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移民絕，都市衰

葛劍雄

都市離不開移民，無論是在其形成之初，還是在其發展過程中。一旦移民斷絕，甚至出現人口大量外遷，富有該都市特色的文化亦隨之而停滯，而衰落，以至最終消亡，古今都市概莫能外。

如西漢長安，是在秦朝咸陽城外的廢墟上新建的，故址也只是一個鄉，幾乎已沒有原住民。但在建成之日即遷入大批功臣、貴族、關東六國後裔及豪強，以後又通過遷入陵縣(依託皇帝陵墓而設的縣)的辦法，在長安附近形成了一個城市群，總人口超過一百萬。西漢後期，長安一帶已是“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的繁華都市，形成“五方雜錯，風俗不純”的文化特色。但在公元初新莽政權覆滅引發的戰亂中，長安人口損失慘重。東漢建都洛陽後，不僅吸引了大批移民，連長安和關中的精英也紛紛遷往。儘管關中父老仍在夢想有朝一日首都遷回長安，但實際上再未恢復昔日的繁盛。

近代上海是一個典型的移民城市。1843年上海開埠時，整個上海縣只有50餘萬人口，英租界和法租界所在地是上海縣城外的鄉村，大部分還是農田和墳墓，人口稀少。但到1900年，上海的人口已經突破100萬，到1949年更高達500多萬。上海開埠時總共才有26位外國人，但以後迅速增加，經常保持著數萬人的規模，1943年外國僑民高達15萬，1949年上海解放時還有28000多人。上海從一箇中等水平的江南縣城一躍成為中國和亞洲最大、最發達的都市，移民無疑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但自1949年至20世紀70年代末，上海的高素質人口大量遷出，如遷往成為首都的北京，參軍參幹，支援外地建設，求學，隨國民黨遷往臺灣，遷往港澳和國外，60年代後大規模的大小三線建設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遷出人口數以百萬計。遷入的人口不但數量有限，而且以幹部、退伍軍人、體力勞動者為主，少數大專畢業生往往學非所用，作用無法充分發揮。再無新的外國僑民遷入，原有僑民大多遷出，未遷者也陸續消失，最後一位外國僑民至80年代初死亡。

由移民帶入的內資、外資全部斷絕。上海都市文化的長期蕭條正是這些因素的必然結果。而同期的香港卻因大批高素質內地移民的遷入而獲益，更因其特殊地位而成為東西方、海內外文化接觸和交流的場所，在相當程度上已與上海主客易位。

但移民所起作用與其本身各種因素有關，如移民的來源、數量、類型、素質，也與其遷入時間和方式有關，還取決於遷入後所處地位。一般來說，來自經濟、文化發達地區的移民總體素質較高，反之則較低。素質高的移民傳遞文化信息的能力強，而本身來自文化發達地區又使他們傳遞的信息水平高，具有先進性。在同樣條件下，數量多的移民群體當然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生存型的移民滿足於獲得生存機會，隨遇而安，沒有明確的發展目標，缺乏自覺的文化傳播意識。而發展型移民注重自身在物質和精神上的發展，不僅會選擇最適宜的定居環境，還會自覺、主動、積極地發揮自己的文化影響，或者學習更先進的文化。其中群體性的發展型移民，由於數量多、遷入時間集中、定居密集，起的作用最大。總之，素質高、數量多、遷入早(相對於其他移民群體而言)、遷入集中、在遷入地擁有平等社會地位的移民群體，對當地都市文化的形成和發展能起重大的甚至決定性作用。

近代上海的移民主要來自浙江和江蘇，在移民總數中大致要佔70%，其中浙江北部和江蘇南部的移民又佔多數。浙北和蘇南自五代以來的千餘年間一直是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明清以來更是文化最發達的地區。這一地區人口稠密，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時，蘇州府的人口密度超過每平方公里1000人，全國人口密度最高的府大多集中於此地區。由於地少人多，本地生產的糧食已無法滿足當地人口的需求，一方面需要大量輸入商品糧，另一方面也迫使大量人口從事商業、手工業、服務業，或遷往外地謀生。

因此，這一地區的人口商品意識較強，適應市場經濟，勇於遷移，成為新興的上海重要的移民來源，並能輸出較高素質的移民。由於上海租界的行政制度和管理方式系從英、法、美國移植，租界當局為自身發展計，大量吸引外來移民，管理有效，措施適宜，因而移民處於比較平等的地位，定居過程相當順利，很快發揮作用，形成新的都市文化。

