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同意哲學被邊緣化的說法，情形倒可能是，我們時代是‘最哲學’的時代。在現代技術加速推進、世界鉅變、生命本質變異的未來新文明時代，哲學在新的生命規劃、生活世界的重建、個體自由的維護等方面都將有大作為。”
——孫周興
導言
孫周興教授所在的同濟大學歐洲思想文化研究院和ATLATL創新研發中心（大得創同實驗室），成立了一個公益性的民間學術機構“本有哲學院”，並且組織了一個頂級的、跨界的、國際性的“未來哲學論壇”，這是一件新鮮事兒，也是“最哲學”時代的一個明證。2018年11月23日-24日，首屆未來哲學論壇在上海ATLATL創新研發中心召開，細胞生物學家、分子藥理學家、同濟大學前校長裴鋼院士，法國著名哲學家、法國蓬皮杜中心創新研究所主任貝爾納·斯蒂格勒教授，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機器人實驗室主任陳小平教授，當代著名哲學家、《存在與時間》翻譯者陳嘉映教授，當代中國最富原創性的思想家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趙汀陽研究員，ORGANIC PARKING創始人及首席執行官、同濟大學設計創意學院科斯塔斯·泰爾齊迪斯教授，德國波恩大學國際哲學中心主任馬庫斯·加布里爾教授等大咖應邀出席。
孫周興 | 哲學論壇發言
問：在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時代，在人工智能的時代，在互聯網和區塊鏈的時代，在公眾眼裡，哲學已經跌落，失去了學科之王的地位，成為一種相當邊緣的學問，在這樣的時代氛圍和語境裡，您為何發起舉辦首屆未來哲學論壇？聽說，您成立了“本有哲學院”。“本有”是您對海德格爾的一個思想詞語的漢語翻譯，在中國的知名度不如“此在”（或者“親在”），如何翻譯也有很大的爭議，為什麼您用這個怪詞命名這個新的哲學院？創立“本有哲學院”和未來哲學論壇的使命是什麼？未來會什麼樣的活動方式？
孫周興：今年夏天的時候，美國老國務卿基辛格先生髮表了一篇文章，蠻有哲學味的。老先生在文中談到新技術的諸多問題，也是憂心忡忡的，最後他呼籲：要趕緊成立一個由哲學家們組成的委員會，來討論新技術的問題。他說，再不討論怕是來不及了。我們也知道不久前去世的科學家霍金的預言，說人類將在百年內喪命於機器人。現代技術進入加速期，雖然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一天天過著，覺得今天跟昨天、前天沒有區別。但這顯然是假象，是經不過反思的。實際上技術每天都在改變世界，改變我們的生活。技術－工業－資本－商業合體，是今日世界文明的主體，今天的日常生活多半停留在資本－商業面上，對於背後支配性的力量——技術——並不關注。技術專家們被專業化得厲害，也是少有人能夠跳出來綜觀全局，思考技術的方向和人類的未來。這時候，按基辛格的說法，就需要哲學介入了，因為
哲學是一種宏大的、全局的、深度的思考。我不同意哲學被邊緣化的說法，情形倒可能是，我們時代是“最哲學”的時代，因為哲學的思維方式已經深入人心，成為人類經驗的普遍模式，比如我們總是自覺不自覺地論證自己的行為，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尋找理由，提供辯護。這就是哲學呀。就此而言，人人都是哲學家。所謂哲學被邊緣化了，大概多半是從行業和職業的“錢途”來說的，不足為憑。實際的情況倒是，近些年來，熱愛哲學者越來越多，報考哲學研究生的人數也在不斷增加，社會上出現了許多民間的哲學讀書會，各大學的哲學課程班也招得滿滿的。
