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大同的民族融合八大亮點

□ 李生明

大同，由於其所處的北半球400毫米年降水量等分線上的特殊地理位置，因而自然成為北緯38度—43度範圍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碰撞、摩擦的拉鋸地帶，成為中原漢民族所建立王朝的邊防和北方遊牧民族南下中原的關口，同時也是民族交流融合的過渡和紐帶。從民族團結的角度出發，這裡暫且不論作為戰場對抗的一面，重點梳理作為人類歷史進程主流、中華民族大家庭主旋律的民族融合的一面，概有如下一些亮點。

“大同”之名寓意和平

對於業已過去的驚心動魄的民族融合的歷史，放在粗線條的視野內和大歷史觀下予以考察，大同是絕佳的橫斷面和切入點。從地緣學上講，大同地區是歷史上中原漢族與草原民族爭戰拉鋸之地，是匈奴、東胡、突厥、回鶻、蒙古、契丹、女真、韃靼、鮮卑、羌、党項、烏蘇、柔然、哈薩克等不斷演化的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混居之地，因而也是農耕文化與草原遊牧文化的共生共存地帶。2500年間，縱有太多金戈鐵馬，縱有700多年是由少數民族統治的歷史，但“大同”依然成為歷史發展和演變的大趨勢。從秦漢至明清的2000餘年間，這裡共發生60多次較大的攻防戰爭，這是古代史上山西乃至全國發生戰爭密度最大之地。正因為這裡是戰爭頻仍的“天下大亂”之地，所以漢代統治者首先將此連年鏖戰征伐之地命名為寓意和合、和諧、和睦的“平城”，期望“天涯靜處無征戰，兵氣消為日月光”。當然，夾在太行山與陰山餘脈之間的大同，本身呈北東-南西向展布的長約200公里、面積5100平方公里、海拔大都在1000-2200米的盆地特徵也是當初命名的一個自然因素。

考證“大同”之名，雖非出自2400多年前孔子提出的大同理想，但仍蘊含著人類本初告別殘殺、遠離戰爭的樸素理念。“大同”之名是一步步演化而來的，唐代曾在北部邊防設置大同軍節度使，此軍名便被後世用作地名“大同川”。大同川在唐代“中受降城”西，即今內蒙古包頭市敖陶窯子。後來大同軍節度使遷至“燕雲十六州”之一的雲州。到了契丹族建立的遼代，統治者依然想一統天下，便於1044年將這個由北向南征戰全國的“橋頭堡”，正式改名為“大同”，客觀上順應了世世代代祈求和平的各族人民的意願。

胡漢互化

胡是中國古代中原漢民族對北邊或西域民族的統稱，後來泛指一切外國或外域的民族。影響所及，直至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在小學讀書時，語文課本上還有“勒緊褲帶追胡馬”詩句，這裡的“胡”特指甘青新的三支馬姓土匪。而我們日常食用的胡麻、胡芹、胡桃、胡蘿蔔、胡椒、石榴、葡萄、番茄等食物，則完全屬於民族融合背景下的“胡化”產物。

《魏書》曾記載當時中亞、西亞、西域46個國家共109次的朝貢記錄，除了來自各國的外交使節外，還有包括官僚、姻親、商人、僧侶以及工匠、伎樂各色人等的西域胡人在平城定居。這些西域胡人，主要是今西北地區包括塔里木河流域于闐、龜茲、疏勒、鄯善等國諸民族，也有中亞昭武九姓粟特人、西亞的波斯人、南亞天竺諸國人等。雲岡石窟中雕刻的氣鳴樂器、弦鳴樂器、膜鳴樂器中，既有漢魏舊樂琴、箏、笙之類，也有龜茲篳篥，印度和波斯的箜篌、琵琶，合以彈指、抃 （鼓掌）、吹指等。1965年和2000年大同御河之東的原雁北師院（今大同大學）出土的北魏平城時期的胡俑，很可能就是當時來自異域高僧、商人或工匠的寫真。

