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看鼎公（王鼎鈞）的《白紙的傳奇》，裡面提到他中學遇到的一位老師：
抗戰時期，我在“國立二十二中第二分校”讀書的時候，教務主任夏岷山老師兼教英文。他平時說話，膠東口音很重，夷本銀（日本人）、夷本狗子（日本規則）、乖家（國家），乍聽實在難懂，可是英文發音純正，教學時特別注意發音。那時候沒有錄音機，學發音教發音都是很辛苦的事情。
那時一般教材枯燥，英文課是沙漠綠洲，潘多拉提著箱子下嫁人間，小氣的老太婆變成啄木鳥，太陽和狂風搶著脫一個人的大衣，都好比夏天的瓜果，秋季的棗梨。
那時候沒人想出國，但是念英文自成風氣，天沒明，起床號沒響，校外田野裡，一片人影書聲。大家相信英文必須高聲朗誦，用聽覺幫助記憶，也訓練口舌肌肉，這就得到野外散開。
念英文的表情聲調該是二分校一景。握拳揮舞的，喊win or die，仰臉向天的，喊God konws，東指西指怒目而視的，喊著You don't say so，以足頓地的，喊著That's enough。一遍又一遍，重複也是學習的秘訣。
儘管畫面有點瘋魔，頗像二十年前《瘋狂英語》席捲神州，人人“大喊大叫”的場面。但細細一想，又有不同。
《瘋狂英語》的年代，“正統”的英文教育已經搞了很多年，但是在那兵荒馬亂的年代，李仙洲在阜陽成立的中學裡，還能出現“膠東口音濃重但英文發音純正”的老師。在我的印象裡，直到21世紀初，各省市“重點中學”裡的英文老師，還鮮有“英文發音純正”的，所以初進大學，就會遇到各地口音英語的大雜燴（當然，對學英語、用英語來說，口音很不重要）。
此種差別，又會在其它場合浮現出來。最近在看石川禎浩的《中國近代史的表與裡》，有個觀點我印象很深。
石川先生指出：
清末民初的中國知識分子閱讀外國書籍、雜誌遠比現在的學者要多。因為僅閱讀漢語書籍而不利用外國書刊，既無法獲得新知識，也無從瞭解世界，更難以擺脫傳統思想的窠臼…… 明治日本可謂中國的“翻譯”，這位翻譯的水準不俗，毛病也不少，不好穿搭的地方就隨意發揮，自己不懂的地方就略去不譯。
所以，如果當時想了解世界真相，當然需要自己掌握外語…… 根據我的觀察，我擔心在漢語信息條件已經十分完備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中國近現代史學者，因整體上不熟悉外語而體會不到梁啟超、李大釗等前任所處的知識環境。
中國近現代史上的許多現象，若不考慮日本和西方的影響就無法解釋…… （目前）似乎過於輕視他們曾藉助外語獲取知識這一事實，以及當時來自外國的影響和外語原始史料。
小的時候，我認為“好書”就是故事講得好，行文流暢；大一點之後，“好書”的標準不再是故事講得好，而是包羅萬象，能夠牽扯出許多其它道理來；再長大又明白，“能扯出許多其它道理”是不夠的，這些道理還需要有來源，真實可信，否則就成了自說自話的劇本，所以長長的引用列表是“好書”的必要條件。
前幾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才忽然發現，即便是長期以來尊敬的某些學者，即便他們發表了大量高質量的文章，看起來旁徵博引，揮灑自如。其實，他們根本不怎麼看英文資料，所以要麼在刻舟求劍，固守學界早已淘汰的學說；要麼獨處桃源，根本不知道最新的事實和觀點。
當然，大部分學者的知識也不是完全僵化，他們也需要適當趕上時代，所以每年總還有一些外國書獲得熱捧。不過你看來看去，幾乎所有學者熱捧的都是少數幾本書。為什麼？不是隻願意，就是隻能夠去讀翻譯版。而且對這些書的評論，談來談去，要麼是隨大流，要麼是發自簡單的推理，邏輯鏈條相當短。很難獲得更廣闊的視野，也很難利用業界已有的深度、複雜、立體的評論。
我相信，這些我曾經尊敬的學者的確是有學術追求的，願意為學術投入精力的，但他們的狀況尚且如此。那麼，其他學者就更不用說了。如此想來，前段時間網上流傳，體制內某學者痛陳如今的智庫完全是智障，根本分不清宣傳和學術，也分不清口號和課題，恐不是空穴來風。
所以我一直提倡，如果真的追求自己的信息質量，真的想要“認知升級”，就一定不要迷戀中文資料，一定要留出足夠的精力來閱讀英文資料。
有人要抬槓說：中文資料有問題，那麼英文資料就沒問題嗎？
我不得不說，提這個問題的人大概沒正經看過什麼英文資料。
