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考古有什麼不一樣？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後，這幾位大海龜憑著自己對科學方法研究史學的熱忱，積極投身於對歷史語言的科學研究中，穿越重重的迷霧，用科學的史學再現了歷史長河中人們的覺醒與進步。

撰文 | 老多

可是怎麼玩才算是科學的史學呢？中國人玩歷史的歷史長得已經說不清楚，不僅僅有稱為二十四史的正史，還有無數的野史；語言學似乎也早就有人玩，訓詁學就是一種，還有啥校勘學、音韻學，啥文字、句法、發音全都有人在玩，而且玩了幾千年；考古學雖然沒聽說古代有人玩，不過古董、古物早就有人玩，比如金石之學主要就是玩石器、甲骨、青銅器或者竹簡、玉器、磚頭瓦片上的銘文的。這幾個大海龜是怎麼玩科學的史學呢？

用證據說話

傅斯年說，“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歷史如果能搞得和生物學地質學一樣，那肯定是科學，可怎麼玩呢？大文豪胡適說過這麼一句話：“歷史科學historical sciences和實驗科學experimental sciences的不同之點，只是歷史科學裡的‘證據’無法複製。歷史學家只有去尋找證據，他們不能（用實驗方法）來創造或重造證據。”[1]按照胡適的說法，那就是去找證據，那過去的史學不也在找證據嗎？為了找到《易經》裡一個字的含義，讀書人不知要翻遍多少古籍善本，鬍子熬白了可能還找不到。

關於怎麼用科學的方法找證據，很多年以後李濟在美國講學時說：“辛亥革命以後，事情開始變了。有一個時期，中國的革新者對過去的記載和關於過去記載全都發生懷疑，也懷疑歷史本身。……他們的口號是‘拿證據來’在本質上說雖然具有破壞性，但對中國古代的研究卻帶來了較多批判的精神。因此，如果你對堯舜的盛世給予過多的頌讚，好吧，拿出你的證據來。如果你論及公元前三千年大禹在工程上的偉績，證據也得拿出來……這種尋找證據的運動對傳統治學方法，無疑是一種打擊，但是同時對古籍的研究方法產生了革命性的改變。現代中國考古學就是在這一種環境之下產生的。”[2]

原來，古時候玩歷史的人對過去的歷史都充滿了敬畏，對《尚書》、《竹書紀年》、《左傳》、《史記》等等大聖賢寫的歷史，誰都不敢，也不會有半點的懷疑，更別說批判了。不過中國古代就沒人懂懷疑和批判嗎？其實是有的，東漢有個王充，在他的《論衡》裡就膽敢懷疑讖緯之學，懷疑孔夫子，懷疑夸父，懷疑能射下九個太陽的堯皇帝。不過幾千年來，這個王充沒人搭理，誰也不跟他玩，大家還是忙著低頭啃書本，沒人學著王充去找聖賢們的毛病。結果到了李濟說的時代，大家終於開始懷疑那些不靠譜的、書本里的歷史了，只不過懷疑和批判的玩法，不是從王充那兒學來的，而是從外國。可見如果早有人跟著王充玩，中國人早就知道啥叫懷疑和批判了。

搶救內閣大檔

史語所成立以後乾的第一件事，就是搶救了一批所謂內閣大檔。什麼是內閣大檔呢？那就是大清朝廷保存在內閣大庫裡的，明清以來的宮廷檔案。可是這麼重要的檔案為啥還要搶救呢？北京城有偌大一個戒備森嚴的紫禁城，成千上萬的禁軍，還有宮女兒、太監都住在裡面，能把這些檔案搞丟了？還真的差點丟了，怎麼回事呢？

其實中國曆代的朝廷都是非常重視檔案的保存和管理的，清朝也一樣。不過到了清末，內憂外患的朝廷裡一片亂象，誰也想不起去關照這些檔案了。辛亥革命以後，1912年宣統皇帝宣佈退位，故宮裡就更亂了，宮裡的古玩字畫被大量偷走，連退位的宣統皇帝溥儀和他弟弟溥傑都幹過這事兒。可內閣檔案和古玩字畫不一樣，雖然這些檔案作為歷史資料十分珍貴，但玩古玩品字畫的人拿著這些資料就和廢紙一樣，對他們毫無意義，不能保值也沒可能升值。結果這些珍貴的檔案，在1921年被當成垃圾廢紙，裝了8000麻袋，一共十五萬斤，以4000大洋的價錢賣給北京一個叫同懋增的紙店。眼看同懋增的老闆要把這十五萬斤的檔案運到唐山一個造紙廠，準備化成紙漿去造還魂紙的時候，這件事被羅振玉（1866-1940）知道了。

