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檢察日報正義網
認罪認罰從寬“控辯審”三人談
——大檢察官大法官大律師
以同堂講授形式開展培訓
11月1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姜偉、全國律師協會刑事辯論專業委員會主任田文昌在國家檢察官學院參加“控辯審”三人談，就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中的重點問題進行深入細緻的權威解讀。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修改後刑事訴訟法確定的一項重大制度，本質上是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項重要舉措。為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更好地把這項制度落到實處，11月18日至2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國家檢察官學院組織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檢法同堂培訓班。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姜偉
全國律師協會刑事辯論專業委員會主任田文昌
開班第一天，學員們驚喜地發現，課堂講臺上擺放了三個座位，由三位“重量級”人物同堂講授：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姜偉、全國律師協會刑事辯論專業委員會主任田文昌，分別從檢察官、法官、律師角度，就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中的重點問題進行了深入細緻的討論式解讀。許多學員並不知道，這是時隔6年，“控辯審”三人談再次“論劍”。臺上，三位“大咖”交鋒熱烈，臺下，一眾學員深受震撼。
有幸親歷“控辯審”三人談，讓同堂培訓的199名法官、檢察官和前來聽講的30餘名律師代表激動不已。3個半小時的思想盛宴，思考之門豁然洞開，收穫滿滿，回味悠長。
“控辯審”三人談第三次“論劍”，話題直擊法治體系建設，事關刑事訴訟新格局
在全國上下緊鑼密鼓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之際，第三次“控辯審”三人談，意義不言而喻。
近年來，我國社會大局保持穩定，但國家安全和社會治安形勢依然嚴峻複雜，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經濟領域犯罪及網絡犯罪呈現新的特點，新型犯罪案件不斷增多，司法機關懲治犯罪、維護穩定壓力增大。辦理刑事案件，在案多人少、司法資源有限情況下，如何保障公平不打折、正義不遲到？如何保障案結事了，促進社會和諧，減少對抗情緒？如何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實現“三個效果”有機統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一項重大司法制度變革，更為“中國之治”提供了一個重要解決方案。
修改後刑事訴訟法用19個條款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條件、辦理程序、當事人權益保障等作出具體規定，貫穿了整個刑事訴訟程序，構建與速裁程序、簡易程序、普通程序有序銜接、繁簡分流的多層次訴訟制度體系，推進刑事訴訟制度現代化提供了基本遵循。
控、辯、審，刑事法庭上最基礎的三方構造，同時也是對抗最激烈、融匯最規範的三方構造。讓控辯審三方坐下來聊一聊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如果你是一名法學院的學生尤其是刑事訴訟法專業的學生，建議你到圖書館借閱一本2001年版《刑事訴訟控辯審三人談》或者2014年版《新控辯審三人談》看看。
在2001年版《刑事訴訟控辯審三人談》中，時任最高法刑一庭庭長的張軍、最高檢公訴廳廳長的姜偉和全國律協刑委會主任的田文昌以對話的方式，分別站在法官、檢察官、律師角度，對刑事訴訟理論與實務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他們以自然融入的現場感、辯駁求真的可讀性、不同觀點交鋒碰撞的全景式呈現，為控、辯、審法律共同體，為實務界、理論界和社會大眾提供了一種探究刑事訴訟法的三維視角。
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訂後，2013年年初，為從控訴、辯護和審判三方面詮釋新法，時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的張軍、時任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的姜偉和田文昌進行了第二次“三人談”，並於2014年整理出版了《新控辯審三人談》。
