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的国际和平奖金所用何处

1951年9月18日，宋庆龄在北京接受了“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10万卢布。她在奖金支票背面亲笔批示：“此款捐赠中国福利会作妇儿福利事业之用”。

10万卢布，在20世纪50年代，是一笔巨款。相当于一个中央机关干部工作160年的总收入。60多年过去了，当年宋庆龄捐出的10万卢布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

1951年9月18日，宋庆龄在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颁奖仪式上留影

建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坐落在上海徐家汇的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人称宋庆龄医院，享誉海内外。1951年，遵照宋庆龄的批示，中国福利会在上海普通百姓的聚居地——沪西的胶州路妇幼保健站和沪西女工妇幼保健站的基础上筹建以国际和平冠名的妇幼保健院，并将此笔捐款全部拨入修建费用。当时的业务用房来自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分会拨给的位于长寿路170号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3幢房屋。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医院于1952年3月8日对外门诊，7月1日接受住院产妇。1952年9月18日，在宋庆龄接受该奖的第二年正式开业，定名为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1956年迁至徐家汇衡山路现址。

解福利会职工住房之需

宋庆龄所获国际和平奖金的另一去处却不为大家所知，它同样用于福利，但却是为缓解职工住房困难而建造了一幢6层楼的宿舍。地址就在华山路639号，即中国福利会托儿所与儿童艺术剧院之间，上海戏剧学院对面，华山医院隔壁。

宋庆龄的这一决定，出自她生前最后一次在上海寓所招待中国福利会班子的一顿便宴。

1978年三四月份，我在上海舞蹈学校任职，正带领大家全力以赴创作一台新戏。在创作的关键时刻，接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处的通知，要我到中国福利会任职，而且很急，要求马上到位。因为6月14日是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会40周年大庆。据说宋庆龄主席6月初即将抵上海出席庆典。因此我必须到位，着手抓筹备事宜。

此时会庆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尾声，宋庆龄为会庆40周年撰写的文章、会庆刊物等都已完成，只差一个中国福利会的工作报告了。记得当时的准备工作由中共上海市委直接负责，具体工作由王一平书记亲自安排，包括会场座位的摆放。

庆典活动一直是按照宋庆龄主席来沪出席做各项准备的，但后来宋庆龄因事未能出席，中央统战部党组书记齐燕铭代表她出席了会议。6月13日在友谊会堂咖啡厅召开执委会，宣布了经宋庆龄提名的中国福利会新一届执行委员会与工作班子名单，我担任党组书记兼副秘书长。6月14日，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庆祝会在友谊会堂隆重举行。北京还来了康克清等不少领导，都是担任新一届中国福利会的执行委员。我代表中国福利会作了工作报告。会后，齐燕铭对我说，沈粹缜、陈维博、吴之恒三位正副秘书长是宋庆龄提名决定的，宋庆龄对上海市委提名由我担任党组书记兼副秘书长没有意见。

当年12月，宋庆龄从北京回沪后，想见一见中国福利会工作班子成员，并特意邀请我们于小年夜到她家吃饭。她先通过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李家炽，请我拟一份出席人员名单报给她。我想，既然是工作班子，就列出了正副秘书长加党组成员：沈粹缜、陈维博、吴之恒、刘影、何畏、韩波、李一厂和我，一共8人。

虽然我已经在中国福利会工作了大半年，但面见宋庆龄主席这是第一次，又是以工作班子的头去她家，所以，我十分重视此次做客。事前，我召集中国福利会的工作班子成员商量，届时向宋庆龄主席说些什么？

当时的上海，住房十分困难，大龄男女因为无房而无法结婚，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中国福利会职工的住房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一家三代挤住在一小间蜗居，实属常见。

宋庆龄于1951年捐给中国福利会的10万卢布，除了修建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外，账上的余款，一直未动。累积近30年，尚有近30万元人民币。大家合计，拟向宋庆龄开口，动用此笔余款建造职工宿舍，缓解矛盾突出的住房困难。但不知宋庆龄主席是否同意？对此大家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特别那时，“左”的思潮盛行，普遍提倡“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不大敢提职工福利。万一被否定，岂不尴尬？于是我们决定，先不拟书面报告，由我口头请示作个试探后再定。

