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戰，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上海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教授，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理事，上海市決策諮詢委員會委員。歷任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市委研究室主任、市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市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20世紀90年代，作為上海專家組中的“18棵青松”之一，王戰提出了“將上海建設成世界一流城市”的獨特建議，並在上海浦東改革開放、洋山深水港選址等方面發揮過重要作用。
被選入“18人專家組”
1983年下半年，王戰從復旦大學畢業，留在了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工作。當時的中國經濟改革如火如荼，渴望站在全球角度研究世界經濟問題的王戰，和曾任浦發銀行副行長的陳偉樹，以及後來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全球副總裁的朱民，立即向校黨委提出要建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請求。
對於這三個年輕人的請求，當時有很多疑問，但學校黨委書記林克很支持。1984年年底，“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按照今天對智庫建設的標準來看，當時因陋就簡成立的這個“中心”，實際上是中國高校誕生的第一個“決策諮詢智庫”。
1987年下半年，受上海市市長江澤民委託，由汪道涵擔任總顧問，專門研討浦東改革開放問題的“18人專家組”成立。這個組對外稱作“浦東開發開放中外聯合諮詢組”。王戰又一次作為學者，被市委選中，進入該專家組。
“北上派”轉戰浦東
上海的改革開放，初期滬上曾有三派主張：一個是“浦東派”，一個是以臨港為中心的“南下派”，另一個就是以王戰為代表的“北上派”。
說起“北上派”當年調研上海改革開放對策時，王戰回憶說，“當年上海的財政經濟相當緊張”。具體緊張到怎樣的程度呢？上海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姚錫棠曾做過一個形象的描述，他說：20世紀80年代初，上海最擁擠的地段上，一平方公里住著16萬人，全上海的弄堂裡當時有80萬隻馬桶。公交車每平方米要擠12人，整個上海高於12層的建築只有十幾棟……
然而，“螺螄殼裡做道場”的上海，要怎樣才能做好改革開放這個“大課題”？領銜“北上派”的專家王戰陷入了思考，如何“小切口、大動作”，既要為捉襟見肘的上海市政府的財政省錢，又要在全局上為上海儘快走出“歷史困局”作出深度考量，於是，在深入調研後，他提出了“立足‘全運’、搬遷江灣機場”的“北上方案”。
王戰回憶說，80年代的上海財稅負擔重，歷史欠賬相當厲害。特別是此時的上海，是中央“一盤棋”的“後衛”地區。80年代初，《解放日報》曾在頭版刊登過一篇《十個第一和五個倒數第一說明了什麼？》的文章。文中說：相當一段時間裡，上海工業總產值、出口總產值、財政收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能源有效利用率、商品調撥量、內遷工廠與技術人員輸出等10項指標均佔全國第一。1980年它的產值曾佔全國1/8，上交財政的數額曾佔全國的1/6，但自身的基礎設施建設卻欠賬較多。到80年代初，上海人均道路面積、人均居住面積都屬全國倒數第一，而三廢汙染、車輛事故、人口密度等指標則居高不下。由此可見，上海這個全國的“後衛”當時有多少辛苦。
“北上派”在充分調研上海的情況後認為，上海只有利用好現有資源——先行“北上”，開發上海楊浦區五角場，才能“多快好省”地為“捉襟見肘”的地方財政作最好的安排。正在此時，也就是1984年，國務院委託馬洪等同志到上海，幫助研究擬定上海經濟發展戰略。王戰將“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擬定的“北上方案”正式提出。
