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是沒有24小時制時間的， 歷史上，古人的記時方法主要有十六時辰制、十時辰制、百刻制、十二時辰制、以及隨佛教傳入的六十點法等。這裡說的"時辰"，指的是時段。
對時間測量的精確要求，是伴隨著工業革命的需要產生的。
最早能持續不斷工作的機械鐘，出現在14世紀初期歐洲的修道院，以滿足僧侶們準時祈禱的需求。這種鍾十分笨重，只有時針，用整點報時的方式宣佈時間。由於精度有限，僧侶每天至少要對時兩次。隨著技術的完善，機械鐘的精確度不斷提高，1475年第一次出現“分針”，但直到1665年才將時間精確到秒。
從明代起，就開始有外國傳教士將鐘錶帶入中國進貢給皇帝。清代時，清廷宮殿裡的外國鐘錶擺得琳琅滿目，據說康熙收藏的西洋鍾達4000件。但這些時鐘始終也只是皇親貴族們的玩意兒，並未對社會生活產生真正的影響。
自從鴉片戰爭打開中國大門後，清政府被迫開放的口岸城市越來越多。上海作為最有代表性和最繁華的開放口岸，也是外國租界最為集中的城市，來往的外國輪船越來越多，進出口貿易日益繁忙，外灘上的海關大樓應運而生。而在這座大樓的樓頂上就鑲有一面西式大鐘，因為來往的船隻需要一個統一的標準時間來指揮。
於是在19世紀80年代，法租界當局在上海外灘建起了一個信號站，在正午時刻利用信號塔頂落球報時，並測風力。它由法國傳教士辦的徐家彙觀象臺來控制，旨在為來往上海港的各國船隻服務。
1884年，在華盛頓召開的“國際子午線會議”上，首次確立了在世界範圍內時區的劃分方法。格林威治標準時將整個地球分成了24個時區，而中國大部分的繁華地區，即中國的東部沿海地區都在東八區（即以東經120度經線的時刻為標準）。大約19世紀末，中國的沿海口岸也開始改用格林威治標準時，即東經120°的標準時來計時了。當時人們把這個時間標準稱為“海岸時”。
到了1902年，中國海關就提出以這個“海岸時”作為中國的標準時間。
到了1918年，當時的中央觀象臺提出劃分全國為五個時區：
中原時區：以東經120度經線之時刻為標準，包括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廣東、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遼寧、黑龍江及內蒙古之東部，可以看出，這個“中原時區”實際就是今天的格林威治時間的東八區，也就是“北京時間”；
隴蜀時區：以東經105度經線之時刻為標準，包括陝西、四川、雲南、貴州、甘肅東部、寧夏、內蒙古中部、青海等；
回藏時區：以東經90度經線之時刻為標準，包括內蒙古、甘肅、青海及當時的西康西部、新疆及西藏之東部；
崑崙時區：以東經82度半經線之時刻為標準，包括新疆及西藏西部；
長白時區：以東經127度半經線之時刻為標準，包括吉林及黑龍江東部。
可以看出，中原時區、隴蜀時區、回藏時區都是整時區，而長白時區、崑崙時區是半時區。
不過這個五時區的方案，除沿海地區外只不過是紙面上的方案。
到了1928年，國民政府在南京建立首都，中原標準時的應用也不斷擴展。1935年3月，交通部令全國電報局一律改用標準時，並令上海無線電報局及南京有線電報局分任每日廣播之事；南京電報局每日11點30分左右對時一次。海關、電報總局、鐵路局以電報將標準時刻傳遞到各地所屬機構，在大城市如上海、天津、南京、北平等地，車站、碼頭、大銀行、大機關及繁華市區街道，多置有大鐘（時稱標準鍾）為一般市民提供時間服務。
1939年3月9日，抗戰中的國民黨政府內政部在重慶召集“標準時間會議”，對以前的五時區方案做了少量修改，並決定於1939年6月1日起實施，但同時決定“在抗戰期間，全國一律暫用一種時刻，即以隴蜀時區之時刻為標準”。可以想見，在當時的政治格局下，日本佔領的中國東部沿海地區還是在使用“中原時間”。到了抗戰勝利恢復使用中原標準時的時候，重慶、成都、昆明等地卻仍然使用“隴蜀時”，因此當時人們回憶“滬渝、滬蓉、滬昆等線民航飛機的旅客下機後需撥動手錶，進退一小時”。
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佔我國東三省，1932年3月1日成立偽滿洲國，強令在東北使用日本本土採用的東經135度標準時。抗戰期間，淪陷區的日偽華北政權也曾試探使用東經135度標準時，但最終沒敢這麼做，還是使用中華民國正統的中原時。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後，“中原標準時”稱謂已不合時宜，況且舊政府敗退臺灣後還繼續用此呼號播音報時。1949年12月5日，北平新華廣播電臺正式定名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此前，當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還是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和陝北新華廣播電臺的時候，電臺報時用的是“上海時間”。而國民黨的廣播電臺當時用的是“中原時間”（大部分人口稠密地區都採用“中原時間”）。新中國建立以後，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改稱“北京時間”。
“北京時間”就這樣開始了。
不過初期使用的“北京時間”不是我們今天理解的北京時間，也就是說它不是標準時，而是北京地方的視太陽時。當然，很快“北京時間”就採用了東經120度的標準時間了。
閱讀更多 清風明月逍遙客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