我這次組織“首屆未來哲學論壇”，並且與浦東張江的ALTALT創新研發中心的唐春山先生合作，成立了一個公益性的民間學術機構“本有哲學院”，可以說是既必然也偶然。說是必然，是因為我主要研究尼采和海德格爾哲學，最近一些年來也研究當代藝術理論和技術哲學，這個背景使我更多地關注當今世界的人類生活以及未來走向。正如我在這次未來哲學論壇“邀請函”所寫的：隨著人工智能和生物技術的加速推進，人類文明進入到了一個重大的歷史性變局之中，人類對未來的關切前所未有，未來之思已成當務之急。這是我最近一些來一直在關注的課題，所以有某種必然性。
說是偶然，是因為這件事起於與唐春山先生的一次聊天，春山是我的老朋友，我們合作了好幾件事，玩得很開心，大概今年五六月的一個晚上，我們在我家裡一起喝酒，談到技術的最新進展，特別是生物工程和人工智能的一些情況，就說到了他正在籌備的張江ATLATL創新研發中心，他建議我在其中幫他做點哲學和藝術，首先成立一個哲學機構。我說好呀，事就成了。所以這事也算是一件偶發事件。春山是生物技術方面的專家，是一位有理想和有情懷的企業家，思考的格局很大，他這個研發中心的國際性和高端性也讓我期待。
至於新成立的“本有哲學院”，我也得做個解釋。“本有”是我在翻譯海德格爾後期代表作《哲學論稿（從本有而來）》一書時形成的一個新創譯名，一個新創漢詞，是對海德格爾的基本詞語Ereignis的翻譯。這個詞不無神秘，今天已經在世界上出現了極為繁多的翻譯嘗試，中文世界最複雜，大概有十幾個不同的譯名。翻譯的理由且不說，我只想強調一下，我這個譯名是比較合乎Ereignis的字面義的。這次跟幾位同好商量哲學院的名稱時，我想到了“本有”這個譯名，覺得釋義空間大，又有某種奇異性，所以就定了下來。這幾年國際學界對海德格爾的Ereignis興趣日增，尤其是法國當代理論在這方面的討論最熱烈。
這個“本有哲學院”是民間的，也可以說是校企合作的項目，是同濟大學歐洲文化研究院與ATLATL創新研發中心合作成立的。我們的重點是關於“技術與未來”這個主題的探討。我們每年會做一次未來哲學論壇，以及平常的哲學工作坊和演講，另外我們會組織和編輯一套“技術與未來”叢書，希望對這方面的思考做一些梳理。我們的目標是形成一個有特色的哲學研究機構，以及以人類未來思考為重心的多學科、國際化的商討平臺。
問：目前比較流行的一句話叫“未來已來”，未來哲學論壇抓住“未來”這個關鍵詞。您有一本研究尼采的書叫《未來哲學序曲》，也主編了“未來哲學叢書”“未來藝術叢書”，那麼哲學如何看待未來？在未來，哲學的命運如何？
孫周興：對，前年我出版了一本關於尼采哲學的研究著作，書名為《未來哲學序曲——尼采與後形而上學》，在這本書裡，我對尼采晚年的“未來哲學”命題做了比較細緻的討論。這幾年我也發表了幾篇以“技術與未來”為主題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的標題是“未來才是哲思的準星”，這個標題就是我對當今哲學形勢和任務的一個規定。我主編的《未來藝術叢書》主要收錄當代藝術理論方面的譯作和著作，到目前為止已經出版了8種，即出的有4種，初步準備做到30種。已經出版的8種當中，有博伊斯、基弗等歐洲當代藝術家的著作。博伊斯是當代藝術的真正開創者，所謂“當代藝術的教父”，他有一本訪談式的文字作品，叫《什麼是藝術？》，我們居然一直沒有把它變成中文。但中國藝術界已經談了幾十年的當代藝術！想想有些滑稽的，也是蠻可悲的。我新組織的《未來哲學叢書》，將集中在尼采、海德格爾之後的當代思想譯介和研究，呈現我們時代的清醒哲思和未來關懷。世界、生命、技術、未來將是我們的“關鍵詞”。
