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9月18日，宋慶齡在北京接受了“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10萬盧布。她在獎金支票背面親筆批示：“此款捐贈中國福利會作婦兒福利事業之用”。
10萬盧布，在20世紀50年代，是一筆鉅款。相當於一箇中央機關幹部工作160年的總收入。60多年過去了，當年宋慶齡捐出的10萬盧布究竟發揮了什麼作用？
1951年9月18日，宋慶齡在斯大林國際和平獎頒獎儀式上留影
建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
坐落在上海徐家彙的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人稱宋慶齡醫院，享譽海內外。1951年，遵照宋慶齡的批示，中國福利會在上海普通百姓的聚居地——滬西的膠州路婦幼保健站和滬西女工婦幼保健站的基礎上籌建以國際和平冠名的婦幼保健院，並將此筆捐款全部撥入修建費用。當時的業務用房來自中國人民救濟總會上海分會撥給的位於長壽路170號佔地3000多平方米的3幢房屋。
經過半年多的努力，醫院於1952年3月8日對外門診，7月1日接受住院產婦。1952年9月18日，在宋慶齡接受該獎的第二年正式開業，定名為中國福利會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1956年遷至徐家彙衡山路現址。
解福利會職工住房之需
宋慶齡所獲國際和平獎金的另一去處卻不為大家所知，它同樣用於福利，但卻是為緩解職工住房困難而建造了一幢6層樓的宿舍。地址就在華山路639號，即中國福利會託兒所與兒童藝術劇院之間，上海戲劇學院對面，華山醫院隔壁。
宋慶齡的這一決定，出自她生前最後一次在上海寓所招待中國福利會班子的一頓便宴。
1978年三四月份，我在上海舞蹈學校任職，正帶領大家全力以赴創作一臺新戲。在創作的關鍵時刻，接到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幹部處的通知，要我到中國福利會任職，而且很急，要求馬上到位。因為6月14日是宋慶齡創辦的中國福利會40週年大慶。據說宋慶齡主席6月初即將抵上海出席慶典。因此我必須到位，著手抓籌備事宜。
此時會慶的準備工作已經進入尾聲，宋慶齡為會慶40週年撰寫的文章、會慶刊物等都已完成，只差一箇中國福利會的工作報告了。記得當時的準備工作由中共上海市委直接負責，具體工作由王一平書記親自安排，包括會場座位的擺放。
慶典活動一直是按照宋慶齡主席來滬出席做各項準備的，但後來宋慶齡因事未能出席，中央統戰部黨組書記齊燕銘代表她出席了會議。6月13日在友誼會堂咖啡廳召開執委會，宣佈了經宋慶齡提名的中國福利會新一屆執行委員會與工作班子名單，我擔任黨組書記兼副秘書長。6月14日，中國福利會成立40週年慶祝會在友誼會堂隆重舉行。北京還來了康克清等不少領導，都是擔任新一屆中國福利會的執行委員。我代表中國福利會作了工作報告。會後，齊燕銘對我說，沈粹縝、陳維博、吳之恆三位正副秘書長是宋慶齡提名決定的，宋慶齡對上海市委提名由我擔任黨組書記兼副秘書長沒有意見。
當年12月，宋慶齡從北京回滬後，想見一見中國福利會工作班子成員，並特意邀請我們於小年夜到她家吃飯。她先通過上海市機關事務管理局的李家熾，請我擬一份出席人員名單報給她。我想，既然是工作班子，就列出了正副秘書長加黨組成員：沈粹縝、陳維博、吳之恆、劉影、何畏、韓波、李一廠和我，一共8人。
雖然我已經在中國福利會工作了大半年，但面見宋慶齡主席這是第一次，又是以工作班子的頭去她家，所以，我十分重視此次做客。事前，我召集中國福利會的工作班子成員商量，屆時向宋慶齡主席說些什麼？
當時的上海，住房十分困難，大齡男女因為無房而無法結婚，已成為一個社會問題。中國福利會職工的住房也是一個巨大的難題。一家三代擠住在一小間蝸居，實屬常見。