具體方案就是：第一，充分利用在楊浦區舉辦全運會期間的前期改造。1983年，上海市政府為成功舉辦第五屆全國運動會，特地花巨資在楊浦區作了一系列“大手筆”投資。如改造走馬塘下水道工程，將四平路、邯鄲路等道路翻修、擴建等。充分利用這些前期優勢，不僅能在費用上“多快好省”，更能進一步提高楊浦區土地開發價值。第二，根據五角場地區的地理情況，提出江灣機場的搬遷問題。王戰認為，如果能夠說服部隊搬遷江灣機場，上海不僅可充分利用10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向東可將市中心自然延伸到上海森林公園，向北也能進一步打通市中心與寶山張華浜碼頭的聯繫。
不僅如此，當年上海還沒有像樣的外貿碼頭，如果採用“北上方案”，甚至還能為未來寶山張華浜再建一個出口加工區打下基礎。不過，“北上派”的方案雖然得到了領導的批覆，但由於江灣機場屬於空軍第四軍軍部，需要地方與部隊進行協商，這個協商一等就是十年。最終，改革開放的“大方向”轉向了浦東，然而卻為十年後的楊浦區新騰飛尤其是“創智天地”的創立，埋下了伏筆。
1993年，正在熱火朝天大建設中的浦東（陸傑 攝）
楊浦“創智天地”（楊浦區方誌辦 供）
提出“東西聯動再造中心模式”
對於上海開發浦東，上世紀80年代末是有過很大爭論的。有人認為，上海的“改革開放”就是要複製深圳模式。王戰很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認為，上海與深圳的情況不同。深圳模式關鍵是利用了與香港毗鄰的地理優勢、位置優勢和土地級差效應。而上海的開放度當時嚴重不足，沒有類似香港的經濟中心功能。如果開放之初，借鑑深圳模式，即在黃浦江邊攔一道鐵絲網，割裂浦東浦西，就很有可能造成兩種情況：一是浦東開發開放不成功，二是即使搞活了浦東經濟，卻對帶動浦西發展非常不利。
最終專家組形成了共識：浦東不能搞“特區”應該搞“新區”，不搞“開發區”應該搞“功能區”。1990年4月18日，李鵬前往上海宣佈中央對上海的政策，浦東開發開放正式拉開帷幕。此後，市裡組織90年代上海發展戰略研究，王戰受邀主持浦東改革開放分課題調研，提出“東西聯動，再造中心”的設想，在課題彙報時得到了時任市長朱鎔基的回應。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他說：我們提出搞新區，是想利用新區開發的帶動作用，帶動整個上海的發展。儘管以後這樣的模式被蘇州、天津、瀋陽、鄭州、重慶等複製，但我們上海首創的“開放模式”已經得到市場認可。直到如今，“東西聯動，再造中心”仍是人們在談論上海浦東改革開放時都會提到的話題。
1992年1月，王戰因一系列精彩調研，為上海改革開放作出了貢獻，時任市長徐匡迪將他從復旦大學調入市計劃委員會經濟研究所擔任所長。同年9月，兼任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
這段時間，王戰參與或主持的《邁向二十一世紀的上海》《九十年代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研究》《上海世博會主題研究》《中國加入WTO上海行動計劃綱要》《上海洋山集裝箱樞紐港論證研究》等一系列研究報告，都成為市委、市政府的“重大調研課題”。2010年的中國（上海）世界博覽會項目，是王戰追蹤10年後的“世紀精品”。而2016年在上海開園的迪士尼樂園項目，是他與浦東新區領導共同傾注15年精力打造的“嘔心之作”。
上海迪士尼樂園夜景（張鎖慶 攝）
偶然發現“洋山深水港”
1994年，王戰已主持市政府經濟研究中心的工作。時任市委書記黃菊要求研究上海“如何面向21世紀”的問題。課題組組長是徐匡迪，市府經濟研究中心主要承擔課題組的組織和協調等工作。一次，王戰陪同徐市長一起去香港、新加坡考察。到新加坡後，他們與新加坡港務局長展開“雙邊研討”。當時，港務局長的話對王戰刺激很大。對方言辭鑿鑿地說，根據他所瞭解的，當時新加坡和香港，其航運規模已經屬於世界第一第二，集裝箱吞吐量已超過1000萬箱，是世界上名副其實的集裝箱大港。未來10年，前三名的另一個集裝箱樞紐港將在東北亞的高雄、神戶和釜山三大港之間角逐。言下之意是上海要想勝出，成為“東北亞樞紐港”，絕對沒有可能。
在聽到新加坡這個港務局長的講話後，王戰如坐針氈。上世紀90年代，國際集裝箱樞紐港競爭確實激烈，說處於“白熱化”狀態毫不為過。那時，許多人看好東北亞的其他城市，對地處亞洲的上海想在樞紐港上獲一席之地不認可；上海要建立起“國際航運中心”，他們都不理解不相信。另外，當時的韓國釜山、臺灣高雄、日本神戶這三個“港口城市”的建設，也確實明顯高於上海；更重要的是，當時的臺灣當局，繼拋出“兩國論”後，也正在抓緊推進亞太營運中心計劃。