你說的這一句“未來已來”現在已成熱詞。已來的當然不再是未來。所謂“未來已來”，我想主要傳達了人們的一種心情，即一種對未來的焦慮和惶恐。但從哲學上說，“未來已來”也是有深義的。以前的時間觀是“線性時間”觀，過去－現在－未來，過去是已經消逝的現在，未來是尚未到來的現在，總之是“現在之流”。這種時間觀是自然人類的時間經驗模式。從尼采開始，哲學家開始破這種“線性時間”觀，而開啟了一種“循環時間”觀，或者我所講的“圓性時間”觀。尼采的“永恆輪迴”說就是其中的代表。
時間不是線性流逝的，線性流逝的時間讓人絕望，因為在線性時間觀中，人人都是“等死者”。而在“圓形時間”觀中，時間恐怕還是三維，但這三維卻是循環交織的，匯聚點是“當下瞬間”，對過去的回憶與對未來的期待匯聚於“當下瞬間”，這才是我們實際承受的時間。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發展了“圓性時間”觀，跟尼采有所不同的是，海德格爾把“未來籌劃”理解為三維圓性湧現的時間性結構的根本性的和發動性的一維。就這種“圓性時間”來說，在我們的“未來期待”中，也可以說“未來已來”。這也就表明，“未來之思”對於人來說是本質性的，因此哲學首先是“未來之思”。
說到哲學的未來命運，當然是與未來人類文明的方向聯繫在一起的。我前面已經講到，今天可能是“最哲學”的時代，這大概也是海德格爾的想法。我這裡願意強調的一點是，在現代技術加速推進、世界鉅變、生命本質變異的未來新文明時代，哲學在新的生命規劃、生活世界的重建、個體自由的維護等方面都將有大作為。
問：我們的“生活世界”和尼采、胡塞爾、海德格爾的時代大不相同，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信息技術、影像技術的發展，創造了一個數據化、虛擬化的網絡空間，造成虛擬現實與物理世界、比特世界和原子世界的對立，就像《黑客帝國》《盜夢空間》描述的那樣，未來的人可能更多的是“數字化生存”。未來不僅僅是政治統治的時代，可能更多的是技術統治的時代，就像雨果獎獲得者郝景芳小說《人之島》描述的，一個叫“宙斯”的全球自動控制系統主宰了人類的生活，那個時候，每個人都植入腦芯，所有人的腦芯信號彙總到全球智能系統——“宙斯”，人類的腦芯信號的彙總創造了宙斯，同時宙斯又成了人類的主宰。未來的哲學如何迎接新的挑戰，對新的“生活世界”做出解釋？
孫周興：是的，你說得對，在過去一百多年裡，人類文明和生活世界已經發生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徹底的，斷裂性的。過去時代的人類生活當然也在變化中，但那是自然而然的變化，不是斷裂性的，可以說是自然狀態下的人類文明的變動。但技術工業出現後，在馬克思時代是大機器生產，在馬克思之後，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現代技術進入快速發展時期，技術－工業－資本－商業體系形成，自然人類文明崩潰了，一種由技術工業主導的文明出現了。這裡有一個最明顯的標誌性事件，是1945年8月6日原子彈爆炸，在短短几秒鐘的時間裡，十幾萬人化為烏有，這是從前的自然人類根本無法設想和理解的事。這個事件標誌著“技術統治”時代的到來，哲學家安德爾斯稱之為“絕對虛無主義時代”。我的一個說法是，從此以後，技術統治壓倒了政治統治。有地質學家甚至建議，把1945年定為一個新的地質紀年即“人類世”的開始。
