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認為，同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方面的權利相比，直接管理經濟和社會事務的權利，是工人階級最重要的權利，如果沒有這個權利，其他的權利也會失去。
共產黨執政後，建立什麼樣的國家，怎樣治理國家，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艱鉅課題，也是毛澤東艱辛探索的課題。在黨和毛澤東領導下，中國走出了一條和蘇聯、西方國家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都不同的、具有獨創性的國家治理道路，開創了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國家治理思想的探索和創新。
建設人民民主專政國家
如何處理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是國家治理的一個基本問題。毛澤東認為只有在革命的基礎上建立新政權，才能打破固有的社會結構，真正把農村和農民組織起來。毛澤東首創“人民民主專政”一詞，是回答國家和社會關係的一把鑰匙。正是由於新中國打倒了土豪劣紳、官僚資本等利益集團，才有可能在農村實現土地革命，在城鄉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構建一個比較公平的社會基礎，從而為真正的“民眾的大聯合”奠定前提。
在打破舊的利益集團的基礎上，新中國建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國家—社會關係，依靠組織力量，彌補資金和技術的不足，通過“一化三改”迅速實現了國家初步的工業化。通過集體協作，以較低的成本建立了醫療、教育、社會保障體系。新中國形成了國家與人民的合作關係，國家和人民具有共同利益和目標，國家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則主動為長遠利益而作出暫時犧牲。這從根本上改變了舊中國一盤散沙、脆弱和充滿風險的社會結構，打破了小農經濟對現代化的阻礙。
主動利用資本主義因素
在社會主義階段，如何對待商品生產、市場交換、私營經濟以及“資產階級特權”，以及如何利用資本主義因素為社會主義服務，這是新中國國家治理的又一個難題。毛澤東認為，既要承認和利用這些因素，同時又要強化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約束和限制其負面作用，讓其為社會主義服務。
在實踐中，毛澤東始終反對兩種傾向：一種是超越歷史階段消滅商品交換、私營經濟和價值規律。1958年，一些地方過早消滅商品交換、消滅工資制、消滅貨幣，實行物資無償調撥，毛澤東提出嚴厲批評和制止。在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上，毛澤東認為，它有剝削工人階級取得利潤的一面，又有擁護憲法、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因此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這個矛盾。另一種傾向是無原則地全盤接受資本主義的制度體系乃至價值觀，以至於使國家政權改變性質。20世紀60年代初，毛澤東認為可以允許在集體經濟內部探索各種各樣的生產責任制和分配製度，但是底線是不能改變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
發展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
毛澤東堅持走群眾路線，實行廣泛的政治民主和經濟參與，讓人民群眾直接管理上層建築。毛澤東認為，同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方面的權利相比，直接管理經濟和社會事務的權利，是工人階級最重要的權利，如果沒有這個權利，其他的權利也會失去。
在經濟領域，毛澤東主要是在基層單位中推動經濟民主，讓普通勞動者參與管理。他主持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規定，人民公社各級的重大事情，都由各級的社員代表大會或者社員大會決定。這一時期，國有企業和人民公社在一定範圍內建立了經濟民主制度，普通工人和農民對關係自身利益的事務，也有一定的發言權。
在政治上，毛澤東的政治設計是，建立人民代表大會等制度，實行群眾路線，堅持民主集中制，讓群眾和黨外人士監督，精簡官僚機構，從工人農民中選拔幹部，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等。
掌握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導權
除了“硬的一手”，毛澤東還十分重視“軟的一手”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在意識形態方面，毛澤東認為，各地黨委的第一書記應該親自出馬來抓思想問題，要積極進行思想鬥爭，注意防範和抵制資本主義的和平演變。同時毛澤東認為，不能用簡單的、粗暴的、強制的方法對待思想文化，要堅持“雙百”方針，進行學術爭鳴和說服、教育，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
在文藝工作方面，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中對文化、文藝問題發言最多的理論家之一。高度強調社會主義文化的核心價值，關注文化領導權，從這個角度闡述新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合法性”，是毛澤東新中國成立以來思想的重要特徵。毛澤東文藝觀的基本內容是，文藝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群眾服務，並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應該“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
（來源：“黨建網微平臺”，原載2019年11月1日《中國組織人事報》，摘編自《馬克思主義研究》201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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