他是在逛街的時候，偶然發現街市上有人在賣洪承疇揭帖和高麗國王貢物表。洪承疇揭帖是什麼？洪承疇是明朝萬曆年間的大官，後來投降清朝成了叛將，他也是清朝第一個漢族的大學士，他的所謂揭帖是向皇帝彙報情況的機密文件。而高麗國的貢物表就是當時朝鮮國給朝廷進貢的物品清單。

羅振玉是誰？他是清朝忠實的遺老，1909年在修繕大庫時，他曾經整理過這批檔案。羅振玉學識淵博，是古文字學家和甲骨文大師，他在所謂“洹水遺文”的殷墟甲骨文、“西陲墜簡”漢代簡牘以及“鴻都石刻”漢魏石經等方面的研究都有過極大的貢獻。

他看到大街上居然有人在賣揭帖和貢物表以後馬上斷定，這肯定是來自清宮內閣檔案，於是尋根溯源找到了這家紙店。經過一番周折和討價還價，他以1萬3千大洋的價錢給買了回來，這一倒手紙店老闆瞬間賺了將近一萬大洋，可羅振玉卻是幾乎傾家蕩產，債臺高築。儘管欠了一萬多大洋的債，羅振玉得到內閣檔案以後還是非常得意，他曾樂觀地估計：“以十夫之力，內閣大庫檔案整理約十年可成。”[3]他拉著另外一位大師王國維，組織了一幫人開始對檔案進行整理，輯成《史料叢刊》刊印發行，到1925年共發行了十冊。清宮檔案的發表頓時震驚了全世界的史學界，當年只知道從故宮往外偷古玩字畫的傢伙們，這下把腸子都悔青了。

不過這些檔案怎麼又被傅斯年給弄到史語所去了呢？這與王國維的死有關。1926年6月王國維投昆明湖自盡，整理舊檔的人只剩下羅振玉和一幫夥計，雖然羅振玉並非等閒之輩，可僅憑他一夫之力，就算帶著一幫夥計，整理如此浩繁的檔案，別說10年，其實根本就沒門了。沒了主心骨，沒了財源的羅振玉只好把檔案再次出售，於是，內閣大檔又走上了一段轉手之路。期間檔案差一點落入日本人的手裡，經北大清華學者的呼籲，日本人總算沒有得逞。這時有個人也知道了這件事，他叫李盛鐸，也是清朝遺老，曾經當過翰林院編修，參加過康有為的保國會，後來又當過袁世凱的總統顧問，最主要的他還是個著名的古籍收藏家，他以1萬4千大洋的價錢把內閣大檔收了。

1928年剛剛參加史語所的陳寅恪聽說內閣大檔的事情以後，他認為這批資料應該由學術機構收藏研究，於是他建議傅斯年想辦法籌款買下，“在首任所長傅斯年先生的大力奔走下，史語所於民國十八年（1929年）三月由李盛鐸手中購入這批檔案。”[3]

內閣大檔之所以如此珍貴，因為這些檔案就如科學史學的開創者馮•馬克說的那樣，是原始資料、史料和嚴謹的事實，通過對這批原始資料、史料和嚴謹的事實的研究，科學史家就可以印證《明史》和《清史》中的記載是不是真的靠譜，並且可以重現那個時代。1929年秋，以傅斯年陳寅恪為首的史語所歷史組，對檔案開始了整理、分類、編目，並且以《明清史料》陸續編輯出版。“從此，或斷或續，整理工作就持續進行到今日。”[3]在後來的幾十年裡，中國經歷了無數的危難和戰爭，史語所也幾經顛沛，這些內閣大檔被裝在100個大箱子裡，從北京搬到長沙，又從長沙搬到昆明，再從昆明搬到四川李莊，不過不管怎麼搬，這些明清檔案們卻一直忠實地跟著玩科學歷史的學者們不離不棄。