歷史上的大同，耕地和草場相間，土窯洞與氈帳並立。這裡既是漢民族傳統耕作之地，也是北狄及其後匈奴、東胡各部族流動寄居生活之地。大同似乎就是這樣一個歷史舞臺，拓跋鮮卑建立北魏，契丹建立遼，女真建立金，蒙古人建立元，還有匈奴、柔然、突厥、烏桓、慕容鮮卑、韃靼人、沙陀族、瓦剌部等民族，都在此上演過戰爭與和平的一幕幕活劇，都在大同留下了文明印跡。可謂“你方唱罷我登場，各領風騷長來往”，胡人漢化，漢人胡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胡漢一統，已漸漸成為官府和百姓生活的常態。

另外，民族融合還有其優化民族種群的生物學意義，這就是人類的遠緣雜交優勢。明代，民間遍傳一條“三絕”諺語，即“宣府的教場，蔚州的城牆，大同的婆娘”。其實，“自古大同出美女”的說法早已有之，據粗略統計，大同一共出過25個皇后、9個皇妃，素有“皇后之鄉”的美譽。即使現在，很多來大同旅遊的人們都會發現，這裡的人大多眉清目秀，尤其是大同姑娘，腰細臉白，五官端莊，身材窈窕，個個都很漂亮，這與大同歷史上漢民族與少數民族的通婚融合是分不開的。

戰爭與和平是民族交往過程中內在緊密聯繫著的兩種狀態，沒有戰爭就沒有和平，戰爭能夠最終消弭戰爭，實現永久和平。不過，這個過程的發展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由人為推動的，這樣的人物當然是民族融合的領軍人物。大同的千年歷史銘記著兩個代表人物：趙武靈王、孝文帝。

戰國時期，與北方遊牧民族接壤的趙國、秦國、燕國等國家，在幾次敗給胡人的經歷中發現，遊牧民族的胡服騎射在作戰中有很大的靈便和機動性，遂招募胡人騎兵充當教官或士兵，採取與胡人同樣的方式作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趙武靈王是春秋戰國時期趙國虛心好學的一代明主，為了改變國家的落後面貌，不畏阻力，果斷放棄了漢人的戰車和服飾，招募胡人騎兵，強令全國穿著胡人服裝，練習騎馬射箭，把趙國將士培養成威風凜凜的騎兵。同時拋棄民族偏見，選賢任能，大膽起用胡人，重用出身於樓煩和匈奴等少數民族的人才，建立了一支由他直接掌控的輕騎兵部隊。再加上他父親的託孤重臣肥義，趙國的戎狄外族之臣成了趙武靈王一批得力助手。同時，實行漢臣和戎狄大臣異地交流任職，加速中原文化與草原文化的融合進程。由此，大批出身低賤和有戎狄背景的人脫穎而出，並一度使遊牧文化在趙國佔據主導地位。

孝文帝是向漢民族學習的集大成者和最大功臣

700多年後的北魏馮太后和孝文帝，作為少數民族的傑出政治家，大力推行漢化改革，倡導學習漢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鼓勵穿漢服、講漢語、改漢姓。孝文帝帶頭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元宏，同時不拘一格選用人才，重用漢人，還鼓勵鮮卑貴族與漢族通婚。北魏平城針對遊牧民族與漢人生活習俗，實行“一國兩制”政策，設置管理南北兩邊州郡有關事務的南部尚書與北部尚書，同樣大大促進了民族融合。

拓跋鮮卑邁出這一步的重大意義，是避免了中華文化一次可能的覆滅命運，因而對於中華歷史的延續是立有大功的，這不是危言聳聽。從世界歷史看，公元2世紀到5世紀的遊牧民族大遷徙，給當時的歐亞各古典文明帶來了可怕的倒退。在歐洲，羅馬帝國因此而一朝瓦解，輝煌燦爛的古典文化幾乎蕩然無存，又經歷了一千年的“黑暗時代”才緩過神來。在印度，白匈奴的侵略加速了笈多帝國的瓦解，造成了漫長的分裂與文化的分解。只有在中華民族這片土地上，文明才被延續下來。