擁有政治權力、社會地位或經濟實力的移民，儘管數量不多，但也能對遷入地的都市文化發揮特殊作用，甚至起決定性作用。例如，兩宋之際北方人口大量南遷，其中首都開封一帶的人口集中於南宋的臨時首都臨安，特別是杭州城內。儘管他們的數量在總人口中並不佔多數，但包括了皇帝、皇室、貴族、官員、將士、士人、商人、藝人、僧道等。他們有強烈的文化優越感，對原住民處於強勢地位，居住又相當集中，所以在頑強地保持自己的文化的同時，成為原住民自覺或不自覺的仿效對象。杭州城內本來是使用吳方言的，隨著這批特殊移民的定居，漸漸成了帶開封話口音的方言島。明朝人郎瑛已經注意到這一現象，直到今天，杭州話還有“兒化”的特徵，殘留著北方話的痕跡。

又如，定居在上海租界的外國人數量並不多，其中使用英語的人更少。但英語在世界的地位和英國人、美國人在租界的地位，使上海人學英語的積極性空前高漲，長盛不衰。新形成的“上海話”中使用英語的詞彙之多，滲透之廣，在中國都市方言中首屈一指。不僅有沙發、咖啡、麥克風、拿摩溫(numberone，指領班、工頭)、派司(passport)等直接音譯的詞彙，還有新創造的老虎窗(roofwindow)、康

抗戰期間的陪都重慶市內也曾出現過類似現象，由於“下江人”(泛指江蘇、浙江、安徽等長江下游地區)、特別是江浙人所處的政治、經濟、社會地位，這類“下江”文化成為一時風尚，引起當地人的仿效。但由於時間太短，多數外來人口尚未定居，與南宋杭州不可同日而語。

如果缺乏強大的本土文化和其他有競爭力的移民群體，往往會出現某種外來文化取代本土文化的現象，成為簡單的文化移植，難以形成新的都市文化。

19世紀後期以降，大批移民遷往東北。到20世紀前期，又以行政中心、交通樞紐、工廠礦山、商業中心為基礎形成了一批大中城市。這些城市大多拔地而起，居民全部是外來移民，自然沒有本土文化。有的雖依託原來的居民點，但原住民人口微乎其微，與移民相差懸殊，本土文化的影響可忽略不計。由於移民的來源單一，以山東人為主，且基本都是農民和底層貧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無法形成新的都市文化。在實現都市化後，當地的文化也缺乏特色，缺乏創造力。只有當移民擁有多元特徵，又處於平等競爭的地位，本土的傳統文化和少數群體的文化得到有效的保護，人口處於良性的流動狀態，才能形成富有鮮明特色和創新活力、多元多樣、兼容幷蓄、自主自覺的都市文化。

近代上海完全具備這些條件：儘管江浙移民佔了多數，但來自廣東、安徽、山東、湖北等地的移民也佔有一定的比例，且在地域和行業分佈上相對集中，擁有局部優勢。外國移民既來自英、美、法等租界的擁有國，也有“白俄”、猶太人那樣高素質、富有凝聚力的特殊群體，還有歐洲、亞洲各國的僑民，都具有多元的特點。

由於移民的總體素質都比較高，所以即使某一群體的人數不多，但維護自身文化的能力和傳播能力都比較強。如前所述，租界的特殊條件使土著人口和各個移民群體處於平等競爭的地位，客觀上使處於激烈競爭下的各種文化得到有效的保護。更重要的是，在1949年前，上海的人口基本是有進有出的，以遷入為主，但同時也有大量遷出，有的年份甚至進出大致相當，其結果自然有利於優勝劣汰，適者生存，也有利於文化的流動和創新。“海納百川”並非自覺的結果，而是實際的需要，或者說是不得已的選擇。一旦新的移民來源斷絕，人口不再流動，已經形成的都市文化就必定會停滯以至衰落，1949年至80年代初的上海就是如此。

儘管當代的科學技術與社會進步已使全球文化交流成為可能，甚至能在某種文化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同步傳播，一個開放的城市也完全可以接納世界各種文化，但移民的作用依然無法為其他傳播手段和方式所替代，移民在都市文化中依然是最活躍、最忠實、最有效的載體。

這是因為通過媒體和技術手段傳播的文化只能被動地接受，只能在一定的範圍內選擇，而通過移民傳播的文化使傳播和接受的雙方都具有主觀能動性。也是因為移民不同於流動人口，他們對遷入地和定居地具有歸屬感。有了歸屬感，他們就會自覺地、有選擇地學習他們認同的本土文化、主流文化，也會頑強地堅持他們自身的文化中先進、合理的成分，並積極予以傳播推廣。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移民在都市文化中的作用依然是無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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