凡新生事物，必然要迎接種種考驗、闖過重重難關，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也不例外。2018年10月，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確立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這一制度在實踐中也無可避免地遇到了來自社會的擔心和疑慮、來自實踐的困惑與迷茫。舉辦這次法官檢察官同堂培訓，就是為了貫徹落實修改後刑訴法，充分發揮控、辯、審等各方作用，共同推動解決司法實踐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以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共同認知讓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司法制度落到實處。
“刑事訴訟法第三次修改，設立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訴訟理念、訴訟結構等都帶來了重大的變革，為控辯審三方再次聚首提供了又一次機會。”主持“三人談”的最高檢副檢察長陳國慶介紹了三人談的緣起。
“三人談”第三次“論劍”，組合未變，角色互換——第一次“三人談”時的法官變成了首席大檢察官，當時的檢察官變成了二級大法官：張軍已任最高檢檢察長，姜偉已任最高法副院長。大律師田文昌，還是刑辯大律師。
“三人談”重出“江湖”，如何論劍，大家充滿了期待。
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對法官、檢察官、律師的理念認識、職業要求遠高以往
“2019年前三季度，檢察機關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審結案件404142件486842人，決定起訴440717人，不起訴44312人，其中適用簡易程序和速裁程序合計273407件，佔85.5%。”
2019年10月底，最高檢首次按季度對外公佈檢察業務數據，關於認罪認罰從寬，檢察機關交出了這樣一份答卷。
自這項制度施行以來，司法機關積極貫徹落實，在提升訴訟效率、化解社會矛盾、減少社會戾氣、創新社會治理、促進社會和諧等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實現了辦案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會效果有機統一。檢察機關積極履行主導責任，與其他司法機關一道，為促進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貢獻“法治智慧”和“檢察擔當”。
2019年10月16日，針對法律適用中的實踐問題，“兩高三部”聯合印發了《關於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對辦理認罪認罰從寬的基本原則、適用範圍和條件、各辦案機關的職責、當事人權益保障等作了細緻規定。
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對法官、檢察官、律師法律職業共同體的要求高於以往。只有三方都秉持同一理念，按照同一標準辦案，方能讓這項新制度行穩致遠。
在主題講演環節，三人對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張軍指出，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是一項意義非常重大的改革，本質上是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種訴訟模式，希望利用法官、檢察官和律師三方共話的機會，共同促進刑事訴訟法規定和“兩高三部”《意見》的落實。
姜偉表示，要全面認識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帶來的司法理念、訴訟模式的變化，認真總結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有益經驗，建立健全綜合配套機制。
田文昌認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施行中遇到的最主要的問題是如何實現公正和效率，當公正和效率發生衝突時，要把握有利被告人的原則，在這方面律師要真正發揮作用。
如何看待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主導責任？認罪認罰從寬案件速裁程序是否影響庭審實質化？
“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主導責任，與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改革目標之間有沒有衝突？”控辯審三人各以10分鐘左右開場白後進入現場提問環節，天津市高級法院刑一庭四級高級法官張愛曉率先發問。
“以審判為中心的實質就是以庭審為中心，以庭審為中心的實質是以證據為中心。刑事案件查清事實、準確認定犯罪的關鍵問題，就是一切拿證據來說話。在法庭上，訴訟法規定指控證明犯罪的責任由誰來承擔？檢察官。指控證明犯罪是檢察官的責任，在法庭上必然要肩負起相應的主導責任。”張軍回應說，檢察官的主導責任是法律規定賦予的，庭審一錘定音的還是法官。特別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要求檢察官積極主動履行諸如認罪認罰教育、量刑協商、程序選擇等一系列法定職責。檢察官要抓緊提升能力，真正把主導責任承擔起來，把履職責任做到極致。
