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隨著鐵器的出現和農耕技術的提高 ，社會生產力得到了躍遷式的發展，中國社會面臨著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的轉變。
周朝傳承已久的“禮樂文化”已經不能再滿足新興的社會形態，於是，中原大地湧現了一大批的思想家和學者，針對整個社會的未來走向，進行了一場持續幾百年的“大辯論”，史稱“百家爭鳴”。
（百家爭鳴）
在這場歷史性的大辯論中，以商、韓等人為代表的法家以秦國為舞臺，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同時我們知道，在先秦的諸子百家中，法家是最晚出現的，那麼為什麼出現最晚的法家能夠後來者居上，逆襲完成“大一統”的千秋偉業呢？
在諸子百家中，除了法家，當屬孔子的儒家最為突出，所以，我們把儒家作為“鏡子”，從“儒法之爭”的角度，來更好地闡釋法家成功的原因。
“過去”VS“未來”
眾所周知，孔子是周文化的忠實追隨者，面對春秋以來的劇變，孔子大呼“禮樂崩壞”，並極力主張“回到過去” ，回到那個大興禮樂的周代。
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周朝）。——孔子
同時，孔子也是諸子百家中唯一沒有留下著作的思想家，其實是因為他的主張在周代就已經定型了，他要做的就是不辭辛苦地到處遊說，說服當權者能夠按照他的想法“從周”，我們稱之為“述而不作”。
因此，對於儒家來講，周文化的創始人周公才是“元聖”，孔子不過是“先師”而已。
（周公）
而相反的，法家卻是作為周文化的“反叛者”出現的，反對因循守舊，主張與時俱進。面對那些主張“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的“老頑固”，韓非子曾嗤之以鼻“皆守株（待兔）之類也”。商鞅也曾論述到：
民道弊而所重易（改變）也，世事變而行道異（改變）也。——商鞅
這種思想在春秋戰國的大變革時期無疑是順應潮流的，所以縱觀那些法家的代表人物，大多都敢於打破框架，不避鋒芒、敢為人先，諸如吳起、商鞅等人甚至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韓非子）
激進高效、順應潮流，此法家成功原因之一也。
“貴族立場”VS“官僚立場”
春秋初期，農耕技術大大提高，在現有的井田制模式下，庶民們在耕完井田之後，尚有餘力，於是他們開始被強迫去開墾井田以外的空地，並被要求須按照實際的田畝上繳賦稅，即土地私有制開始出現。
（井田制）
為了適應土地私有制的出現，一些國家在所佔有的領地內開始推行由國君直接管理的郡縣管理體制，由郡守和縣令取代之前的貴族進行管理。郡縣制的出現，標誌著貴族政治開始被官僚政治取代。
孔子所倡導的一直都是貴族文化：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記》
即在庶人這個等級，“禮”是不適用的，“禮”只是用來規範貴族階層的舉止行為的，所以孔子所代表的立場一直都是貴族階層。
而法家，代表的則是官僚立場，主張“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對貴族是極力打擊。商鞅變法時就曾規定：
宗室非有軍功論，
不得為屬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史記》直接廢除了世卿世祿制，沉重地打擊了貴族勢力。
（商鞅）
符合新興階層的利益，此法家成功原因之二也。
“小共同體”VS“大共同體”
西周時期，統治者為了管理遼闊的疆域，採取的是分封制和宗法制的結合，周天子把自己的親人分封到各地，這些被分封的親人又在他自己的小國內按照宗法的等級再層層分封。
（分封制和宗法制）
因此，周朝的政治結構其實就是一個個的以貴族為主體的“小共同體”，獨自為政的觀念很重，是相當不利與中央集權的。
而孔子對這種政治結構卻是相當提倡的，主張回到那個“小國寡民”的“貴族”時代：
興滅國（復興被滅亡了的國家），繼絕世（接續斷絕了的貴族），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論語》
而法家則又是相反的，在面對宗法制的弱化和分封制的解體時，他們是舉雙手贊成的；在面對“集權國家”的出現，則更是歡呼雀躍。
法家講究的是“霸道”，其目標就要去打破這一個個的“小共同體”，最大化地加強中央集權，將“國家聯盟”的天下，變成“統一國家”的天下。
（霸道）
符合中央集權，此法家成功原因之三也。
“民本”VS“君本”
周文化中提倡“敬德保民”，民意決定了“德”的歸屬，而“德”的歸屬則決定了天命的歸屬。所以君主要想保證“天命所歸”，則必須做到“愛民”。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
因此，孔子是站在“尊君”的立場上“愛民”的。後來，孔子的繼承者孟子繼續強化了“民本”的思想，又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孟子及其主張）
而法家卻是堅決反對這一觀點的，法家認為，君主才是國家的本體，或者說，國家的存在就是為君主服務的：
君之上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韓非子
百姓對君主的作用就是作戰的時候貢獻生命，和平的時候貢獻勞力，這就是法家思想中百姓存在的意義。
他們的學說，只對君主有利，只為君主服務，這也是秦始皇為什麼那麼喜歡法家的原因。
（秦始皇）
符合君主專制，此法家成功原因之四也
“德治”VS“法治”
上文提到，儒家思想是周文化一脈相承的，所以孔子的核心政治主張和周朝一樣——“為政以德”。孔子認為，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才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即“德治”和“禮治”。
（為政以德）
“德治”主張以道德去感化和教育人。而“禮治”，則是通過嚴格的等級制度，去明確君臣、父子、貴賤和尊卑，即我們常說的“親親，尊尊，長長”。
而法家提倡的則完全是一種功利主義，通過“獎”與“罰”來達到其目的：
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韓非子
而在執行上，法家講究“勢、法、術”相結合，“勢”指的是要保證君主絕對的威勢 ，“法”指的嚴刑峻法，而“術”則是指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法家思想）
總結來說，法家就是要通過嚴苛的“法”律和帝王之“術”，去保證君主的“勢”，從而有效地調動社會資源，達到“變法圖強”的目的。
符合君主對社會資源的汲取和調動，此法家成功原因之四也。
總結
通過以上幾點原因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雖然法家成型得最晚，但是它卻是最激進、最有效、最與時俱進、最符合潮流的思想。
在春秋戰國的大變革下，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是大勢所趨，集中資源、統一調配則是大勢所需。而法家的思路正好迎合了這一點，去通過一系列的手段加強中央集權，提高君主對社會資源的汲取力 ，所以法家成功了。
當然，讀史是要辯證的，雖然法家在百家爭鳴中取得了勝利，但是它的缺陷也是明顯並且致命的。
在法家的模式下，君主與被汲取的民眾更像是一種“契約關係”，雙方都不存在道德義務，只能靠“利”和“權”來維持其有效性，此外沒有任何價值系統的支撐，這種模式顯然是不長久的，秦朝的迅速滅亡也很好的說明了這一點。
（沐茗，為你解讀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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