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津三舉人鄉試硃卷現身山東書市
□ 薄文軍
近日，三位清代利津籍舉人的鄉試硃卷在山東省內一傢俬營書店現身。三份硃卷均為線裝冊子，固定格式印刷，高約24釐米，寬約14釐米，厚薄不等。它們分屬於清朝乾隆甲子科山東鄉試第16名舉人李琬、嘉慶戊午科山東鄉試第40名舉人劉遇春、嘉慶庚申恩科山東鄉試第33名舉人胡瑞田。歷經200多年歲月洗禮，三冊硃卷已明顯殘舊，但其文化價值卻與日俱增。
在科舉考試中，考生用墨筆親自書寫的卷子稱為“墨卷”，試卷密封后，由謄錄人員用硃筆重新譽寫並用於批閱的卷子稱為“硃卷”。硃卷的作用是使考官無法辨認考生字跡，以防止在閱卷過程中串通舞弊。同時，也是為了防止考官在批捲過程中過分注重考生書法優劣而影響對文章本身的客觀判斷。放榜之後，無論中式與否，硃卷及考官批語都是要跟考生見面的。這又為考生重溫和保存自己在考場上即興發揮的應試文章創造了條件。
清代新中式的進士、舉人往往會根據硃卷將自己的應試文章刻印後分送親友，專業化的印製作坊和固定格式的模版也就應運而生。這種刊刻的卷子雖系墨印，但也被稱為“硃卷”。親友在收到硃卷後，一般會在其開賀之日攜帶禮品登門祝賀，大體情形有類今天的“升學宴”。科舉硃卷儘管是印刷品，但以當時的條件不會一次性印製太多。隨著時間推移，完整保存下來的更是寥若晨星，因此仍具有較高的收藏和研究價值。一方面，它能完整保存考生在多個場次遇到的考題和作出的答卷，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一個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風貌。另一方面，與官刻的《登科錄》《鄉試錄》《會試錄》以及《同年齒錄》等相比，中式者對硃卷內容有著更強的主導性。因此硃卷提供的履歷內容也便更為詳細、更具特色。有的不吝頁面，利用硃卷詳述家族譜系，歷代族人的官職、功名，與其他家族的姻親關係，儼然一部“小家譜”，而且在很多方面資料甚至比家譜更為翔實可信。
此次發現的三份硃卷的主人當中，中舉最早的李琬，字廷瑞，號德圃，山東武定府利津縣人，清朝康熙四十四年（1705）十月二十日生，住縣城。乾隆三年（1738）戊午科副貢，乾隆九年（1744）甲子科第16名舉人，乾隆十三年（1748）戊辰科第三甲第156名進士。其少年喪父，繼承父志，刻苦攻讀，終於金榜題名。
乾隆甲子科山東鄉試主考官為翰林院侍讀周玉章、翰林院編修曹秀先，同考官為泰安府萊蕪縣知縣王鈞。對李琬的三篇應試文章，各位考官讚賞有嘉。周玉章給出的批語是：“高老蒼勁，有典有則。”曹秀先給出的批語是：“神氣高卓，矩矱森然。”
清朝光緒版《利津縣誌》記載，李琬中進士後，授直隸真定府高邑縣知縣，惠政不勝枚舉，後援例改任山東曹州府教授。這裡說的“援例”，指的是當時官員崗位置換的成例。清朝地方行政長官實行裡籍迴避制度，知縣不能在本省任職，即便在外省也須離家500裡開外。任知縣者如因個人原因想就近為官的，按照慣例可轉為同樣品級的“府教授”回本省任職，但同樣也是隻能在本省而不能在本府任職。根據民國版《高邑縣誌》記載，李琬任高邑縣知縣是乾隆二十三年（1758），距其中進士又已過去了10年，已經53歲了。可能因為年齡等原因，他任職高邑知縣當年旋即離任。是否直接轉任曹州府教授，史料不詳。
李琬出身於明清時期利津縣赫赫有名的“李佈政”家族。其二世祖李益，字守謙，明朝洪武四年（1371）以人材舉，歷任戶部主事、江西饒州府通判、饒州府知府、山西布政使司左參議、山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李益為官清廉，生活簡樸，居官數年沒有添置過一件新衣服。據說有一次，明太祖朱元璋過生日，要求文武百官都穿上華麗的官服參加宴會。李益沒有華麗官服可穿，就借了一位千戶的官服穿上。文官穿著武官袍子，朱元璋見了很是奇怪，便問他原因，李益如實稟告。朱元璋不太相信李益這套說詞，當即命人搜檢李益住處，只在皂靴中找到幾升俸米。朱元璋嗟嘆良久，專門賜給李益一襲錦衣，以褒獎其清廉。科舉方面，李佈政家族在明清時期先後考中3名進士、6名舉人、30餘名貢生。在整個利津縣範圍內，只有同處縣城的李登仙家族能與之比肩。
