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詞話》:中國詞學批評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標誌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是晚清民初最負盛名的一部詞話著作。它沿用中國傳統詩話、詞話的外在形式,熔鑄了王國維中西哲學、美學、文史的深厚修養和他“體素羸弱,性復憂鬱”的獨特生命體驗,在中西貫通的學術視野裡,開拓性地建構了以“境界說”為核心的詞學批評理論,成為中國詞學批評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標誌。


《人間詞話》:中國詞學批評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標誌



一、《人間詞話》對傳統詞學批評理論的突破

浙西詞派和常州詞派是有清一代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兩個詞派。清代的詞學,長期為兩派所籠罩。文廷式《雲起軒詞序》:"自朱竹垞以玉田為宗,所選《詞綜》……二百年來,不為籠絆者,蓋亦僅矣。”換言之,自朱彝尊、汪森編刻《詞綜》後的兩百餘年來,除極個別獨樹一幟的詞人外,清代幾乎沒有不受浙西、常州兩派影響的詞人和詞學家。浙西詞派以姜夔、張炎為圭臬,推崇“清空”、“醇雅”詞風,以使詞適宜傳達家國之恨的幽暗情緒。浙西派發展到中後期,由於過度注重風格技巧,內容漸趨空虛狹窄,與社會主潮漸行漸遠,最終為張惠言為首的常州詞派所取代。常州詞派奉溫庭筠為宗主,提出了“意內言外”、“風雅比興”的詞學理論,又提出“詞亦有史”、“寄託出入”之說。但無論是浙西詞派的“醇雅”觀,還是常州詞派的“寄託”論,都是以傳統的政治教化觀念來發掘詞體文學的社會意義,實現以“善”為核心的古典詩學價值目標。

而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突破了以求“善”為目標的傳統詞學觀念,直接用“真”代替詩教的“善”,用美學代替儒家的倫理,將詞學批評推上了藝術哲學的新高度,其標誌就是“境界說”的提出。《人間詞話》一開始就確立詞學批評的新標準:“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何為“有境界”?王國維說:“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這裡的“真”不同於一般的科學真實和藝術真實的“真”。王氏之“真”,主張以“赤子之心”、“詩人之眼”通觀古今上下,以宇宙人生為具體對象,同時反觀自我的最深心靈,對景物情感有深切感受,達到物我兩忘之境。這一“真”源自於叔本華、尼采的哲學思想和西方哲學對整個人類的人文關懷精神。如王國維用“真”的標準評價李後主的詞,超越了傳統詞學對其詞“德不勝色”的批評,將後主詞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尼采謂:一切文學,餘愛一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在傳統詞學看來,寫景詠物,能講究比興寄託,才為詞之高格;而在王國維看來,能以赤子之心袒露真情實感,以血書寫,不管這一情感高尚與否,同樣為詞之高境界。這種批評,對於傳統的價值觀念帶有一定的批判性。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比較有名的詞學論著如譚獻《復堂詞話》倡“折中柔厚”,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標“沉鬱溫厚”,況周頤《蕙風詞話》舉“重”、“拙”、“大”、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求“拈大題目,出大意義”等,無不帶有常州派重視倫理價值批評的色彩。而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不為浙西、常州兩派所牢籠,提出以“真”為內核的境界論,是對以“善”為準則的傳統倫理批評方式的終結和超越。

二、《人間詞話》對現代詞學批評體系的建構

在傳統詞學的現代轉化的歷史進程中,《人間詞話》是一部具有標誌意義的詞學批評著作,其價值體現在對於現代詞學文本結構方式、邏輯思維方式、詞學批評視野等方面,最終深刻影響了現代詞學批評體系的建構。《人間詞話》“國粹學報本”共64則,分為詞學批評理論和詞學批評實踐兩大部分。第一到九則,王國維提出了論詞的理論主張。首則開宗明義,提出“詞以境界為最上”,明確詞學批評的根本標準是“境界”,可謂全篇之總綱。下八則對“境界”進行不同層面的論述。第二則根據藝術創作方法的不同,分為“造景”和“寫景”,“造景”即虛構之景,“寫景”即寫實之景。第三則根據主客體審美觀照方式的不同,又可分為“以我觀物”之“有我之境”與“以物觀物”之“無我之境”。第四則承續第三則,據靜中得之的“無我”和由動之靜時得之的“有我”兩境的不同審美感受,境界又有“優美”與“宏壯”之分。第五則是對第二則的補充闡發,根據寫實與虛構之景,相應地就有寫實家與理想家。第六則是強調境界的內涵和標準,認為不單景物,喜怒哀樂也是人心中之境界,而且惟有真景物、真感情,才能稱得上有境界。第七則以“紅杏枝頭春意鬧”之“鬧”字與“雲破月來花弄影”之“弄”字兩例,闡述境界之所出,也即藝術境界之生成。第八則強調境界有大有小,但不能以大小來區分境界的優劣高下。第九則通過與古典詩學對比,對“境界”說做總結,認為滄浪之興趣、阮亭之神韻等論詞不過“道其面目”,不如境界說為“探其本”之論。《人間詞話》前九則的內容簡明扼要地闡述了王國維詞學理論的系統觀點,是王氏建構現代詞學批評體系的理論框架和基石。

