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浩瀚，公子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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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我想大家都不陌生，这正是李白所描绘的黄河。黄河，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古以来，就是历代王朝十分重视的地方，即使是外族统治也不例外。

元朝末年，黄河引发了大规模的洪水，沿岸几十万百姓受灾，时任宰相的脱脱极力主张赈济救灾，而元顺帝也是大力支持，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却成为了元朝灭亡的导火索，这到底为什么呢？

宰相脱脱的“非智”

要是真的细数中国的大一统封建王朝，元朝其实算是一个存在感不高的朝代，因为存续时间短，也因为是一个异族政权，所以我们普遍对于元朝没什么好感，即便它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朝代。而正是这么一个朝代，在传到最后一任皇帝——元顺帝，也算是走到了尽头。

其实，这个元顺帝和别的亡国之君还真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昏君，甚至还颇有点康熙的架子：

“至元六年（1340年），妥懽帖睦尔扳倒权臣伯颜而亲政。亲政初期，他勤于政事，任用脱脱等人，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挽救元朝的统治危机，史称“至正新政”，包括颁行法典《至正条格》，以完善法制；颁布举荐守令法，以加强廉政；下令举荐逸隐之士，以选拔人才。”

如果说元顺帝是一个挺有想法的理想家，那么宰相脱脱就是实现他理想的行动家：

“脱脱（1314年－1356年），亦作托克托、脱脱帖木儿，蔑里乞氏，字大用，蒙古族蔑儿乞人，元朝末年政治家、军事家。元统二年（1334年），脱脱任同知宣政院事，迁中政使、同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中书右丞相。至元六年（1340年），为中书右丞相，大改伯颜旧政，复科举取士。至正三年（1343年），主编《辽史》、《宋史》、《金史》，任都总裁官。至正十年（1350年），改任中书右丞相，发行新钞票“至正交钞”，并派贾鲁治理黄河，成绩斐然卓著，赢得水患灾民的民心，被赞誉为“贤相”。

虽然有着”贤相“的美称，但是就修黄河这件事儿，咱还真得说道说道。

说起咱们的母亲河——黄河，脑海中能瞬间想到的应该就是一大片泥黄色的浊水冲过垭口的画面，所谓”一碗水，半碗沙“，说的正是黄河，自古以来，黄河泛滥而导致的决堤其实不是什么稀罕事，历朝历代多多少少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管你现在天下跟谁姓，我该决堤时还决堤。

1350年，“任性”的黄河又决口了，这黄河决口放那里不管肯定不是个事儿啊，那就救灾吧，元顺帝召集了群臣开始商议救灾策略，满朝文武，也别管什么汉人，蒙古人了，赶紧想个辙儿，几十万灾民都等着呢！可奇怪的是，满朝大臣鸦雀无声，原本十分积极的汉人此时也是低着头一言不发，大家就你蹭蹭我，我看看你，反正就是没有救灾策略，这下可急坏了元顺帝，平时一个比一个能吹，真要办点事情就跟霜打了一样。

这时，行动家脱脱发话了，而且立场很坚定——必须要救灾，并且还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从都省拨救灾款，让流离失所的民众出力修河堤，政府管饭，这样既修了河堤，又救了灾民，一举两得！

“河决白茅堤，又决金堤，方数千里，民被其患，五年不能塞。脱脱用贾鲁计，请塞之，以身任其事。出告群臣曰：“皇帝方忧下民，为大臣者职当分忧。然事有难为，犹疾有难治，自古河患即难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而人人异论，皆不听。乃奏以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发河南北兵民十七万役之，筑决堤成，使复故道。”

乍一听这个想法还真是妙哉，中央出一笔钱，既修了河堤，又让灾民吃饱了饭，一份钱办两件事，简直就是赚钱买卖，元顺帝大笔一挥——准！开干吧！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都是误会啊！

按照脱脱和贾鲁的安排，修河堤的工程在一点一点地进行着，就在元顺帝和脱脱觉得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河工们造反了！这就有点让元顺帝摸不着头脑了——

就这样，蒙古人跨上了战马，又开始了对于汉人的血腥镇压，其中以韩山童，刘福通的“白莲教”起义为主要征讨对象，说起这两个人啊，那一定得给他们颁一个“最佳演技奖”——话说当时在工地上盛传着一句话：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当时的人普遍文化程度不高，所以自然而然也就比较迷信，后来自称是大宋朝后裔的韩山童和刘福通告诉大家，这是天上要降下灾祸，灭亡元朝了，再后来，工地上就莫名其妙地出土了一座一只眼的石人，就验证了韩、刘二人的说法，其实，这个把戏已经玩了很久了，早在秦朝末年陈胜吴广大起义的时候就已经被搬了出来，想不到类似”大楚兴，陈胜王“的把戏过了一千多年还是照样很吃香，可见真的是“一招鲜，吃遍天”！

