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6月，醫生出身的孫中山關閉了自己的診所和藥房，又通過關係找到上海名流鄭觀應、王韜、羅豐祿等人寫了幾張條子，北上天津找到當朝漢族第一高官李鴻章，希望能夠在李鴻章的幕府中謀得一個職務。為此，孫中山精心撰寫了一篇建議書，對清政府怎樣才能擺脫困境、重建輝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希望在李鴻章幕府中謀職
1894年6月，醫生出身的孫中山關閉了自己的診所和藥房，又通過關係找到上海名流鄭觀應、王韜、羅豐祿等人寫了幾張條子，北上天津找到當朝漢族第一高官李鴻章，希望能夠在李的幕府中謀得一個職務。為此，孫中山精心撰寫了一篇建議書，對清政府怎樣才能擺脫困境、重建輝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正如許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在這份上書中，孫中山提出了富強治國的四大綱領，即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孫中山認為，這四個方面是現代西方各國富強之大經，治國之根本，是大清國繼續發展應該遵行的道理，而不是隻知道堅船利炮。
孫中山的這些意見，在他自己看來或許是有意義有價值的，但從李鴻章立場看，這4點建議似乎就顯得很小兒科了。
李鴻章對這4點不是一般的知道，而是知道得比這還要深。
李鴻章當然還知道，孫中山這樣的上書在大清國並不是孤證或特例。在過去兩百年中，沒有功名的讀書人，除了花錢捐官，另一個最重要的途徑就是不厭其煩堅持不懈地上書，萬一哪一天哪份上書打動了某一位高官，那就“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這樣的終南捷徑，在那個年代太正常了。孫中山這樣做，康有為也這樣做。
孫中山對這次上書看得很重，在某種意義上說，那簡直就是背水一戰，孤注一擲。
孫中山為此放棄了藥房和診所，那可是他的吃飯買賣，而他本人已經拖家帶口，需要收入需要工作，他將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了李鴻章身上。
因李鴻章軍務繁忙未被接見
1894年6月下旬，孫中山信心滿滿前往天津，和他同行的還有好朋友陸皓東。
到了天津，他們手持滬港兩地一些重量級政治文化名人寫的介紹信，拜見李鴻章的親信幕僚羅豐祿、徐秋畦等人，述說了自己的想法和要求。
羅豐祿、徐秋畦收下了這些政治文化名流的信及孫中山的上書，答應儘量幫忙滿足孫中山的要求。
孫中山的上書很快交給了李鴻章，李鴻章似乎也就孫中山在這封上書中提出的要求作了批示和安排。孫中山在這份上書中強調農政之興尤為今日中國之要務，表示願意出國考察農業，以便拯救農業、農村和農民。
對於孫中山的這個要求，李鴻章欣然答應，大約還真的以為孫中山是個講究實際的實幹家。李鴻章責成羅豐祿代領農桑會出國籌款護照一本交給孫中山。
至於接見面談的事情，李鴻章推託實在太忙，也就不見了。
李鴻章不見孫中山最直接的原因是軍務繁忙。但這一點也是孫中山最大的不滿和不理解。實事求是地說，李鴻章此時真忙得不可開交。是年4月，朝鮮東學黨起義爆發，緊接著中日之間為是否派兵前往朝鮮鎮壓發生持續不斷的爭執。到了6月初，李鴻章聽信袁世凱所謂日本“志在商民，似無他意”的錯誤判斷，決意“遣兵代剿”，令丁汝昌、葉志超等率領軍隊跨過鴨綠江，出兵朝鮮。
李鴻章的決策正中日本人的圈套，日本遂藉機出兵朝鮮，並迫使清政府同意由中日兩國共同監督朝鮮改革內政的方案。
到了6月下旬，也就是孫中山、陸皓東抵達天津的時候，正是中日交涉最為緊要的關頭，中日雙方雖然尚未以兵刃相見，但由於利益攸關，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此後，不到一個月，戰爭就真的爆發了。
正是在這種情勢下，即便李鴻章藉口軍務繁忙，拒絕接見孫中山這一平民百姓，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機緣巧合使李鴻章沒有接見提攜孫中山，李鴻章的這一失誤不僅導致了孫中山由李鴻章的崇拜者轉變為反對者，更為重要的是，孫中山由此被冷落轉而變得對整個體制徹底失望。他由先前真誠地想進入體制謀取發展，轉而決絕地要推翻這種體制。他不僅不再相信李鴻章，不再相信清政府，而且不再相信清廷統治者有能力、有誠心帶領中國繼續前進。
對於康有為、梁啟超同時代人提出的改良維新方案不屑一顧，對於嚴復所張揚的達爾文進化論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孫中山也不感興趣。他此後的所有思想所有行動，都集中到一點，那就是喚醒民眾，推翻清政府，推翻這個異族政權，重建漢族人的中國。
開始了他“一個人的革命”
基於這種認識，孫中山開始了他“一個人的革命”歷程，他先從朋友圈子做起，聯絡同志，爭取同道。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組織興中會，確立“驅逐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的政治訴求。
翌年2月，又在香港成立興中會。並很快就策劃武裝起義，試圖以暴力手段奪取政權，至少是製造政治影響。只是那時清政府雖然面臨內外交困的窘境，但其政治統治的合法性還沒有受到普遍質疑，特別是清政府在內外壓力促動下一次又一次地啟動政治變革，為其政治統治的改善、加強和鞏固贏得機會、贏得時間。所以，孫中山的革命理想很長時間只是一個理想，革命理論也在很長時間只是同志間信奉的理論，並沒產生全國性的影響，更沒有左右中國政治走向的能力。儘管後來的研究將孫中山的革命經歷考察得非常詳細，但實事求是地說，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在1904年前並沒有轉化為政治實踐的契機和可能。
清政府1901年開始啟動新政後，國內的政治管制開始鬆動，孫中山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重建漢族人的國家這樣極端的政治理想幾乎沒有任何生存的空間。所以在那之後的幾年時間，孫中山的主要活動範圍實際上一直囿於海外華人和留學生的圈子裡。
然而，到了1904年，新政的動力在逐漸衰減，清廷面對政治改革“深水區”，一時還拿不定主意是渡過，還是止步。就在這短暫的猶豫徘徊之間，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在漢族知識分子中獲得了發展空間和機遇，至少一部分漢族知識分子開始相信孫中山的政治判斷，相信清廷在涉及自己根本利益，在涉及滿洲貴族集團根本利益等問題上，與漢族人還是有區別的，滿洲貴族集團永遠不可能將包括漢族人在內的全體中國人的利益作為自己的利益。於是漢族人的離心離德開始出現，於是清廷又獲得了一股新的改革動力，看來只有進一步加大政治改革的力度，只有自己主動地變，才能擺脫“被革命”、“被推翻”的危險。
閱讀更多 流年舊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