孝文帝所以走這部險棋，並不是因為自卑，而恰恰是一種自信和包容。他極力主張鮮卑本民族要與匈奴、烏桓、漢族通婚，胡、漢、匈奴、焉耆甚至波斯人、西域人、印度人、希臘人，不分高低貴賤，平等博愛，大家一體。他的這些改革措施迥異於入主中原的其他各遊牧民族。比如女真人，搶下中原，明明有漢字可以用，還要創立自己的文字。到千年後建立大清，已經把整個中國統一了，還是要區別滿蒙漢三等，剃頭留辮，讓漢人自稱奴才。再比如蒙元，打下那麼大的江山，卻將每個地方當作牧場，自己為第一等，南宋遺民為第四等。

若從狹隘的拓跋鮮卑帝室和部族血統的視角來看，孝文帝是“數典忘祖”的失敗者。但是，他不搞三六九等，不自恃拓跋本部族的優越性，也毫不在意皇室“血統的純正性”，寧可放棄自我，也要成就大我，因為他從文明程度較高的漢族身上看清了民族融合的大趨勢，心中有“大同”理念，所以決意走“全盤漢化”之路。之後的大唐徹底繼承孝文帝這種自信、開明、開放、博愛、包容、颯爽的鮮明民族性格，自覺融入到中華民族新鮮有力的血液中，在文化上更具有國際範兒。

儒釋道三教合一

孝文帝極力主張儒佛道都能在北魏王朝開花結果。趙樸初曾對《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研究對比之後指出，魏晉南北朝以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已不再是純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釋道三家匯合而成的文化形態了。匯合的入口，便是北魏平城時代。政治穩定、民族融合和社會和諧需要文化和精神的支撐，宗教便承擔起這一支撐。

北魏依託佛教找到了一條行之有效的中國化的宗教傳播道路，大同由此成為中國佛教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在這個時期，經過興佛、滅佛再到禮佛的反轉，出現了“皇帝即如來”“禮帝即禮佛”的思想，佛教在北魏隆盛一時，寺院林立、僧侶雲集，正如《水經注》所載：“京都興佛，舉國造像。”佛教與中國傳統的儒教、道教和諧共生、相互融合，形成了儒釋道多元融合的大同社會。懸空寺三教殿內有一通“三教碑”。上有詩云：“懸空古寺懸半空，恆山永恆寺永恆，一宗三脈儒道釋，天人合一千秋風”，正反映了大同三教合一的特點。

今天，無論是北魏時期氣勢恢宏的雲岡石窟和懸空寺，遼金時期的華嚴寺和善化寺，還是仙氣繚繞的道教名山恆山，以及純陽宮、帝君廟、法華寺等宗教場所，處處都有宗教融合的體現。而云岡石窟本身就是平城與西域交往的產物，是佛教通過絲綢之路直通平城的最大物證。

絲綢之路的東部起點

互通有無的貿易暢通是民族融合的最重要標誌。大同是公元5世紀絲綢之路的東部起點，發生在大同的民族融合行為，尤其體現在北魏絲綢之路、隋唐茶馬古道、明清商幫和駝隊在此的交匯活動。

大同是連接中原與草原的交通要道和邊塞商埠，是孤獨的駝隊經歷漫長的跋涉進入中原後的第一座驛站，自古就是一個繁華的商業之都。作為最有力的實證，雲岡石窟記錄著北魏平城通過絲綢之路與中亞、西亞的交往。雲岡石窟第16-1窟西壁上雕刻著頭戴尖圓氈帽、身著對襟長衫、腰繫帶的梵相十足的五位供養人，考證是一隊來往於西域和平城之間的胡商。推測他們因信奉佛教而來，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雲岡石窟的開鑿。不然，為什麼給他們塑像？再看雲岡石窟第18窟中東壁那一尊高額深目、眉端捲曲、鼻樑高挺的獨立梵相弟子塑像，或許就是當時來自異域僧人或西域開窟工匠的寫真。還有第9窟前室北壁明窗東側的獨立婆娑仙和第6窟的胡僧，都是異域相貌。