最簡單的，如果你看過關於“批判思考”的英文書（或者哪怕是翻譯版）就會知道，沒有什麼正經的英文資料會打包票“我完全沒有問題”，更沒有什麼英文資料告訴你非黑即白的兩分法，“中文有問題，英文就沒問題”，或者“英文有問題，中文就沒問題”。真相是：沒有什麼資料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但是多看各種資料，尤其是高質量的資料，才有助於減少無知和誤解，接近真相。
還有不少朋友問：那要看什麼英文資料呢？
其實，英文資料裡也很少有《葵花寶典》和《九陰真經》。如果你真的希望多讀點英文，不妨持續關注一些老牌的、經得住考驗的英文媒體，比如《紐約時報》、《紐約客》、《連線》等等。儘管有些要付費，價格也很便宜，比如《連線》雜誌一年10美元，《紐約客》每12周12美元，遇上打折價格更低。所以即便要付費，代價也不過少下一頓館子，少喝幾杯奶茶而已。
總之，你感興趣什麼領域，感興趣什麼話題，就去找這個領域、這個話題的比較權威的英文信息源。給自己定個任務，持續關注，久而久之，慢慢就會有感覺了。
那麼，看這些英文資料大概會有什麼收穫呢？
我個人覺得，主要會有幾方面的收穫。第一方面是信息源，你關注的東西會更多。與大量中文媒體扎堆追逐熱點的做法不同，英文媒體的關注是相當廣泛的。
我比較喜歡看《連線》，總可以看到許多有意思的報道。
比如美國試驗了對醫院系統的攻擊。從日常經驗我們也可以看出來，醫院系統的安全防護其實是相當脆弱的，中美都是如此。但許多人大概沒想過，如果對醫療系統進行惡意攻擊會是什麼結果。對這個問題，美國正經有人去做了試驗。
再比如波音737Max的復飛進程，FAA和波音為了讓737Max復飛做了哪些事情？取得了什麼新的進展，遇到了什麼新問題？這些問題，都有詳細的報道。
Wired雜誌繪製的737試飛高度-時間數據圖
其它還有“灣區已經佈滿了大量的塑料微粒”，“美國民眾對人臉識別的反應各異”，“韓國冬奧會期間驚心動魄的網絡攻擊”、“美國空軍終於廢棄了用8寸軟盤傳達導彈發射命令”等等新聞，我覺得都是很不錯的。
印象比較深刻的還有最近看的一篇報道是關於海嘯研究的，傳統的海嘯研究依靠的是專業的傳感器網絡，雖然可以藉助目擊者的證詞，但模糊和自相矛盾的點也很多，參考價值有限。不過現在，依靠智能手機和視頻分享，研究者可以把不同目擊者拍攝的短片收集起來，用大數據直接比對分析，得到了許多客觀詳細的結論，而且是之前意想不到的。
那麼，這些信息中文媒體不會報道嗎？以前或許還會有，但如今已經很少了。
拜“自媒體”和“新媒體”賜福，如今的中文媒體已經高度為“講故事”和“投餵”定製，大多數時候，“新聞”已經成了“劇本”的代名詞。既然是劇本，就要講究衝突，講究戲劇性，講究起承轉合。上面這類報道許多都只是提供某些信息，甚至未必有明確的結論，當然入不了中文媒體的法眼——不信你看看周圍，有多少中文媒體會關注這種“沒有明確結論，也沒有足夠戲劇性”的題材？
然而，如果一個人確實關心真實的世界，他必然不滿足於只採摘現成的果實，還會觀察到新芽在破土而出，花兒在含苞待放，樹葉即將隨風飄零……
換句話說，他關心的不只是做好上桌的菜，眼界裡、內心裡還有無數的素材在發酵。我以為，只有真正關心這些“尚未成形”的事物，或者說在事物“尚未成形”之前就加以關注，才能讓人眼界開闊、認知完整——最不濟，多看這樣的報道也有助於保持好奇心。要認識世界，好奇心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方面是報道質量，即怎樣報道和分析某個事物。思考因素是不是全面，邏輯鏈條是不是嚴密，都體現在其中。
還是說《連線》雜誌，前段時間有篇報道是What Sci-Fi Can Teach Computer Science About Ethics，講的是美國麻省理工、卡內基梅隆、斯坦福等大學計算機專業都開設了科技道德的課程，以及肯塔基、科羅拉多等大學使用科幻小說來引發關於科技道德討論的辦法。
科幻小說和科技道德有什麼關係？這個話題人人都可以講上一大通，不少公眾號甚至可以當場給出不少觀點。但是細看這篇報道就會知道，許多時候，思維的亮度並不取決於“抖機靈”，而取決於思維的深度——一個話題下面有哪幾個子話題，每一個可以如何延展，做了哪些實驗和探討…… 所有這些，都不是坐在電腦前敲鍵盤能想到的，需要持續的思考、分析、總結。
以前的理工科學生是很討厭通過科幻小說來探討科技道德的，“道德和社會影響是值得討論，但討論原子彈的道德並不是在研究物理學，討論計算機的道德也不是在研究計算機科學”，這個道理任何稍微動動腦筋也可以想到。
