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宏觀調控理論與實踐深刻變化的結果，一個大不相同於以往的新時代中國宏觀調控體系已經初步確立。”11月30日，在深圳前海舉辦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研討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高培勇在發表題為《新時代中國宏觀調控體系的深刻變化》的主旨演講時說。
他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指引下，中國的宏觀調控理論與實踐發生了一系列大不相同於以往的深刻變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高培勇在研討會現場演講 攝影/甘俊）
“在以往，從總體上講，我們對於經濟形勢的分析，是在傳統宏觀經濟學的語境下展開的。” 高培勇認為，過去的基本分析視角無非是兩個方面：週期性因素和總量性因素。然而，面對增速換擋、結構調整和動能轉換的新形勢，主要基於週期性和總量性因素的分析，不僅凸顯出其侷限性，也越來越同實際情形相脫節。
與分析視角轉變相對應的是，宏觀政策的主線也發生了改變。
高培勇認為，以往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主線是需求管理，立足於需求側、緊盯需求總量。他解釋了具體的運行機制，“每當經濟下行、社會總需求不足時，便實施擴張社會總需求的操作。每當經濟過熱、總需求過多時，便實施緊縮社會總需求的操作。” 可以說，“如此的針對社會總需求的收放型管理方式方法，在經過了40多年改革開放進程洗禮的中國，人們已如同吃家常便飯那般熟悉。”他說。
然而，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代需求管理而成為宏觀經濟政策的主線，宏觀調控的立足點也已發生了根本性改變。高培勇認為，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著力對象上，雖不排除需求，但主要戰場已讓位於供給；操作方法上，雖不排除需求總量收放，但主攻方向已讓位於結構性調整；主要目標上，雖類如週期性波動這樣的急性病仍須納入醫治範圍，但主要目標要鎖定於提高供給質量和優化供給結構。
宏觀調控的立足點發生變化，其實施機制也要隨之調整。在高培勇看來，宏觀調控的實施需要由過去的政策性操作轉向政策與改革聯動。
為什麼要強調體制機制上的改革？高培勇指出，這正是由於造成供給側結構性矛盾的根本原因在於體制機制性障礙，即“市場未能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決定性作用，政府沒有更好的發揮應有的作用。”
因此，新時代的中國需要新的宏觀調控體系。對此，高培勇表示，“須將政策調整與制度變革巧妙結合，將改革的中長期效應與宏觀經濟政策的短期效應緊密配合，以此獲取穩定、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動力。”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研討會由《經濟日報》社和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主辦，中共深圳市委宣傳部、南方財經全媒體集團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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