藝術折射現實。大同博物館有一幅漆畫《平城盛景》，是以北魏平城街景為題材而創作的，反映了“貢使絡繹，商隊接踵”的盛況。坊市之間異域舞者身著輕紗、肩披帔帛，在琵琶的彈奏聲中跳起歡快的胡騰舞，中亞胡商帶來精美絕倫的玻璃金銀器皿，弘法傳教的僧侶遊走街市……

元代版圖擴大至歐亞兩洲，交通和商貿的觸角大幅度向外延伸，形成了一條沿大同御河河谷北上，經集寧、二連浩特，通往蒙古和俄羅斯貝加爾湖地區的商業貿易大道。

茶馬互市和萬里茶道

唐代與外域的五條陸路交通中，有兩條經過大同。據《中國商業史》介紹，西域人喜歡奶酪等奶製品，但因為奶製品熱量高，需要通過喝茶來平衡飲食，因此自唐宋以後形成了以茶易馬的茶馬古道，經大同通往蒙古和俄羅斯。《中國海關通志》有錄：“北方諸國由內陸通商者，則以大同、宣府……各置市場。”

到了明代，為了解決邊防糧食供給問題，洪武三年（1370），朝廷首先在太原、大同兩鎮實行“開中法”，鼓勵商人們運送糧食到邊塞，以換取鹽引——取鹽和售鹽的憑證。“開中法”的實施吸引了大批商賈雲集大同，以糧食為龍頭的商業急速膨脹，大同遂成為北方物流集散重心與晉商發祥地。

隆慶議和以後的“封貢互市”進一步擴大了明與蒙古的通商貿易。此後，明廷在大同左衛的威遠堡、宣府的萬全右衛、張家口等邊外陸續開放了多處馬市，定期交易。蒙族以牲畜、皮張等貨物換取內地商販的鐵鍋、布匹和綢緞等物。《明實錄》記載：“山西、河南、正定等處客商，往大同販馬、牛、布、絹，蟻聚城市，日不下五六百騎。”邊市上出現了“南來菸酒綢布茶，北來牛羊駱駝馬”的盛況。

清代邊疆遠移漠北後，刀光血影不再，南北商貿漸興，大同又成為晉商貨物中轉之地。晉商從大同出發到綏遠（今呼和浩特）開拓北方市場，將茶葉、絲綢、土布、銅器、瓷器等貨物轉運至恰克圖。這段由晉商與駱駝撐起的茶路，是與絲綢之路媲美的香飄萬里、芬芳百年的“萬里茶道”最後一段，也是中國茶文化傳遍世界各地的起點。

今日大同新融合

今天的大同人實際上就是古代北方農耕民族與各個少數民族血緣、信仰、生活習慣高度融合同化的群體。整個晉冀蒙三角接壤地帶“民相親，心相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作為一個新型城市群被捆綁起來，參與國家的區域戰略建設活動。大同市被列入國家建設農牧交錯帶核心示範區，還被作為山西省“北拓”戰略的支撐點，成為推進蒙晉冀（烏大張）長城金三角區域合作的橋頭堡，目前正在加緊推進集寧-大同-原平高鐵項目，以主動融入中蒙俄經濟走廊，依據的就是這種歷史認同。

晉冀蒙三角接壤地帶抱團發展，這是大同人心的迴歸，也是大同人的自信，是民族文化記憶“活的靈魂”，能夠激活長城內外各民族的共同記憶、引起“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精神共鳴。目前，農耕業與草原業的自身特色還在，但兩種文化會空前融合，由56個民族組成的大家庭中一朵鮮豔美麗的並蒂花正在含苞待放。

一言以蔽之，大同的輝煌和雄風，是民族融合歷史的造就。雲岡石窟作為中國四大石窟藝術寶庫之一，已然於2001年12月14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大同古城作為“萬里茶道”申遺涉及城市，於2019年3月被國家文物局正式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大同的民族融合輝煌歷史將在新時代綻開更加燦爛的花朵。（作者通聯：大同市平城區永安裡小區14號樓大同市欣美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原載於2019年第11期《前進》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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