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蝶戀花》，來自北宋偉大的文學家蘇軾，這首詞上闋寫春光易逝，下闋寫錯失佳人。整首詞，無論是寫景還是抒情，都透露著作者對自我當下境遇的無奈，透露著一種多情遭遇無情的悲哀境遇和情感上的無力。
在這首詞創作大約850年之後的1947年，有一位名叫李天濟的年輕編劇根據這首詞的靈感，寫了一個名叫《苦戀》的電影劇本。但是在這個劇本寫成之後，因為這個劇本中的兒女情長和當時的國家民族局勢極為不相符，所以在之後的一段時間裡，並沒有電影公司或者著名導演願意將這個電影劇本拍成電影。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48年，這個劇本幾經輾轉，最後在曹禺的推薦下，到了費穆導演的手裡。當時因為文華電影公司的一部電影遲遲無法上映，為了經營需要，他們決定啟用《苦戀》這個劇本，至於原因，主要是因為這個故事的角色少（原劇本中有六人），劇情方面比較簡單，這幾個因素可以確保這部影片在短時間內能夠上映。
後來為了使得這部影片儘快上映，在費穆導演和李天濟幾次交流後，劇本中的老中醫和章志忱這兩個角色被合二為一，這部電影最後命名為《小城之春》，這部影片的畫面中僅有5個角色（戴氏兄妹、周玉紋、傭人老黃、章志忱）。在那樣一個年代上映一部《小城之春》這樣的影片是需要巨大勇氣的，當時正值8年抗戰剛剛勝利，社會處於百廢待興，人們正需要文化作品傳遞出一種積極向上的強心劑，而這部影片表達的卻是一種含蓄的，哀婉的兒女情長。
所以影片一經上映，在當時的年代並未引起太大的轟動。所以無論是這部影片中的故事，還是這部電影的創作、誕生、成名的過程，無不對應了蘇軾詞中的那句“多情卻被無情惱”。
但是在歷經歲月之後，當人們再次在銀幕上看到《小城之春》的這個故事時，漸漸地發現了這部影片的偉大之處。在這部影片上映幾十年之後，它的藝術成就逐漸獲得了華語電影乃至世界電影的認可。通過對電影語言的嫻熟運用，費穆導演，用他的鏡頭，在銀幕上揮灑出了我國傳統詩詞的意蘊，使得觀眾們觀看這部影片時，無處不感受著一種與我國傳統文化相契合的，含蓄哀婉的情愫。
這部影片的故事非常之簡單，立意卻非常之大膽。妻子周玉紋（由韋偉飾演）同丈夫戴禮言（由石羽飾演）生活在被戰火摧毀的祖宅裡，因為戰爭的緣故，戴家的事業一蹶不振，在現實的打擊之下，戴禮言整日以生病為由，躲避現實生活，也躲避妻子和家人。其實在影片所展現的事實之下，還蘊含著另外一條故事主線，便是戴禮言和周玉紋夫妻的中年感情危機。
在這樣的境遇裡，兩個正處於青春華年的夫妻卻過起了分居生活，在周玉紋的旁白裡，觀眾們可以得知，兩個人平日裡幾乎很少對話，他們沉默絕望的生活之下，掩蓋著少婦周玉紋的情感波瀾。斷壁殘垣的城牆，死氣沉沉的花園，家道中落的戴家老宅，映襯著周玉紋和戴禮言的情感危機。
而在這個莊園裡，除了兩夫妻之外，還生活著與戴禮言精神狀態截然不同的妹妹戴秀，和哥哥的心境不同，戴秀對未來的生活充滿了嚮往，她就像是影片中一個生機勃勃的未來。在哥哥整日面對死氣沉沉的花園時，她卻做起了別緻的盆景。在周玉紋和戴秀看來，戴禮言並沒有得他所謂的肺病，她們倒是認為戴禮言更像是得了精神失常。
而讓影片最具戲劇衝突的點，全部聚焦在一個遠道而來的客人身上，這個人是戴禮言的好友，同時也是周玉紋的舊情人，他名叫章志忱，現在是一名醫生。他的到來，打破了戴家的苦悶生活，也打破了周玉紋和戴禮言夫妻的情感平衡。章志忱和戴禮言雖然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也年齡相仿，但是因為生活閱歷和性格特點不同，他們對生活持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態度。戴禮言是鬱鬱寡歡，悶悶不樂，看不到生活的希望，而章志忱是充滿熱情和活力，對未來充滿了嚮往。
章志忱的到來，使得他和周玉紋之間的原始情感，與周玉紋和戴禮言之間的傳統夫妻關係，在這個破敗的宅院裡，在這個斷壁殘垣的城牆上，在這座沒有名字的南國小城的春天裡，形成一種獨特的原始和傳統，天倫和人倫和天性之間的角力。
