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詩歌中“兮”字頗多，越靠近周秦越如此。目前較為普遍的看法是，發音如“西”（另說如“嘿”）的“兮”字，是古代漢語詞賦中的語助詞，大體相當於如今漢語中的“啊”字。至於它的語源，學界一般都語焉不詳；它在什麼含義上相當於“啊”，在什麼含義上又不相當於“啊”，學界也一般都不再去細究，故值得今人再追問一下。我追問的結果是，它源自已被中國古代大量詩賦文獻湮沒的一個關中方言詞彙，此詞彙至今仍鮮活於關中民間，如今讀音如“些”，其含義與“啊”並不全同。
“兮”字最早現身及其方言特徵如下：
其一，在所有中國古代典籍中，對“兮”字的最早記錄出自《詩經》。據統計，在《詩經》中，“兮”字共出現了321次，遠高於“矣”等其他語助詞，可見它在《詩經》時代抒情時的極端重要性。
仔細翻檢《詩經》“風”“雅”“頌”各部分，可以發現，“兮”字出現最多的地方是“風”，“風”詩中某些感情最濃烈的篇章，如《魏風》中的《伐檀》，《鄭風》中的《緇衣》等，詩尾幾乎全是“兮”字；“小雅”中“兮”字也不少，而“大雅”和“頌”中“兮”字則較少。這種情況，與“風”詩跟“小雅”多來自民間而感情外露有關，而“大雅”和“頌”與官府、貴族關係密切，感情外露的文字已被“磨滑”，故“兮”字較少。由此也可知，“兮”字確係反映民間外露感情的語助詞，其意指向“啊”並無大錯。今日讀《詩經》，用“啊”釋“兮”，一般也都講得過去。
其二，按順序看，在《詩經》中“兮”字最先出現於開篇第二首詩，即“風”詩之《葛覃》，其前即開篇第一詩《關雎》。
《關雎》是寫周文王后妃太姒與文王愛情的，這是根據《毛詩序》、毛《傳》鄭《箋》和朱熹《詩集傳》等權威註釋得出的結論，而太姒的故鄉就是關中東部的合陽，其地物候與《關雎》十分吻合。按照朱熹《詩集傳》，《關雎》之後的《葛覃》，也是太姒作品。一批《詩經》學者對此深信不疑。如此說有理，則在周武王母親的時代，關中方言“兮”就已成為高雅詩歌中最主要的語助詞。
其實，《詩經》的最終定稿人是孔子學生子夏，他就是合陽人。而至今郃川所在關中方言中還保留著“兮”字，如大人招呼孩子靠攏，就常用“來兮，來兮”，即“來啊，來啊”；兩大人對打，就說“打兮，打兮”，意即“打吧，打吧”。不過，如今在這些場合，“兮”字之音已讀如“些”而非純“西”音。由此可知，《詩經》中的“兮”字之所以那樣多，很可能就是因為關中方言所致。這也印證了歷史語言學的一個原理：“必須拋開那種把‘方言’和確立的書面語言對立起來的庸俗觀點”。另一方面，仔細考察關中方言中至今保留著的“兮”字，可知其意並不全等於“啊”，它似乎比“啊”含義更豐富有趣，包含祈使、要求等意。這又印證了歷史語言學的另一個原理：書面語言並不能“準確地記錄口語”。
如果“兮”是關中方言，那麼，楚人屈原騷賦中那麼多的“兮”又如何解釋？在中國人後來以“啊”字代替了“兮”字後，關中農村何以仍存“兮”字？
從歷史語言學看，“語言的符號是任意規定的，它只有靠傳統的力量才能有意義”。關中周族當年統一了中國，它勢必要用軟硬兩手把自己的文化推廣到全中國而形成文化傳統。朱熹《詩集傳》說，周族統一中國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洪邁《容齋隨筆》也說，由於周朝的大一統，《詩經》中“兮”字等語助詞，後來就變成了中國詩賦中的通用語助詞。這也就從總體框架上解釋了楚人屈原騷賦中何以有那麼多的“兮”字——因為“兮”字是當年周人推廣而流行的語助詞。
歷史語言學還認為，“社會對於個人在語言方面的創新常常是極力反對的”。在封閉的關中農村，個人對作為通用語助詞的“兮”是無力改變的，幾千年裡均如此。雖然，作為語助詞的“啊”日益流行，但封閉的關中農村至今還保留著“兮”音。這個“兮”音，作為語助詞活化石，恰有可能為我們解開中國古詩賦中“兮”字的來源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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