但為數甚少。趙孟頫屬於第三種人,他“被遇五朝,官居一品”，是第三種知識分子中官當得最大、最負名望的一個。

但趙孟頫的宦途絕非一帆風順。官場本多傾軋,更何況其身份如此特殊?

趙孟頫在官場，上的第一個現實威脅來自權相桑哥。當時元朝的貨幣制度在地方上推行不力,桑哥差遣趙孟頫到江南督辦，要求誰做事不力就打誰的板子，但趙孟頫“遍歷諸郡,未嘗答一人”。士大夫感激趙孟頫保全了自己的體面，而桑哥對此極為不滿。桑哥平時對下屬官員大施淫威，鍾初鳴即坐在自己官衙裡辦公，官員後至者一律打板子。

一次趙孟頫偶然遲到,眼看也要受到這種處罰，他向右丞相葉李投訴，葉李大怒,對桑哥說:“古人之所以刑不上大夫,就是為了讓讀書人知廉恥明節義，你要打官員板子就等於侮辱朝廷。”

桑哥感到理虧,向趙孟頫道歉。與權相的兩次衝突,趙孟頫雖未落下風，但這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心理上的陰影始終存在。所幸不久,桑哥得罪了忽必烈，被誅除。趙孟頫意識到了官場的險惡,“力請外補”，即申請到地方上任職,以求脫離京城這個是非之地。至元二十九年正月,趙孟頫被派到山東做官,官階為從四品。

從至元二一十四年他從江南進京，被授從五品官職，到至元二十九年升為從四品，官升一品就花了整整五年時間。從中可以看出忽必烈對他的真實態度。雖然這位雄主賞識其風度和才華，但並未準備讓他在政治上一展身手。

至大四年(1311年),元仁宗即位，趙孟頫突然官符如火,僅用了六年時間，便從一個從四品官員升遷為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成為從一品的大員。其升遷之速,即使在蒙古和色目官員中也不多見。據學者考證,在元末農民戰爭爆發以前，南人官至一品且姓名可考者只有兩人,一為程鉅夫,另一個就是趙孟頫。

趙孟頫的好運全拜元仁宗所賜。仁宗與元朝諸帝不同,他早年受過儒家教育,而且在中原長大，對於漢族傳統文化興趣甚濃，正是在仁宗治下，一直議而未決的科舉制度得以恢復,給許多沉淪底層的江南文士帶來了機遇。作為江南文士的代表,詩書畫卓絕的趙孟頫,受到仁宗青睞也就順理成章了。

史載,仁宗特別優禮趙孟頫,只稱其字子昂,而不直呼其名孟頫，仁宗曾對身邊侍臣說:“文學之士,世所難得,如唐李太白、宋蘇子瞻,姓名彰彰然,常在人耳目。今朕有趙子昂,與古人何異!”仁宗對左右說趙孟頫有七大優點為常人所不及:帝王苗裔,一也;風采秀異,二也;博學多聞,三也;操履純正，四也;文詞高古，五也;書畫絕倫,六也;旁通佛老之旨,造詣玄微,七也。趙孟頫晚年多日不到宮中,仁宗詢問，左右回答:“子昂年老,畏寒不出。”仁宗即賜御府貂鼠翻披,表示慰問。

可以認為,在仁宗朝,趙孟頻確實聖眷甚隆。但必須注意,仁宗不斷給趙孟頫加官晉爵,卻並未授其實權,沒有讓其參與重大政務。這就是說，即使是元仁宗，也只是把他當作文學侍從之臣，用其“博雅淵深之學”來“藻飾太平之美”。說到底，“被遇五朝，官居一品,名滿天下”的趙孟頫,仍然不過是最高統治者的一個工具罷了。

受到仁宗的賞識和提拔,趙孟頫當然是感恩戴德的，“帝德光昭四表”，“聖主福如天大”，就是他為仁宗唱的讚歌。但這並不等於說,他對自己的真實地位和作用就沒有比較清醒的認知。就在他升為從一品的這一年，他寫了一首著名的詩,題目就是《自警》,詩曰:

齒豁頭童六十三，一生事事總堪慚。

唯餘筆硯情猶在，留與人間作笑談。

榮登一品, 但他卻說“一生事事總堪慚”，這種不為繁花似錦的表面現象所迷惑的冷靜殊為難得。“唯餘筆硯情猶在”一語,則表示他已經認識到了，自己不太可能在政治上有什麼創穫,只有筆硯才是自己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所。

不能不說，趙孟頫對自己的定位是準確的，也一直在朝這個方向努力。他雖然享受著“朝端之富貴”，但一直嚮往著“林下之風流”,他深知,只有江南,只有在藝術領域,他才可能恢復心靈的自由。在他的詩中,作為故鄉的江南吳興，已經成為一個代表心靈自由的意象:

多病相如已倦遊，思歸張翰況逢秋。

鱸魚蓴菜供無恙，鴻雁稻糧非所求。

空有丹心依魏闕，又攜十口過齊州。

閒身卻羨沙頭鷺，飛去飛來百自由。

這些詩詞,無一不是他對心靈自由的呼喚。

趙孟頫在仕途中奔走，家人也付出了沉重代價。他的長子在其赴京上任不久，受寒而死，幼女也是因為跟著他在各地奔波,身體虛弱而死。子女的天亡給了他沉重的打擊,他在書信中哀嘆:

幼女天亡，哀懷傷切，情無有己，老婦鍾愛此女,一旦哭之,哀號度日,所不忍聞。

因此趙孟頫雖在官場屢獲升遷,但退隱之念卻越來越強。當延祐五年(1318年)冬,志同道合的妻子管道昇在京腳氣病發作時，他再也不戀高位了,堅決要求辭官。不幸的是,管道昇次年即卒於他們離京返鄉的旅途。

現在，趙孟頫終於迴歸了本來屬於他的位置。他在故鄉,終日呼朋喚友詩酒流連,磋商藝事,成為當之無愧的文藝領袖。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六月，趙孟頫在故鄉逝世。他死之前，猶在家裡觀書作字,談笑如常,晚上倏然而逝，時年69歲。

自一個傑出的人物,總會被後世所關注;一個傑出而又複雜的人物,一定會招來譭譽不一的紛紛議論。

趙孟頫博學多才,能詩善文,而以書畫成就為最高，不僅被稱為“元人冠冕”，後世論者更認為,獨霸中國畫壇的文人畫到了趙孟頫這裡，才真正奠定根基。由此可見其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但這種地位卻因他以大宋皇孫的身份仕元而受到非議。有些人則因為不喜歡趙孟頫這個人，而連帶否定其在繪畫上的成就。這當然是不公正的，藝術怎麼能用非藝術的標準來衡量呢?

更苛刻的論者,則進而訾議趙孟頫的人格。
有人在趙孟頫的畫作上題了這樣兩首詩:

趙家公子玉堂仙,畫出苕溪似輞川。

多少青山紅樹裡,豈無十畝種瓜田。

隅目晶熒耳竹披,江南流落乘黃姿。

千金千里無人識,笑看胡兒買去騎。

前一首是冷嘲,說你趙孟頫天天畫山川美景,那麼多青山紅樹,難道其中就沒有十畝瓜田供你謀生，非得降身屈志去異族政權做官嗎?在論者看來,趙孟頫入仕新朝,連山水也不能畫了,更不能流露對故鄉風物的懷念,否則就是作秀。後一首則簡直是辱罵。趙孟頫擅長畫馬,論者就把他比作他筆下的千里馬，說這麼好的一匹千里馬,可惜被“胡兒”買去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