其实啊，这根本就是一场误会，元顺帝觉得灾民是得寸进尺，可事实是灾民真的没有得到安置，饿着肚子在给元朝干活儿呢！那朝廷拨给的赈灾粮饷都去哪了呢？答案很简单——全部被贪污了。

元朝的皇室开支是历朝历代最奢侈的，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可能以前吃了太久的风沙，现在是要全部弥补回来：

“元朝皇帝多崇信喇嘛教，每年花在喇嘛教上的银子不计其数。有的元朝皇帝一年四季斋醮不断，用于佛事的费用岁费千万，于是有“国家财富半入西蕃”的说法。元代中期的文臣张养浩曾作过粗略的统计，若将当年元朝财政总开支的数字划作三等分，朝廷每年用于佛事的就占去二等分。

元朝宫廷的开销毫无节度，其数额令后世叹为观止。元文宗期间，有大臣上报说：皇后每日的生活费用是钞10万锭，币(币帛)5万匹，绵5000斤。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一共计岁赐皇亲贵胄金2000锭，银252630两，钞110290锭，帛122800匹。每逢元朝皇帝入继大统，按照旧的传统礼仪，亲王、宗臣、庶官、卫士，赐与之数，金币谷帛以万万计。

如此庞大的开支，负担当然全部都压到了老百姓的头上，征服了汉人土地的蒙古人根本就没有把这个土地上的汉人当作人来看，不仅在全国范围内把人分为四等，而且对于地位最低的“南人”可以随意屠杀，各种苛捐杂税更是数不胜数：

“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句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

看见了吧，你做任何事情都要向元朝政府缴税，哪怕就是站着不动也要交钱！咱们试想一下，如果你生活在当时的元朝，而且很不巧的成为了地位低下的南人，你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此次修河堤对于官吏们来说，无非就是一次贪污的“例行公事”罢了，上次我写过的有关元朝制度的文章有提到元朝的行省制度，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窥探一下，元顺帝拨给的赈灾银到底经历了什么？首先这笔银子从中央财政（都省）出发，先是被都省的官吏克扣一些；其次，这笔饷银分派到了行省，行省的官吏再克扣一些，当然啦，押运过程中负责人拿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啦，美其名曰“损耗”；然后由行省官员再分派到各级路、州、乡、县，逐级地克扣一点，等到了工地上，你说还能有多少剩余呢？更有甚者，一袋大米90%都是沙子，你这让人怎么吃？

而元顺帝和脱脱是毫不知情的，他们依然天真地以为赈灾银已经如数发到了百姓地手里，正等着百姓们对他俩歌功颂德呢！

一边美滋滋地等着被颂扬功德，另一边满腹愤懑，恨得咬牙切齿，你说，这难道不是一场误会吗？

有一种可怕叫沉默

虽说这是一场“误会”，但是并不是不可以避免的，对于宰相脱脱的“非智”，那些为元朝做事的汉臣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弊端，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他们全都保持沉默了，几乎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出这个方案的危险后果！

其实这是很耐人寻味的事情：大元开国八九十年了，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身为元朝的臣子，不仅不出谋划策，而且对他们可以预见的危险依然保持着沉默，这应该是一个很有深意并且十分可怕的信号。

首先，汉臣的沉默绝对不是无来由的，熟悉中国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汉臣最大的特点就是能说，一个精通官场之道的汉臣，能把黑的说成是白的，也能把白的说成是黑的，甚至连皇帝都有点怕他们，例如后来明朝的言官周观政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观政亦山阴人。以荐授九江教授，擢监察御史。尝监奉天门。有中使将女乐入，观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观政执不听。中使愠而入，顷之出报曰：“御史且休，女乐已罢不用。”观政又拒曰：“必面奉诏。”已而帝亲出宫，谓之曰：“宫中音乐废缺，欲使内家肄习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无不惊异者。”

朱元璋好不容易想要招个女乐进宫，却被一个小小的言官给阻挠了，不仅如此，言官还当面数落了他一顿，堂堂天子给言官道歉，场面确实有点滑稽，

既然沉默不是他们的天性，那么他们的沉默一定是有原因的，其实，这个原因也很简单——汉臣也想分一杯羹。皇帝从国库拨了这么大一笔饷银，是个人都会心动，更何况，封建官吏做官是为了什么？还不就是为了捞更多的钱嘛！假如这件事情让脱脱知道了，那就谁也别想捞钱了，凭借脱脱的性格，不管是蒙古人，色目人，还是汉人，一旦贪污，他是会追究到底的，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所以，汉臣都保持沉默了。

如果单单说，只是为了中饱私囊而选择沉默，其实这个谈不上危险，最多就是贪点钱而已嘛，而我之所以说可怕，那是因为汉臣还明白一个更加深刻的道理，而这个道理的知道与否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存亡——异族政权要想在汉家土地长治久安必须要汉化。

