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主辦的“第十七屆中國改革論壇”於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舉辦。上海市社科聯主席、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王戰出席並演講。
王戰稱，現在很多人把所有東西都往“百年大變局”裡裝，但什麼東西才能夠稱得上百年呢？他認為有四個：
第一，人類社會已經從農耕社會、工業化社會進入到了信息化引領工業化的社會，這將顛覆250年工業化社會所形成的很多規章、行事方式。王戰認為要形成一個信息社會全球治理的系統。第二，二十一世紀是人類和地球共存亡的時期。第三，逆全球化和新型全球化並存的時期。
他稱，很多人把逆全球化僅僅看成是特朗普現象，這是不對的。“我到北歐、西歐都去看過，他們把社會福利搞得很高，造成什麼問題呢？如果整個經濟發展是以國別為界限的話沒問題，到了全球化的時候，他是找死。為什麼呢？這麼高的工資是退不下來的。說現在企業迴歸美國，美國工人肯降工資嗎？不肯降。不肯降，回不去。所以，我覺得，整個這一輪的全球化過程當中，可能在這些發達國家，它的社會底層、製造業工人，大概有兩三代人過的將是個很苦的日子。所以，他為什麼反對難民進去？極右勢力開始出現，和這些都有關係”，王戰分析。
第四，社會結構發生變化。第一，在短短的四十年當中，我國家庭結構發生解體，“原來是大家庭，三世同堂、四世同堂，後來是核心家庭，現在在很多大城市，比如上海中心城區裡面30%是空巢家庭，就是兩個老人眼對眼”。第二，這和老齡化、少子化，計劃生育以後所形成的狀況又碰到了一起。第三，這和網絡社會碰到一起了。“現在有的孩子不和老人住在一起的，到時候來看看你，即使來看看你，他還是拿著個手機看手機”。
“人際之間的交往，在短短四十年當中，我們說中國優秀文化傳統實際上有載體的，而這個載體現在崩塌了”，王戰憂慮道。
他提出幾點建議：
第一，宏觀政策應該採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管理匹配的政策，不能僅僅講供給側改革。
第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能一上來就講“三去一降一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重要的首先是創造新的供給，是創新。“該國有企業做的還是應該做，但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事應該多交給民營企業去做，這是國有企業做不了的”，王戰表示。
第三，金融供給側改革應該加強，關鍵是要解決資金貴、資金難的問題。
第四，物流供給側改革應該作為“十四五”的重中之重。其建議“十四五”打造一個以水運為基礎、以多式聯運為支撐的立體物流體系。“現在有時候我們把它做政績，比如報紙上現在講交通，報得最多的就是某個城市現在通中歐班列了，67個城市2萬多班次全部是虧損的，地方財政補貼”，王戰稱，“並不是說不要搞中歐班列，而是把它納入到水運為基礎、多式聯運為支撐的物流體系當中”。
第五，宅基地改革走得還不夠，“有很多企業家願意到農村去投資，你無非是個負面清單，不準到農村炒地皮就完了嘛”，王戰稱，“農村、鄉村振興需要市場主體，沒有市場主體是空談”。
第六，企業混改問題。“企業混改做得好是件好事，做得不好，是個大敗筆。如果我們的企業混改最後都是國有企業收購股權，那是我們混改的失敗。如果在混改當中，有的企業是民營企業佔大頭，有的是外資企業佔大頭，有的是國有企業佔大的，是根據發展的需要、市場的需要，形成這樣一個格局的話，我說這件事情幹成了”，他如此評價。
第七，高質量區域發展戰略。
王戰還對“擴大內需”提出了建議——應對全國60歲以上的老人進行一次“數字化脫盲”。“中青年月月光，老人有錢不知道怎麼用”，王戰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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