在整個20世紀的進程中，技術工業有節奏地發展出飛機、電視、電腦（計算機網絡） “三大件”，它們分別出現在20世紀的早中晚期。（思廬哲學編輯）它們對人類的時空經驗、視覺經驗、生命感受的改變和重塑是前所未有的。今天的和未來的哲學必須對生活世界的深度改變做出反應。說實話今天的哲學在這方面做得並不好，在此意義上可以說哲學被邊緣化了。哲學生態令人氣餒。尤其在我們這兒，今日大部分哲學都是哲學史研究，包括我自己的研究，多半也只是解釋以前的和別人的哲學。這種學術工作當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只剩下了這種哲學，那也是大有問題的。這些年來哲學和人文科學中的“復古”傾向大盛，就更有問題了。
我曾經半開玩笑說：你虛構一個美好的古代和古代生活，說古人活得多麼多麼好，而今天我們的生活越來越不好了，越來越爛了，這是真的嗎？古人活得好跟我們今人活得好不好有必然的關係嗎？現代技術和現代生活當然有許多問題，有的問題甚至是高風險的、致命的，但1900年人類平均壽命只有39歲，拜技術所賜，現在差不多到七十幾歲了，已經翻了一翻。如果你說活長久了沒意思，那我就無語了，就沒法跟你討論了。所以對於技術工業，我們真得有一種公正的態度，至少我們得承認，技術是一把雙刃劍，是具有兩面性的，而不是一味貶抑和否定。
在20世紀西方哲學中，現象學是唯一新出現的哲學思潮，其他如新馬克思主義、分析哲學、實用主義等主要思潮，都是在19世紀形成的哲學傳統。現象學這種新哲學，根本上就是對通過技術工業改造而出現的新“生活世界”的回應。就現象學的主體部分來說，哲學家們的努力主要在於重建生活世界的理解和經驗，這方面已經有許多有益的嘗試和成果，比如海德格爾等大哲的工作，試圖在科學－技術的方式之外開闢——保留、保護——其他的理解和思想的可能性。在我看來，甚至戰後成就氣候的當代藝術的根本動機也在於此，也是要應對技術支配下的人類生活世界的新形勢。這方面恐怕有兩個基本問題，一是自然生活世界與技術化生活世界的關係和差異問題，或者說技術化生活世界的本質問題；二是技術化生活世界的未來進展和方向問題，即技術文明的效應和方向問題。我想，未來哲學需要在此類問題上用力。
問：未來世界，不但“生活世界”發生變化，人自身也在變化。由於基因技術的發展，生命科學的進步，人的壽命越來越長，活到120歲，150歲可能並不遙遠；由於器官移植和人工智能的發展，人不但要面臨和機器人的競爭，人自身也可能機器化，成為“非自然人”。歌德在《浮士德》裡面提出“超人”概念，尼采也提出了他的“超人”哲學，未來哲學如何看待21世紀的“超人”？
孫周興：你這個問題有意思，是我在本次論壇裡要講的主題，我主要是圍繞尼采的“超人”概念來說事。過去一個多世紀裡，人類的精神和體質上的變化不是輕微的、無關緊要的，而是顛覆性的，或者就像我前面所說的，是斷裂性的。看起來，似乎精神上的變化在先，這就是尼采宣告的後哲學和後宗教時代的到來。如果說哲學和宗教是自然人類精神狀態的基本表達方式，那麼，在技術工業的作用下，這種表達方式已經失勢了，失去了曾經有過的決定性意義。相比之下，人類身體上的改變、頹敗似乎要隱蔽得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人類在體質上弱化才更為明顯地顯露出來，比如，特別是受化工造成的環境激素的影響，人類以及地球雄性動物的生殖能力大幅度下降，而且是加速度下降，現在在發達工業國家，男性不能自然生育的比率已經超過20%。這種物種滅絕性的變化應該是不可逆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個分水嶺，是我所講的技術統治地位的真正確立。之後的文明變局日益顯赫。