傅斯年在《明清史料》發刊的序文裡這樣寫道：“我們整理這些檔案，在將來可以有多少成績，目下全不敢說，只願做這事業的精神，引出些研究直接史料，比核公私記載，而不安於抄成書的同志。這便是我們最大的安慰。”[3]傅斯年說的“做這事業的精神”，就是科學的精神。

南京雞鳴寺國立中央研究院史語究所舊址（圖源：gjjgwysw.com）

科學考古

除了內閣大檔，還有一件被史語所玩得響噹噹的事情，那就是以李濟為首的考古組，在河南安陽殷墟的科學考古。安陽殷墟考古是史語所，也是中國人有史以來玩的第一次系統的科學考古，可他們為什麼偏偏會在安陽這麼個小地方玩起科學考古的呢？原因就是甲骨文。

我們現在知道，甲骨文是3600多年前商朝皇帝玩占卜的。那時候大家對眼前的世界還沒多少了解，遇見天災人禍或者婚喪嫁娶等大事情，大家就喜歡去求巫師占卜拜神，因為巫師是那時候最有學問的人。老百姓不知是咋個求法，不過皇帝占卜拜神就是用甲骨。給皇帝占卜的巫師叫貞人，他們拿著一塊烏龜殼，放在火上燒，突然“喀”的一聲，烏龜殼裂開幾道縫縫，巫術有話說了：“天靈靈，地靈靈，這條縫縫說明今年會風調雨順，這條縫縫告訴我們，今年還會大豐收啊！”皇帝大喜，立馬賞給巫師一大堆銀子，外加好幾個美女。然後，歡歡喜喜的貞人在用過的烏龜殼上刻上各種道道和圖形，這些道道和圖形就是中國字的老祖宗，著名的甲骨文。

上面古人占卜的情景是作者杜撰的，幾千年前中國的古人究竟以什麼樣的方式占卜，現在已經不可能再現，占卜在現代社會會被斥為迷信，可在幾千年前占卜對於當時社會起到的作用卻與現代科學對社會起到的作用是一樣的。不但如此，占卜活動留下的這些甲骨也讓幾千年以後的人，看到了那時發生的許多事情，那一片片甲骨就像一個非常非常老的老爺爺，為我們講述著過去的故事。

不過甲骨文不是史語所發現的，甲骨文在史語所成立以前好幾十年就發現了，光緒年間的翰林王懿榮（1845-1900）是發現甲骨第一人。王懿榮是個很牛的金石學家，專門玩古代的金石學，對古文字特別有研究。“一個流傳廣遠關於王懿榮發現龜甲的故事，以他家人的患瘧疾開始。主治醫師的藥方包括了‘龜板’這一成分。這個一家之主顯然也是一個藥品的鑑賞家。因而，當藥由鋪子抓回來以後，他便親自檢視所有的成分。使他大吃一驚的是：他在龜板上發現了古代中國文字。雖然他不認識這些文字，卻感到十分著迷。他立刻命令僕人把這家藥鋪所有龜板都買了回來。”[4]

後來孫詒讓、王國維和羅振玉等大學者都對甲骨文進行過研究，其中孫詒讓是第一個讀出甲骨文意義的人，他通過與殷商時期青銅器銘文的比較，斷定甲骨文是殷商的產物。羅振玉則親自跑到河南尋找出土地點，最終確定甲骨文的出土地點在安陽小屯村。除了學者們對甲骨文充滿了興趣，還有一幫人也對甲骨文垂涎欲滴，他們就是古董商，古董商為得到甲骨文在安陽小屯村到處亂刨，20世紀初期羅振玉認為安陽“寶藏一空矣”。[5]

既然已經有那麼多大學者研究了甲骨文，對甲骨文也已經做了挺深入的研究，這和史語所所謂的科學考古有什麼不一樣呢？原因就是孫詒讓、羅振玉和王國維玩的考古研究還是照著金石學、訓詁學的老辦法，是從各種古籍裡去找證據，他們雖然也從中發現了古籍中存在的錯誤和不實之處，比如羅振玉在他的《殷墟書契考釋》中對《竹書紀年》和《史記》裡，幾處關於殷遷都的史實和殷商各代皇帝名字錯誤的考證。但他們的這些考證還不是科學的考古學，他們從龜片到史籍的考證，得到的結論還不是實實在在的證據，如果有人舉手投反對票，他們就無話可說。