在宋庆龄主席家吃年夜饭

1979年1月26日，是小年夜。傍晚五点，我们一行来到宋庆龄寓所。我们站在进门的门厅里，只见宋庆龄从楼上下来，大家一起进入客厅，正副秘书长与宋庆龄一起在沙发坐下，其他人在吃饭的长桌边坐下，李家炽也在座。连宋庆龄一共10人。见面后没怎么寒暄，也未作介绍。宋庆龄与沈粹缜、陈维博、吴之恒早已认识，十分熟悉，只是第一次见我，但并没有初次见面的陌生感觉。我猜想，当初市委报给宋庆龄的履历里，可能附有我的照片。

入座后，我开门见山，汇报说，目前中国福利会职工住房困难，可否动用账户上剩余的约30万元捐款建造职工宿舍。宋庆龄听后立即点头答应，非常爽快地说，好的，你们打个报告，我批一下。然后就入座吃饭了。

宋庆龄家的客厅与餐厅连着，一边还连着厨房的小窗。入座后才发现坐不下，于是有两人坐在旁边的茶几边上就餐。好像是刘影与一个女同志，韩波还是何畏记不清了。饭很简单，没有酒和饮料，是厨房自做的，从小窗里传来。具体吃些什么已不记得，每人一份，类似西餐。吃饭时间不长，很早结束。

离开宋庆龄寓所，大家十分高兴。回去后很快起草报告送呈，宋庆龄也很快批准了报告。整个过程不到一周。

不久，宋庆龄主席派人送来四瓶葡萄酒分给我们四位秘书长。四瓶酒四个牌子，都不一样。我请其他三人先挑，剩下的一瓶给我。宋庆龄送的酒，我一直没舍得喝，精心珍藏至今。

回想起来，这是宋庆龄生前最后一次回上海，也是她最后一次在家招待中国福利会的工作班子。正是在此次便宴上，她为中国福利会职工解决了一件大难事。中国福利会有史以来自己造的第一幢职工宿舍楼，共6层，每层5户，总计30户，1500平方米，解决了一大批重要业务骨干的住房难题。

今天的老职工提及当年分得住房的情景还十分感慨。那时，保健院的主任级医生大多数一家四口挤住在10平方米的小屋。很多大龄青年职工，因为无房而不能结婚。不少业务骨干，也因为住房的问题而无法安心工作。保健院的妇科主任翁仲颖医生，一家四口，一双儿女都已成年，住房十分困难。多家医院来找他，承诺只要他调去工作，就给他一套住房。保健院的业务副院长、老专家陈美朴的住房也只有10平方米。因此，当建造职工宿舍的消息传开后，职工们十分兴奋。

那时上海的宿舍楼多为一居室，而我们决定超前设计建造，宿舍楼全部为两居室住房，每层还有一套为两室半住房，即两室一厅。记得设计图纸几经修改，力争让职工满意。这幢职工宿舍的地段也好，处于市中心，就在福利会托儿所与儿童艺术剧院之间的空地上，距离各基层单位都很近，多数职工可以步行上下班。当时距离最远的单位保健院，骑自行车也不过10分钟。

第一批入住的全部是中国福利会的业务骨干，有少年宫的正副主任，保健院的副院长、老专家和各科主任，以及儿童艺术剧院的院长及名演员刘安古、刘子枫、顾帼一、战车等，还有儿童时代社的画家、编辑与幼托单位的教师。

职工们入住时欢天喜地的情景令人难忘。但是直至今日，大家并不知道此楼所用的是什么款项，只知道是经宋庆龄主席批准为职工建造的令大家满意的宿舍楼。

可惜的是，建楼的过程过于漫长。当楼房竣工可以入住时，已是1983年的春天。宋庆龄却已于1981年5月永远离开了大家。

一笔国际和平奖金，宋庆龄总共派了两个用途，一大一小，解决的都是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体现了宋庆龄对人民群众的关心与热爱。

（作者朱可常曾任中国福利会党组书记兼副秘书长，沈海平是中国福利会宋庆龄研究室研究员）

（来源|《读者报》 口述|朱可常 整理|沈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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