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纵横家赵蕤 (ruí）在其著作《反经·察相篇》中说：“虽云以言信行、失之宰予，以貌度性，失之子羽，然传称无忧而戚、忧必及之，无庆而欢、乐必还之，此心有先动，而神有先知，则色有先见。”
意思是：即便说根据言语和相貌判断一个人就会发生像冤枉孔子的学生宰予和子羽那样的错误，然而《左传》上说：“没有忧虑却心情悲伤，那么忧愁一定很快到来；没有快乐的事却莫名其妙地突然欢喜起来，那么快乐也会马上降临。”这就是说，人们的心理和神志对即将来临的忧与喜有一种超前的感应，心神预感到后，就会首先在面容上反映出来。
识人要以气为主，内在之气就是人的精神，外在之气就是人的气色，观察一个人的“气”既要看精神又要看气色。
曾国藩通常对有善气、静气、轻气、书卷气、士子气、清刚之气、刚硬之气、倔强之气、口气飞扬的人有好感，而对有俗气、浊气、浮华气、庸暗之气的人不予重用，这样的人气不足。他所说的气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个人从内到外给别人的感觉。
人生要经历幼年、青年、中年、老年四个时期，每个时期因为生理和心理的发育会表现出不一样的气色，就像一株树，刚长的时候，娇嫩稚气，在生长的过程中，生机蓬勃，颜色鲜绿，到达枝繁叶茂的时候，整棵树都色泽丰艳，而到了后期，色泽也会变得素朴。因此不要犯机械的错误，认为一个人的气色是一成不变的。幼年时稚气色淡，青年时气勃色明，中年时气盛色艳，老年时气实色素。同时人的气色也随季节、气候变化，“春青、夏红、秋黄、冬白”就是人在不同季节的不同气色。
曾国藩注重培养人的耿直浩然之气。一个人想成大器一定要有“豁达光明之胸”，如果只是“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人生不会精彩，也干不成大事。那么如何获得成大器的胸怀呢？曾国藩提到了养浩然之气。在给胡林翼的书信中曾国藩谈到自己很欣赏孟子的“善养浩然之气”说和庄子的“逍遥说”。
古时相面者认为气色平和是富贵的象征。而气色凶恶、容貌不端正是贫贱的面相。观看人的气色可以知道情绪的好坏，并且能够预知人的命运。
《麻衣神相》中有观色识人的描述：身三停及面部三停都生得丰满，相貌端正，精神安静，气色和平，是得到富贵的基础，如果相貌生得有缺陷，欹斜不正，色泽昏暗，气色相貌丑恶的，就属于贫贱相貌。而在这方面最精彩的记载要数《大戴礼记》：
欢喜的颜色油然而生；愤怒的颜色怫然而生；有欲望的颜色呕然而生；恐瞑的颜色薄然出现；忧愁悲痛的颜色垒然而静；真正智能之士的颜色难以穷尽；真正仁德之士的颜色受人尊敬；真正勇敢之士的颜色震慑威赫；真正忠心之士的颜色可亲可敬；真正廉洁之士有难以污染的颜色；宁静之士有可以信赖的颜色；本质纯正的颜色明朗皓白，安定镇静；本质欺伪的颜色烦乱不堪，使人厌倦。
看一个人的气色好坏，最好是在他刚起还没有吃早饭的时候，这时人神清气静，没有与人或事物打交道，心态自然，气色真实。观看气色主要看面部，同时也要综合人的各个部位。
除了少数喜怒不形于色和城府很深的人以外，一般人的各种感情都会在外部表露出来，即使有意隐瞒也不一定能够完全隐瞒得住。因此，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可以通过气色来了解其思想性格和内心情绪。
《帝王世纪》有一段记载，说的是商容和殷商百姓恭候周朝军队进入商都朝歌的情景。当毕公来到时，殷商百姓都说这是他们的新君主。但商容却不同意，他认为来人颜色面貌十分威严但呈急躁之色，所以其并非国君。因为君子遇到大事会呈现出诚恐之色。之后太公姜尚到来，这时百姓们都说，这位大概是新君主了。商容依旧否定，他说姜尚的颜色相貌，像鹰一样果敢勇武，像虎一样威武雄壮。此人率军对敌勇往直前、奋不顾身，会增加军士们的勇气，但不可能是新君主。此时，周公旦来到了，殷商百姓又说，这应该是新君主吧。商容还是不同意，他说从此人脸上充满着欢欣喜悦之气，其志向是除去奸佞小人，他并不是天子，而可能是周朝的相国。最后，周武王出现了，殷商百姓说这位无疑一定是新君主了。商容终于不再否认，他说这一位的确是新君主，因为他作为圣德之人，为天下百姓除掉昏聩腐朽的恶君，但是见恶不露怒色，见善不现喜气，颜貌气色十分和谐，所以当是新君主。商容以气色观相，才作出了正确的判断。
人禀气而生，气为至精之宝，“气乃形之本，察之见贤愚”。古人认为，人有寿天、贫富之不同，“气”有清浊、昏明之分，这些都是通过气反映出来。通常，仁厚之人，体现出平和温顺之色；勇敢顽强之人，往往流露刚毅强健之色；而聪明睿智之人，则有达观明朗之色。通过气色，有时甚至能洞察个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和决定。正所谓，观人先观气，气定而神思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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