宋慶齡於1951年捐給中國福利會的10萬盧布，除了修建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外，賬上的餘款，一直未動。累積近30年，尚有近30萬元人民幣。大家合計，擬向宋慶齡開口，動用此筆餘款建造職工宿舍，緩解矛盾突出的住房困難。但不知宋慶齡主席是否同意？對此大家心裡一點底兒都沒有。特別那時，“左”的思潮盛行，普遍提倡“先生產、後生活”的口號，不大敢提職工福利。萬一被否定，豈不尷尬？於是我們決定，先不擬書面報告，由我口頭請示作個試探後再定。
在宋慶齡主席家吃年夜飯
1979年1月26日，是小年夜。傍晚五點，我們一行來到宋慶齡寓所。我們站在進門的門廳裡，只見宋慶齡從樓上下來，大家一起進入客廳，正副秘書長與宋慶齡一起在沙發坐下，其他人在吃飯的長桌邊坐下，李家熾也在座。連宋慶齡一共10人。見面後沒怎麼寒暄，也未作介紹。宋慶齡與沈粹縝、陳維博、吳之恆早已認識，十分熟悉，只是第一次見我，但並沒有初次見面的陌生感覺。我猜想，當初市委報給宋慶齡的履歷裡，可能附有我的照片。
入座後，我開門見山，彙報說，目前中國福利會職工住房困難，可否動用賬戶上剩餘的約30萬元捐款建造職工宿舍。宋慶齡聽後立即點頭答應，非常爽快地說，好的，你們打個報告，我批一下。然後就入座吃飯了。
宋慶齡家的客廳與餐廳連著，一邊還連著廚房的小窗。入座後才發現坐不下，於是有兩人坐在旁邊的茶几邊上就餐。好像是劉影與一個女同志，韓波還是何畏記不清了。飯很簡單，沒有酒和飲料，是廚房自做的，從小窗裡傳來。具體吃些什麼已不記得，每人一份，類似西餐。吃飯時間不長，很早結束。
離開宋慶齡寓所，大家十分高興。回去後很快起草報告送呈，宋慶齡也很快批准了報告。整個過程不到一週。
不久，宋慶齡主席派人送來四瓶葡萄酒分給我們四位秘書長。四瓶酒四個牌子，都不一樣。我請其他三人先挑，剩下的一瓶給我。宋慶齡送的酒，我一直沒捨得喝，精心珍藏至今。
回想起來，這是宋慶齡生前最後一次回上海，也是她最後一次在家招待中國福利會的工作班子。正是在此次便宴上，她為中國福利會職工解決了一件大難事。中國福利會有史以來自己造的第一幢職工宿舍樓，共6層，每層5戶，總計30戶，1500平方米，解決了一大批重要業務骨幹的住房難題。
今天的老職工提及當年分得住房的情景還十分感慨。那時，保健院的主任級醫生大多數一家四口擠住在10平方米的小屋。很多大齡青年職工，因為無房而不能結婚。不少業務骨幹，也因為住房的問題而無法安心工作。保健院的婦科主任翁仲穎醫生，一家四口，一雙兒女都已成年，住房十分困難。多家醫院來找他，承諾只要他調去工作，就給他一套住房。保健院的業務副院長、老專家陳美樸的住房也只有10平方米。因此，當建造職工宿舍的消息傳開後，職工們十分興奮。
那時上海的宿舍樓多為一居室，而我們決定超前設計建造，宿舍樓全部為兩居室住房，每層還有一套為兩室半住房，即兩室一廳。記得設計圖紙幾經修改，力爭讓職工滿意。這幢職工宿舍的地段也好，處於市中心，就在福利會託兒所與兒童藝術劇院之間的空地上，距離各基層單位都很近，多數職工可以步行上下班。當時距離最遠的單位保健院，騎自行車也不過10分鐘。
第一批入住的全部是中國福利會的業務骨幹，有少年宮的正副主任，保健院的副院長、老專家和各科主任，以及兒童藝術劇院的院長及名演員劉安古、劉子楓、顧幗一、戰車等，還有兒童時代社的畫家、編輯與幼托單位的教師。
職工們入住時歡天喜地的情景令人難忘。但是直至今日，大家並不知道此樓所用的是什麼款項，只知道是經宋慶齡主席批准為職工建造的令大家滿意的宿舍樓。
可惜的是，建樓的過程過於漫長。當樓房竣工可以入住時，已是1983年的春天。宋慶齡卻已於1981年5月永遠離開了大家。
一筆國際和平獎金，宋慶齡總共派了兩個用途，一大一小，解決的都是與人民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問題，體現了宋慶齡對人民群眾的關心與熱愛。
（作者朱可常曾任中國福利會黨組書記兼副秘書長，瀋海平是中國福利會宋慶齡研究室研究員）
（來源|《讀者報》 口述|朱可常 整理|瀋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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