劉遇春，字淑來，號西溪，山東武定府利津縣人，清朝乾隆十六年（1751）九月初五生，住縣城庠門首，府學生，嘉慶三年（1798）戊午科山東鄉試第40名舉人。本科山東鄉試主考官為國子監祭酒、山東學政胡長齡，軍機處行走、內閣中書曹惠華；同考官為濟南府新城縣（今山東省桓臺縣）知縣趙彭籛。對劉遇春的應試文章，胡長齡的批語是：“疏疏落落，筆有餘妍。”曹惠華的批語是：“根據天人，別樹一幟。”
劉遇春的先祖劉彥深於明朝永樂年間由直隸棗強遷居山東利津縣，三世祖劉麟曾任湖廣房縣知縣。此後，其先輩當中有多人擔任驛丞、教諭、經歷等官職。其五世祖劉銓，是明朝弘治十一年（1498）戊午科舉人。清朝光緒九年版《利津縣誌·文苑》記載，劉遇春，嘉慶戊午舉於鄉，以大挑銓曲阜訓導，引疾歸，截取知縣不就，事親孝，文行並懋，退居教授，陶鎔鄉後進，名成者不勝僂指。著有《青藜軒詩稿》。
劉遇春中舉時47歲，此後未能考取進士。乾隆十七年（1752），朝廷作出規定，舉人參加會試四科（嘉慶五年改為三科）不中的，由吏部據其形貌應對挑選，一等以知縣用，二等以教職用。每六年舉行一次，於會試發榜後舉行，以使舉人有更多進身機會，名曰“大挑”。按照這一規定，劉遇春最快應該在乾隆十年（1805）左右參加大挑，最終以大挑二等授任曲阜訓導。
胡瑞田，字元圃，號玉山，山東武定府利津縣城東崔家莊人，乾隆元年（1736）十一月十一日生，嘉慶五年（1800）庚申科第33名舉人。主考官是大理寺卿兼公中佐領恩普、戶部山東清吏司員外郎焦以厚，同考官為登州府黃縣知縣魏紹濂。對胡瑞田的應試文章，恩普的批語是：“益友包羅，辭無浮囂。”魏紹濂的批語是：“根柢盤深，華實兼茂。”
在明清時代，中舉人可以視為讀書人走向仕途的起點，但這並不意味著一旦中舉就能平步青雲。許許多多的舉人其實最終也就落得個功名出身，與仕途並無多少緣分。與李琬、劉遇春相比，胡瑞田是地地道道的農家子弟，清朝康熙十二年版《利津縣新志》、光緒九年版《利津縣誌》對其均有記載，但無更多詳細資料，估計是其中舉時已經64歲，料也與仕途無緣了。
早在10年前，濟南市長清區還曾發現過清朝同治六年（1867）丁卯科順天鄉試舉人薄仁山的鄉試硃卷。薄仁山，字怡園，又字彝元，山東武定府利津縣薄家莊人，中舉後一直未能考中進士，便於光緒十五年（1889）己酉科會試後參加大挑，被列為一等，授江蘇即用知縣。所謂“即用”，就是“有缺便用”，屬於“第一候補梯隊”。不過，當時各省積壓的科舉人才太多，許多進士都老死於“即用知縣”，何況是他們這些屢試不第的“留級生”呢？所以，直到1931年利津縣《薄氏族譜》刊印，不見薄仁山躋身仕途的任何信息。
長清發現的薄仁山鄉試硃卷刊印（或為重刊）於他入選大挑一等之後，其體例較近日省內發現的三份更為完備。這冊鄉試硃卷，載有薄仁山參加順天府鄉試的三篇文章《慈者所以使眾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子產聽鄭國之政》和詩作《賦得石上泉聲帶雨秋》。卷前詳細載錄了薄仁山的本族譜系，師承傳授，中式名次，主考官姓名、官階與批語等。當然，這裡邊最重要的還是他的成績單：“順天鄉試中式第二百二十六名，保和殿複試第一等第二十九名。”
利津縣（今屬東營市）位於山東省北部、渤海西南岸，是一片古老而年輕的土地，縣域半數為西漢末年開始逐步形成的退海之地。自隋唐以來，其陸域先後隸屬於蒲臺、渤海等縣。金朝明昌三年十二月（1193.1）始置利津縣。受各種因素影響，關於利津縣的文獻記載斷層嚴重，尤其科舉方面，明朝以前資料匱乏，見諸史料的只有元朝進士1人。但自明朝開始，資料漸趨完備，按照省、府、縣誌記載，明清兩朝利津縣先後有123人中舉人，其中36人中進士；先後有22人中武舉，其中4人中武進士。
科舉時代，處身仕與不仕之間的舉人在中華文化傳承，尤其在家鄉文化建設、教育教學中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甚至是進士群體所難以達到的。數十萬乃至上百萬計的舉人，同樣是中國傳統文化、科舉文化的一道靚麗風景。
（作者為山東省作家協會會員、山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黃河口地域文化研究學者、資深媒體人，著有地域文化書《穿越黃河口》《黃河口旅遊文化》《東營進士全傳》《黃河口抗日戰爭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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