我把整個進程描述為人類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技術化（非自然化），也就是主要通過生物技術來實現的對人類自然身體的非自然化改造，以及主要通過人工智能（算法和大數據）來完成的對人類精神（智力）的非自然化或技術化。這大概就是今天正在走向“非自然人”的人類的階段性狀態。人類將因此走向尼采所說的“超人”嗎？“超人”是失去了自然性的“技術人”嗎？這些都還沒法輕易回答。還有一個問題是，我們願意做這樣的“超人”嗎？活到你講的150歲，甚至更久，會不會無聊得要死呀？怎麼打發如此漫長的人生？未來的生命該如何規劃？包括代際關係、家庭關係、工作和遊戲、社會組織方式，等等，都將有一個新的規定和設計，完全不同於傳統宗教和哲學時代的自然人類了。
問：當前存在一個矛盾的現象，對技術的過於樂觀和對未來的極度焦慮，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談到人的焦慮，用了一個詞叫“煩”，這是一種人所共有、向死而生的“煩”，當前的“煩”更多的是對未來不確定性的“煩”，焦慮自己的未來會不會被時代淘汰，在人工智能時代成為“無用之人”，未來哲學如何看待新時代的“煩”？
孫周興：在海德格爾那裡的“煩”（Sorge）也被譯為“操心”或“憂心”。我覺得都可以的。人也總是煩七煩八，為人和事操碎了心，人總是憂心忡忡。也許這些意思都是連通的。光說“煩”吧，在海德格爾那兒有兩種樣式，一是對人事的煩，叫“煩神”，二是對事物的煩，叫“煩忙”，倒是沒有說向死而生的“煩”。這個不去說它。要說的是你說的對新時代的“煩”，確實成了我們要面對的新問題。我理解你說的“煩”是一種對未來的焦慮和憂心。今天人類對未來充滿了期待但也充滿焦慮，是一種期待與焦慮並存的心態。人總是在“煩”或者焦慮中，在自然狀態的人類文明也是如此。
貝克和吉登斯把現代社會稱為“風險社會”，但從根本上說，歷史上的社會也都是風險社會，沒有哪個時代和社會是沒有風險的。人生和世界都有不確定性，都有風險，向來如此的。但為什麼只把我們這個時代叫“風險社會”呢？我認為我們應當區分自然風險與技術風險，以前是自然風險佔主導，而如今已經轉換了，風險結構已經變了，人為（技術）不確定性和風險佔據了主導地位。雖然自然風險與技術風險一樣都有不可預期和不可掌控的特徵，但今天的技術風險可能還得加上整體性和絕對性的特徵，比如核武器的整體毀滅作用，比如主要由環境激素導致的人類整體自然繁殖能力的下降，以及人工智能（機器人技術）在超越人類智力以後可能出現的人類的毀滅性問題。
舉例來說，AI技術正在日益加速地被用於軍事目的，如果不加限制，後果將是不堪設想的，到時候人們都不可能知道自己是怎麼被弄死的。還有，在現代社會中，技術風險經常還被披上了科學合理和穩靠的外衣，就好比飛機，據說飛機在概率上是所有交通工具中最安全的，可是這種概率是無法讓人真正心安的，在大部分時候，一旦飛機失事，對於個體來說卻是絕對致命的。所謂的極小概率恐怕只有一種麻痺作用。在技術統治時代，人類對於未來的預感也將變得越來越難，原因正在於技術統治，是因為技術建立了一種人類無法掌握的支配地位。如果現代技術已經是一種人類無法掌握的統治力量，那麼人類怎麼可能超出它的掌控而綜觀之和預感之？我想這是今天人類憂慮加劇的原因之一。
至於你說的我們將成為“無用之人”，在我看來倒不是特別值得我們煩憂的一件事，因為這是在我們的預感範圍內的。馬克思早就看到這種情況，他所謂異化勞動的克服不就是勞動者成為“無用之人”麼？勞動者不必為生計而勞動了，不就是要成為“多餘之人”了嗎？我認為，今天我們最大的焦慮在於我們無法真正預知未來，因此不知為何焦慮。
閱讀更多 思廬哲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