但“人算不如天算”，就在競爭相當厲害的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來臨，這場風暴使那些“高速奔跑”、希望能擠進“國際樞紐港”的國家和地區陷入困境。千載難逢，上海忽然發現了自己的機會，那就是“只爭朝夕”，早日解決長江口水深不足15米的問題。
怎樣才能解決建設上海深水港需要的“水深”問題？回到上海後，王戰再次陷入深思。就在這時，上海有個叫瞿世民的港口專家，提出了一個建“東方大港”的設想。他認為上海只有成為航運中心，才能真正成為貿易中心；只有成為貿易中心，才能真正成為金融中心；上海鄰近地區必須建設國際深水大港，才能使上海成為世界經濟中心。他還說，浙江省衢黃島那裡有個60平方公里的地方，可作為上海東方大港的選址。於是，正在做深度調研的王戰，根據時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華建敏的批示，組織由市委、市政府兩位副秘書長任正副組長的課題評審組，以某“城投公司”的名義，到浙江嵊泗縣進行考察。
他們一行人向當地借船出海考察時，卻發現衢黃島海域不但離上海遠，而且風起雲湧，避風條件非常不好，不利於建集裝箱碼頭；如果真要在上海與浙江衢黃島建設“跨海大橋”，因路途遙遠，建設工程將會隱患重重。於是，王戰和參與考察的專家們當即否定了“衢黃島建設上海東方大港”的建議。在浙江考察的回程中，當穿越大小洋山時，原本洶湧澎湃的大海，忽然平靜下來。看到眼前的突變，專家們都困惑不解。
施工中的洋山港碼頭
經過勘察分析後發現，原來衢黃島往上海方向，在大小洋山間有個喇叭口，兩島靠外海一側的距離約為1海里，靠大陸一側的距離則為3海里以上，由於外圍嵊泗群島和岱山群島能夠擋住湧浪，他們的船駛到這裡，自然風平浪靜。大家豁然開朗：“長江口超過15米的深水港有了！”“上海建設國際化港口能行了！”
回到上海，課題組經過深入瞭解再次確證，原來在大小洋山這裡，大海圖上雖只標註水深10米，但在兩個列島之間，由於海水潮汐性沖刷，還有一條通道；這條通道的水深，竟能達到13米以上。特別是靠東側，深度大於15米。同時，兩島陸域面積約7.6平方公里，淺灘面積約8平方公里……這就是說，假如在這裡建設“上海的東方大港”，可資利用的深水岸線就長達4900米。
對於這樣的設想和論證，楊雄同志曾在一次會議上回顧說：“中共上海市委將深水港建設列為上海新一輪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十大工程之首，專家先後對北上(羅涇)、東進(外高橋)、南下(金山嘴)等建港方案進行過論證，但都因航道水深不夠、岸線不足等原因而作罷。1995年9月，提出跳出長江口，在距上海南匯蘆潮港約30公里的大小洋山島建深水港的設想……”
然而，面對遠在還屬於浙江海域的“上海深水港”，它如何才能與上海緊密相連起來？最終專家評審組的同志綜合論定：大小洋山與上海的南匯蘆潮港只有約30公里，也就是說，這點的距離完全可以通過建造跨海大橋解決。
令課題組振奮的是，市領導不僅聽取了他們的彙報，還親自前往大小洋山進行考察，並做出“以洋山港為深水港選址地”的決定，同時讓市計委、國航辦和研究中心共同組成總課題組，進行更深入的可行性研究。2002年底，經過歷時7年、耗資8000多萬、析成200多個專題項目研究及反覆論證後，“洋山深水港”終於開始建設。自此，上海四個中心建設之一的“國際航運中心”建設，正式成為上海改革發展的重大“熱點”。2005年12月10日，上海國際航運中心洋山深水港舉行開港儀式時，作為市委副秘書長的王戰受市委委派，親自前往上海金山楓涇，迎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參加開港儀式。
洋山港全景（張鎖慶 攝）
2017年12月10日，全球最大自動化碼頭上海洋山港四期開港試運營
2009年，在建國60週年的慶祝大典前夕，王戰回憶自己曾經參與的浦東改革開放調研時說：“回顧上海在探索城市發展空間和發展方向中走過的風雨歷程，作為一名有幸參與其中的研究人員，我深深感到科學決策對一個城市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ND
原文刊於《上海灘》雜誌 2018年第四期
閱讀更多 上海地方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