姜偉認為，檢察官主導責任與以審判為中心訴訟改革沒有衝突，兩者的宗旨和目標是一致的，檢察官主導責任不會削弱法官審判權的中心地位。主導責任履行得越好，案件的事實和證據就越能經得起法庭的檢驗，確保在懲罰犯罪的同時保障無辜者不受追訴，最終為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改革創造有利條件。
田文昌也認為，檢察機關的主導責任與以審判為中心完全一致。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中，更要關注如何體現和落實檢察官的主導責任。
“認罪認罰從寬案件可以簡化庭審質證程序，速裁案件一般不再質證，與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所要求的庭審實質化是否矛盾？”山東省高級法院刑三庭副庭長王平問。
“速裁程序和庭審實質化都是法庭審理的方式，只是表現形式不同，實質是一致的。”姜偉回應，兩種審判方式是不對立的，更不是互相否定的，而是體現了訴訟的繁簡分流、輕重分離、快慢分道。速裁程序中，法庭查明案件真相的責任沒有減少，認定犯罪的證明標準沒有降低，維護被告人合法權益的正義要求沒有改變。
張軍表示，速裁程序案件相對簡單，一目瞭然沒有爭議，就沒有必要再走實質化的庭審。同時法律還規定，被告人不構成犯罪、否認指控犯罪事實等情形，速裁程序可隨時轉化為普通程序。這些法定程序，能夠保證認罪認罰從寬案件速裁程序達到庭審實質化的效果和目的，同時節省司法資源，兼顧了效率和公平，這是最佳法律選擇。
田文昌也表示，速裁程序最後的裁判權也還在法官那裡，並沒有違背實質化原則。
11位法官、檢察官、律師提問尖銳，大檢察官大法官大律師一一回應
共有11位法官、檢察官、律師先後提問。
提問環節持續了近三個小時，共有11位法官、檢察官、律師提問。
認罪認罰案件量刑幅度如何體現對被告人從寬？網上庭審直播時候是否要考慮被告人意願？如何充分聽取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值班律師的意見？量刑精準化會否侵犯法官審判權？值班律師訴訟地位如何定位？宣判後被告人上訴或者法官不採納量刑建議是否要抗訴？檢察機關認罪認罰從寬適用率70%的目標是否能達到？……對這些問題，三人均一一作答，其中不乏觀點交鋒。
“今天的談話很有實質性意義，希望對今後落實刑事訴訟法具有推動作用，希望大家沒白來。”“三人談”接近尾聲，田文昌說。
“三人談是一次公開課、答辯會。大家提出的很多課題，都是需要進一步完善解決的，很有價值。”姜偉表示。
“從大家的熱烈參與程度來看，這次‘控辯審’三人談，是符合當前落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求的實際行動。大家從中都會有實實在在的收穫。”張軍表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具有重大意義，在提升效率的同時更主要目的是促進社會和諧和犯罪人改造，為法治建設奠定更好基礎。推行這一制度也能促進司法公正、司法權威的建設，充分顯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優越性。今天“三人談”，就是為把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宣傳好、落實好，總體來說達到了這個目的。
聆聽“三人談”之後，現場多位法官、檢察官、律師表示思考很多、收穫很大。
北京市檢察院第二分院第一檢察部主任王志琴說，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目前普遍得到了司法人員的認可，但實踐中法官和檢察官都存在一些困惑。“聽了‘三人談’的解讀，我感受到了檢察機關主導責任的必要性和艱鉅性。”她認為，檢察官在辦理認罪認罰從寬案件中要儘量提出確定刑的量刑建議，因為這樣可以進一步鼓勵被告人自願認罪，實現認罪的預期目的，同時也提高訴訟效率。
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合夥人關振海律師認為，《意見》明確檢察機關在提出量刑建議前應當充分聽取辯護人、值班律師的意見，並儘量協商一致。“儘量協商一致”，充分提現了司法機關高度重視辯護人、值班律師的意見，這種重視不是被動的，而是積極主動的，能夠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師的辯護權利。他還通過記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希望司法機關將值班律師閱卷等權利落到實處。
法官張愛曉意猶未盡地對記者表示，為了使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適用得更為順暢，希望檢察官提出量刑建議的方式可以更加靈活，“比如，在審判階段出現新的量刑情節，檢察機關可以主動調整量刑建議。”
檢法同堂培訓的全體學員，全國律協組織的律師代表，最高檢第一、二、三、四檢察廳全體人員，機關內設機構負責人和業務骨幹，國家檢察官學院的全體老師共600餘人現場聆聽“三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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