章志忱的到來，給已經心如死灰的周玉紋的感情生活激起了無窮的漣漪。在費穆導演，遠距離或明或暗地取景裡，銀幕前的觀眾，看到了兩個人逐漸加強的激情。然而又因為章志忱和戴禮言的朋友之誼，周玉紋和戴禮言的夫妻之情，使得觀眾們從他們細微的姿態上可以看出，他們二人在相互靠近的同時又彼此回撤，他們的這些姿態讓銀幕前的觀眾們更加形象的看到兩個人之間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整部影片中，費穆導演對周玉紋、戴禮言、章志忱這場關於夫妻、朋友、舊情人之間的三角戀剋制的處理，以及提示著妻子思想歷程變化的畫外音的自由運用，是整部影片成功的關鍵。周玉紋的畫外音，在影片中不僅僅是一種客觀的自述，有時候還夾雜著一種旁觀者的全知的角度。
周玉紋的畫外音，更有利於銀幕前的觀眾，對這場情感糾葛的理解，而這種理解，更像是一種釋懷，一種對過去，對當下，對未來，對自我的情感釋懷，最終是一種情感內應力的顯現和釋放。大部分中年觀眾們通過周玉紋的視角，窺探到的不僅僅是周玉紋本人，更是生活在絕望情感現實中的我們自己。而在觀影的過程中，這些觀眾又跟著周玉紋的心路歷程，進行了一場自我的，關於情感生活的剖析。
周玉紋一方面面對的是能力軟弱，情感冷漠的丈夫，一方面面對的是熱情似火，才華橫溢的舊情人，在人慾常情上應該何去何從看似很簡單。但是周玉紋和章志忱的情感卻糾結在人慾和道德之間，這種矛盾就猶如王家衛的電影《花樣年華》中的那句著名的臺詞一樣“如果還有一張船票，你會不會跟我一起走？”人們就是這樣，在時代的背景之下，在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網中，無法做自己情感的主宰。
《小城之春》中，周玉紋多次寓情於景的畫外音，暗合了我國古代詩詞借景抒情的修辭方法，如在和章志忱在舊城牆上約會時的畫外音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心情，在這破敗空虛的城牆上”，這句話是不是就是對蘇軾的那句“多情卻被無情惱”換成當下環境的應用。再有在慶祝戴秀生日的那天晚上，畫外音是“像是喝醉，像是做夢，這時候月亮升得高高，微微有點風。”是不是擁有一種朦朧詩意的美感。在影片中，除了周玉紋的畫外音，在畫面的構圖上，費穆也一直尋找一種我國古代詩詞的意境，斷壁殘垣的城牆，破敗的宅院，是不是有點古代詩詞中“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境界。
影片的最後費穆並沒有用一種極端的情感態度，去明確的批判封建禮教，也沒有過多的宣揚情感自由。他而是在兩種態度中，找到了一種相互角力的平衡，他用一種哲人的態度，將兩種情感態度用一種共存卻不對立的包容呈現在了觀眾的面前，在一種哀婉，憂傷的氛圍裡，影片擁有了古代詩詞中對情感含而不發的質感。這也是《小城之春》在多年之後，愈加得到國內和世界電影人重視的原因，在這部影片中，觀眾們看到了一種人類情感中，永恆的話題，雖然我們從中找不到人生的答案。
多年後在賈樟柯導演的《海上傳奇》中，周玉紋的的扮演者韋偉和費穆導演的女兒費明儀再次談到費穆導演和這部《小城之春》時，同時強調了費穆導演對於電影藝術態度的執著和純淨，我想這種純淨的藝術態度，是他能夠將《小城之春》這部救場且對於當時的那個時代不太應景的作品，拍成華語巔峰的關鍵原因。在向韋偉講這部電影時，費穆只說了六個字“出乎情，止乎禮”。而這六個字，也是整部影片的情感道德的要義和精髓。《小城之春》對於華語電影的影響深遠，以至於在多年之後，觀眾們在王家衛和侯孝賢這樣的大師的作品裡，依然能夠看到《小城之春》中那種含蓄情感的影子。而《小城之春》就像華語電影史上的一座燈塔，成為了華語電影發展的重要座標，它還像華語電影史上的一座豐碑，時刻提醒著後來的電影人，關於電影藝術的內在品質。
在回憶起一次電影活動現場關於《小城之春》的遭遇時，我國著名的電影學者戴錦華如是說：
1997年我在法國主持中國電影之夜，放完《小城之春》後，法國記者水洩不通把我圍在中間，只問一句話：“製作年份你們搞錯了嗎？”我就直接回答他們：“對，這時候中國已經出現了所有你們引以為傲的新浪潮電影語言。”他們就閉嘴了。閱讀更多 周遊世界電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