從第十則開始,為《人間詞話》詞學批評理論的實踐運用。其中第十至五十三則,以“境界說”為引領,按年代順序,從上述八個方面,分別評述歷代著名代表詞人及其作品。重點論析的詞人有:李白、溫庭筠、韋應物、馮延巳、李璟、李煜、晏殊、梅堯臣、歐陽修、晏幾道、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吳文英、史達祖、張炎、周密、納蘭容若等,並進一步從“赤子之心”、“隔”與“不隔”、“客觀之詩人”與“主觀之詩人”諸方面,豐富和完善以“真”為內核的“境界”論。從第五十四到六十四則,論及詩、詞、曲歷代文學樣式的演變,試圖探討“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的原因,並將詩、詞對舉,提出“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的要求,最後兩則以論述元曲兩大家馬致遠和白樸做結,使王國維構建的現代詞學批評體系有了更為廣泛的文體適用範圍。

王國維曾刻苦學習西方哲學與自然科學,對一門學科應具有的邏輯結構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說:“蓋科學之源,雖存於直觀,而既成一科學以後,則必有整然之系統,必就天下之物,分其不相類者,而合其類者,以排列之於一概念之下。”(《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他還意識到中西思維方式的差異,認為“抑我國人之特質,實際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質,思辨的也,科學的也,長於抽象而精於分類。”(《論新學語之輸入》)《人間詞話》雖然沿用了傳統詩話詞話的外在形式,但有別於傳統詞話率性隨意、片言隻語的點評方式以及“助閒談、資考證”的固有性質,汲取了西方思辨的長處,經過精心安排,形成具有嚴密邏輯結構和相對完整的詞學批評理論,成為現代詞學批評體系確立的新起點。1919年1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一號刊登傅斯年《評〈宋元戲曲史〉》一文,提到“餘向見其《人間詞話》,信為佳作”,認為“歷來詞學,多破碎之談,無根本之論”,突出了《人間詞話》不同於傳統詞話的兩大特點,即其結構上的系統邏輯性和理論上的探本求源性。

《人間詞話》不僅改變了傳統詞學零碎散亂的批評方式,注重批評文本本身的邏輯性,而且注重理論概念的層次性與整體的系統性,將傳統詞學批評從文學層面拔高到美學、哲學的高度,為現代詞學研究樹立了一個新的批評範式。因此,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不僅提出了“境界”等具有現代學術意義的重要理論概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開創了現代詞學研究的新方法,奠定了哲學與文學多層面研究相結合的具有現代學術特徵的詞學批評體系。


《人間詞話》:中國詞學批評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標誌


《人間詞話》三種境界

三、《人間詞話》在晚清民國的影響及其詞學史意義

《人間詞話》在《國粹學報》發表的1908年,其詩學影響僅侷限於“國粹圈”。之後10年未引起更多注意。傅斯年是較早關注《人間詞話》理論價值的學者。《人間詞話》真正引起學界關注是在其單行本出現以後。1926年俞平伯首次將《國粹學報》上的64則《人間詞話》加標點整理,交付樸社出版,序雲:“作者論詞標舉‘境界’,更辨詞境隔與不隔之別;而謂南宋遜於北宋,可與頡頏者惟辛幼安一人耳……凡此等評衡論斷之處,俱持平入妙,銖兩悉稱,良無間然。”自此打破了《人間詞話》研究的沉寂局面,在晚清民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此後的八九十年間,《人間詞話》逐漸被確立為經典,掀起了現代詞學研究史上的一波又一波討論。

在長達千年的詞學史上,人們對於詞體的認識可謂異彩紛呈、豐富多樣。其中經常被人提及的有三種:李清照的“別是一家”說、張惠言的“意內言外”說、王國維的“境界說”。

《人間詞話》提出的“境界”說,是一個全新的詞學觀念和詞學批評標準。它把“真”放在第一位,強調“真景物”、“真感情”,尋求政治、人倫、功利之外的藝術美,是對傳統詞學批評模式的一個大超越。王國維用這種全新的詞學觀念和標準,來觀照、審視和評價唐宋以來歷代的詞學名家名作,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不但刷新了人們的詞體觀,而且建構了一種全新的詞學批評模式,創一代風氣之先。儘管《人間詞話》依然套用了古典詩話、詞話的外殼,但內部卻融合了西方哲學、美學、邏輯學等知識,具有嚴密的邏輯結構,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詞學批評體系,成為現代詞學批評的新開端。《人間詞話》及其境界說的理論創新、實際應用及深遠影響,足以奠定王國維在20世紀詞學批評史上一代宗師的地位。

(本文選自《文藝報》 2017-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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