還真有個大學者說羅振玉他們就是一幫江湖騙子，說甲骨文是他們編造出來的謊話，“雖然有幾位嚴肅的學者已經發表了關於這些文字性質與內容的許多學術性的研究與調查，民國初年一位最著名的古文字學家尚公開指控說這種新的古玩不過是偽造物。”[4]李濟沒明說這個人是誰，其實他就是章炳麟、章太炎先生，偉大的革命家、國學大師，我們偉大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最尊敬的老師。

史語所對安陽小屯村的發掘開始於1928年，一直到1937年9年的時間裡，共發掘了15次。不過，玩科學考古和玩金石學或者訓詁學不一樣，那是不可能坐在書房裡翻舊書就能解決問題的，玩科學考古就必須去做所謂的田野調查。什麼叫田野調查？田野調查就是捲起袖子，拿著小鏟子，蹲在太陽底下，一下下的挖土玩，滿手老繭，小臉曬得黑黑的從挖出的土裡尋找證據。所以傅斯年說“總而言之，我們不是讀書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6]

中國有史以來，如此辛苦的第一次科學考古結果如何呢？按照李濟所說：“假如我們把歷年發掘的實物分類列舉，所得的重要項目為：陶器、骨器、石器、蚌器、青銅器，腐朽的木器痕跡，附於銅器上的編織品，在原料狀態的錫、水銀及其他礦質，作裝飾用的象牙、牛骨、鹿角，占卜用的龜板、獸骨，……當貨幣用的貝，……保存完全的人骨，等等。”[7]這些科學的考古發現，不但把甲骨文的研究推向一個全新的高度，同時科學考古得到的原始資料，在後來的研究中，讓考古學家們得以穿越重重的歷史迷霧，為我們再現了3600多年前那段神秘而又美好的時光。其中董作賓（1895-1963）先生用了十年的時間，1944年在重慶李莊的小山村板栗坳寫成的《殷歷譜》，為我們再現了三千多年前殷商時期有關天文、曆法、日食、月食等等許多神奇而又有趣的故事。

董作賓（圖源：wikipedia）

在後來的幾十年裡，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四隻大海龜傅斯年、陳寅恪、李濟和趙元任，他們的命運雖然各不相同，但都成為當之無愧的大學者，是中國近現代史無數學者中的佼佼者。其中山東猛漢，被胡適稱為“希有的天才”、“能組織，能治事”的“領袖人才”的傅斯年先生，1955年累死在臺灣大學校長任上；被稱為“踽踽獨行的國學大師”、“教授的教授”的陳寅恪先生1969年含冤死於文革；李濟先生1979年在臺灣去世，逝世前的1977年，李濟在臺灣發表了《安陽》一書，他的心仍然牽掛著那裡——安陽殷墟的考古現場；“趙元任的生活就像一件藝術品。無論從哪個角度觀察，都能發現讓你驚奇、使你深思、給你靈感的新東西”[8]，這是一個金髮碧眼的美國大教授對中國傑出的語言學家、被稱為漢語言學之父的趙元任先生的評價，他於1982年2月24日逝世於美國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

文本經作者授權摘編自《貪玩的人類2：穿越百年的中國科學》第六章。

[1] 胡適口述 唐德剛譯註 《胡適口述自傳》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5

[2] 李濟著 《中國早期文明》 上海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2007

[3] 摘自網站“中研院史語所明清檔案工作室”：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mct/

[4] 李濟原著 賈士衡譯 《安陽》 臺北 國立翻譯館出版 1995

[5] 嶽南著 《陳寅恪與傅斯年》 西安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

[6] 傅斯年 《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見 林文光選編 《傅斯年文選》 成都 四川文藝出版版社 2010

[7] 李濟著 《李濟學術隨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8] [美] 羅斯瑪麗 列文森 採訪 焦立為 譯 《趙元任傳》 石家莊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