不過如今，隨著科技的發展，技術全面介入生活，許多人發現，科幻小說可以從另一個方面展現出價值，即科技會如何影響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會如何感受和看待科技？這些方面恰恰是科幻小說的強項，所以如今其價值得到重新挖掘，其文本得到重新重視。這個角度，我之前確實沒想到。
多說一句，在技術領域的時間越長，我就越懷疑“科技（必然）向善”，如今的科技越來越依附於商業或政治，並不天然具備“向善”的基因。
還有3月份航空專業媒體Air Facts Journal有一篇很長的報道Can Boeing Trust Pilots? 作者應當是資深航空人士，詳細介紹了MCAS系統的來龍去脈，尤其是講解了“杆力”（Stick Force），解開了我的很多疑惑。
作者認為，在不懂航空的媒體看來，MCAS系統這種“硬件問題軟件補”的做法，似乎是波音極不明智的選擇，非常激進的而且未加驗證。然而實際上，除了小的四座單引擎螺旋槳飛機之外，幾乎所有的飛機都安裝了類似的措施，保證飛行員在操作飛機機動時在操縱桿上感受到的反饋力。
不論飛機採用什麼操控方式（液壓還是線傳），飛行員的操控都應該符合直覺。也就是說，如果飛機偏離平衡狀態，飛行員應當感覺到操縱桿有“回覆到平衡位置”的反饋力量，也就是所謂的“杆力”。而且杆力應當是線性的，飛機偏離平衡越多，杆力就應當越強烈。
這個道理也可以通過開車來理解，如果方向盤打得越多，回覆力越大，車就很容易開。如果方向盤打得越多，回覆力反而越小，就很容易造成錯覺。所以，現代不少飛機，無論有多少助力，都要“挖空心思”來保證操控時杆力是線性的。
按照FAA的規範，如果飛行異常，飛行員應當可以覺察到杆力杆力不正常，並且採取措施干預，保證飛行安全。實際上，適航測試中也有對應的項目。但是現代採用線傳飛控（FBW）的飛機的適航標準有所不同，此時飛行員的重要性下降，也不要求飛行員有能力糾正飛控電腦的故障，完全依賴線傳飛控的冗餘設計來保障安全。通常的飛控是三餘度（也就是有三套系統同時獨立運作），如果其中一套出現問題，飛控電腦可以判斷故障並加以忽略。
然而，波音737Max的迎角傳感器是二餘度的，如果一個傳感器出問題，系統並不能判斷到底誰對誰錯。加之波音之前的培訓太過敷衍，所以飛行員即便發現了異常也不知道如何關掉自動配平，只能徒勞與飛機搏鬥，最終導致機毀人亡。
理解了整套邏輯，就不難理解一個現象：為什麼真正的航空業內人士基本沒有像那些一驚一乍的“專家”那樣義憤填膺，把矛頭統統指向波音737的氣動外形設計。這其實恰恰是驗證了航空業的普遍規律：任何事故都不是單一原因造成的，往往源於多種因素，有複雜的因果鏈條。
這其中的來龍去脈難以理解嗎？我覺得不難，只要有耐心，有誠意，是可以講清楚，看明白的。搞清楚這些，也絲毫不是為了把波音打倒，或者給波音洗地，而是增加積累，提升認知。起碼以後再遇到類似問題，自己可以判斷有些說法是靠譜的，有些事不靠譜的。
相比之下，中文媒體雖然也有大量的報道，但因為沒有實際調查能力，所以大多走“草蛇灰線”的路子，就是給出一堆零散的事實，再靠腦補串聯成故事。在國內，只有少數幾家專業的航空媒體一直在跟進報道，在嚴守事實（前些天 詳細解讀了去年獅航空難的官方調查結果），可惜，這類文章閱讀量並不高。
這種“草蛇灰線”的路子，講故事當然沒問題，其實不能提供太多實際的價值。比如前幾年拼多多著名的“被薅羊毛”事件，真正的原因是什麼至今也不清楚，因為缺乏調查和數據。再熱鬧的評論，也只是大而化之的“公司成長太快就容易出紕漏”而已。
但是，“什麼樣的公司就叫成長太快？”，“容易出什麼紕漏？”，“如何識別和防範紕漏？”，這類問題如果得不到解答，“公司成長太快就容易出紕漏”只不過是一句正確的廢話而已。
以上說了這麼多，但我必須承認，始終解答無法面對這個問題：“我看這些中文‘新聞’只是想輕鬆娛樂下而已，認真你就輸了”。
每次面對這個問題，我總想到我很尊敬的一位學識豐富的老師。有一次他說起自己累了還會看偶像劇、綜藝節目，我們都吃了一驚：“您還看這些無腦節目呢？”
他的回答讓我們更加意外：
對，我需要放鬆的時候就選擇他們來放鬆。而且我也知道自己在放鬆。俗文化當然有俗文化的價值，重要的是別讓淺薄的東西充滿你的整個世界，始終記得為嚴肅的東西留出足夠空間，就會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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