这个道理蒙古人不会明白的，他们也不想去明白，对于从马背上夺取天下的蒙古人来说，用武力征服是他们的唯一信条，当年面对和他们不相上下的金人时，不也照样用蛮力征服了吗，更何况是这些手无缚鸡之力，毫无战斗力可言的汉人呢？甚至在征服南宋之后，蒙古贵族别迭想把汉人都杀光留出空地放牧：

“太祖之世，岁有事西域，未暇经理中原，官吏多聚敛自私，赀至钜万，而官无储偫。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於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

而事实证明，如果不通汉化，异族对于汉人的统治，也仅仅只能是蛮力征服了，并且决计不会长久。

为什么异族政权不汉化就不会长治久安？

其实要谈这个问题，完全可以拿元朝和清朝做对比，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拒绝汉化”和“接受汉化”的例子，元朝统治中国97年，而清朝统治中国则有267年，同样是少数民族政权，二者存续时间却相差了170年，可见汉化对于少数民族政权来说有多么重要！

那究竟什么是汉化呢？给汉化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是：接受并且被汉人文化所同化，用汉人的方式治理天下。

满清和蒙元入主中原后，其实都进行了相当规模的屠杀活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可以说最初满清对于汉化的认同度其实和元朝差不多，而清朝的优势在于清朝的前身后金其实是一直依附于明朝的，从明朝建州设卫开始，建州女真人就一直在被汉文化所熏陶，包括汉家文化，册封礼节，政治取向等等，毫不夸张地说，建州女真人其实一直生活在汉文化的大背景下，要知道，对于一种民族文化的接受其实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早期接受汉文化对于清朝长时间的统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开化”作用。

接受并且被汉文化所同化这个其实并不难，即使统治者再笨，依葫芦画瓢肯定会吧——你设内阁，我也设内阁；你设官员品级，我也设官员品级；你让农民种地，我也让农民种地。这无非就是一个模仿加创新的过程，对于一个立国者而言，这并不是什么难事。

真正困难的是“用汉人的方式治理天下”，有了汉人治理国家的那一套体系，还远远不够，统治者必须明白什么是汉人治理天下的方式，而这一点正是元朝统治者不明白的，至少从他们提议杀汉人，把耕地变成牧场的做法来看，他们是绝对不知道的。

纵观历史，汉人治理天下的核心只有一个——封建儒家思想。

注意，我说的是封建儒家思想，而并非儒家思想全部，两者是有很大差别的——前者是为了维系封建统治，而后者则是我们一直所认可的“仁义礼德”的道德规范。

封建儒家思想在历史上可以追溯到汉代名臣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董仲舒所归纳的思想里，大一统首次被推上了封建治国的历史舞台，随后围绕“大一统”而提出的“天人感应”和“以德治国”成为了封建儒家思想的组成部分：

“大一统"既然是宇宙间最一般的法则，那么封建王朝当然要遵循。这就是董仲舒所要设立的政治哲学的核心。他根据'大一统"的普遍法则，提出了思想也要"大一统"的论点。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只要不是在六艺之列的，（所谓“六艺”，就是过去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和孔子那一套儒家思想的人。都不许其发展下去，不允许和儒家思想一起存在。”

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也就意味着封建儒家思想开始慢慢变成民智开化的唯一方式，而以德治国和天人感应成为了汉人政权帝王的治国方略基础：

“人君为政应"法天"行"德政"，"为政而宜于民"；否则，”天"就会降下种种"灾异"以"谴告"人君。如果这时人君仍不知悔改，"天"就会使人君失去天下。”

这也正是汉武帝最终会“轮台罪己”的原因，其实他也并不一定真的觉得自己错了，而是这么做是完全符合封建儒家治国思想的，于国于民，他都应该如此。

而由封建专权思想所领导，以德治国为君临天下方针的策略，最终形成了我们常说的“王道”——刚柔并济，实为治国治民的标准，也是检验帝王合格与否的标准，而“王道”这一概念其实在先秦就有了雏形：

《寡人之于国也》曾记载过这样的一段对话：““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不违农时，养生丧死无憾”是封建儒家思想仁义爱民的体现；“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是封建儒家思想忠君孝义的代表；再加上董仲舒所宣扬的”君权神授“理论，能做到这些的君王才是可以长治久安的人君啊！从草原而来的蒙古人，只会在意坚利寒芒划过汉人脖颈的那一抹血色，却读不懂汉人眼中同样刚毅绝然的轻蔑目光！

自先秦至蒙元，1500年的时间，历朝历代慢慢摸索出的“教化之道”，真的不是马背上的民族用蛮力可以改变的，也许你可以强占汉地，也许你可以妄杀汉人，但是，如果你不明白汉人所信仰所崇尚的是什么的话，那么你的统治则仅仅只是强占而已，最终只需星星之火，便可成燎原之势，最终在汉人如浪潮般的反抗中，逐渐没落消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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